周秉德:伯伯每月给我们家的补助占他工资的三分之一
秉德：
在生活上，伯伯对我们一家，都要求极为严格，而生活上的关照又极为深切。
伯伯对父亲工作的安排，一开始就指示父亲的领导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他说因为我是国务院总理，对自己的弟弟就应严格对待。
大家知道，五十年前住房的大小，是按照职位高低来分配的，这样我家的住房就很小，我父母一家来到北京安家是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74号东房两间，夏天西晒，冬天西北风刮进来比较冷。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根本住不下，夏天在通风不良的两间小屋里，我刚出生不久的五弟秉和，热得长了满头的疖子。伯父就让我们已经上了学的三个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里的西花厅，而在西花厅，我们也是三个孩子住一间屋里。父母的收入又很低，孩子多，经济上有困难，伯伯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们，直到孩子们陆续参加了工作为止。将近二十年来，常常是我从为他管账的卫士长成元功那里，打收条领出钱来，再送到妈妈手里的，那时感到很自然、很正常，没有想到很多。直到伯伯七妈去世后，从他们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伯伯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二分之一！他们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这个生活补助费，我不在北京时，因为弟弟妹妹还小，就由他的卫士送到我家。后来卫士同志回忆说：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同宇（我父亲字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对我们的生活抚育，是多么的亲切周到、体贴入微、视如己出啊。
但是，在他去世后我才知道，他们自己生活简朴之甚：伯伯在世时，我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知他的内衣、睡衣是补了又补啊！作为纪念，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我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一方面懊悔自己家不该接受他们那么大的恩惠，心疼他穿了那么旧的衣服；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伯伯的崇敬之情。不难想象，以他至高的权位，为亲兄弟安排个美差，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他不去阻拦，他亲兄弟的工作，由组织上安排，职位、收入也都不会差，他自己在生活上，也不必那么过于简朴，甚至窘迫！但他没有，他要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们，与全国老百姓一道过简朴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总理！哪个国家有这样难得的好总理呀？哪个家庭又有这样难得的好兄长、好长辈啊？！什么叫“廉洁奉公”？什么叫“廉政”？这就是榜样！
我年轻时，不懂事，以为反正他们是国家领导人，收入一定多得很（当然我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买冰鞋，向他们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们开口。伯父从不拒绝，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我，他出一半，让我自己也得出一半。我接受了，但当时并不理解。成年之后，才逐步琢磨出伯伯当年的良苦用心：既不让我失望，又使我逐步克服对家庭的依赖，同时让我拿出自己的劳动所得去购买物品，就会懂得爱惜这件东西。他对孩子的教育，都在细微处。
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一书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