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三代”吴俊：坚守田间的“稻草人”

吴俊总结：他每天的生活基本就“三大件”：水稻和稻瘟病互作基础研究及实验；下到50公里开外的田间育种；研究文献写论文。

晚上，22时。位于湖南的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依然灯火通明。

“我们正准备展开关于‘水稻癌症’稻瘟病的一项新理论研究工作。”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边说边打开了面前的“冰箱”——人工气候箱，取出了一盒闻起来像蘑菇气味的器皿。器皿中，装着导致稻瘟病的“本尊”——稻瘟病菌。

年轻人名叫吴俊，35岁，是这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的“袁三代”，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的成员。

用吴俊和记者的交谈来“总结”，他每天的生活基本就“三大件”：水稻和稻瘟病互作基础研究及实验；下到50公里开外的田间育种；研究文献写论文。

这个“每天”，包含“节假日”。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世界领先，但人们却难“察觉”农业科研宝宝们的“心里苦”。离开条件较好的实验室，他们也常经历网红们从“时髦美妞”到“村里翠花”的“切换”。

2013年，吴俊到某外省农科院做一项研究。因实验室和试验田地理位置较偏，为方便研究，他住进了实验楼围墙边的房间。

说是房间，其实是极简陋的工棚。房间不远处，还有一座垃圾场。刚去不久的一天，吴俊半夜迷迷糊糊醒来，想去上公厕。不料，开灯后看到的景象让他瞌睡全无：满地都是“千脚虫”（学名马陆），甚至床上、枕头边都有。

“房间条件不好，一遇到高温潮湿天气，千脚虫就会进来。”吴俊说。尽管很受惊，但过了段时间，他就习惯了和千脚虫做朋友。在这些“朋友”的陪伴中，他成功地克隆出一个稻瘟病无毒基因。

“其实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可能每个人都从事‘高精尖’行业。也需要有人坚守在最基本的‘民以食为天’的‘基层’行业里。”吴俊说。

因为在稻瘟病基础研究领域里的“小成绩”，吴俊很快被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袁隆平团队核心育种专家邓启云看中。不过，这位导师很“现实”，要求吴俊将稻瘟病基础研究，从实验室“搬”到稻田，解决水稻稻瘟病抗性问题。

这位才子心想，这是多么简单。只要把优良抗稻瘟病基因导入水稻品种，再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就能实现。

几年后，他向导师交出了自己按照书本知识，进行的“教科书”级的改良杂交稻组合“作品”。

“作品”的田间表现，让他“喜忧参半”。喜的是，稻瘟病抗性的确得到了有效提高。忧的是，“副作用”也很“成系列”：制种时黑粉病抗性明显下降；组合生育期延长；株形也不再那么挺立。

“结果是，这样的杂交稻组合，无大规模应用价值。这让我学到一个教训，要重视田间实际观察，要虚心向育种专家请教。”自那时起，吴俊逐步开始水稻稻瘟病抗病育种研究。

据2017年数据，中国净进口大豆9553万吨，净进口谷物3371万吨。按当年同类单产计，需增加8.86亿亩农田，才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不过，“增田地”显然不现实。那就只能走提高水稻亩单产的另一条“罗马道路”。

“有人认为，生活水平提高了，超级稻培育重‘质’要高于重‘量’。不过，‘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坚持追求超高产目标的原因。在他的感染下，我们都愿做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稻草人’。”吴俊说。

“我国从事超级杂交稻科研的年轻一代，真的很有使命感和责任心。”邓启云说，他向记者回忆了一桩往事。

2009年春，邓启云带领团队，在海南繁殖出了4万多斤自己刚研发出的新两系不育系Y58S原种。这批珍贵原种，一旦被偷或破坏，将严重影响当时种业市场的稳定。

为此，邓启云加强了“晒种”和防盗工作的人手。尽管如此，吴俊等课题组成员，依然自发地到晒场值夜，守护这一批宝贵的原种。

“半夜我到晒场，看到一个个孩子脸上被蚊子叮得很红肿，却没有用蚊香。我很纳闷。吴俊的解释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他们年轻人睡眠深，担心睡熟了，发现不了偷种的人。所以，大家特意不用蚊香，让蚊子‘帮’他们保持清醒。你说，有这样一帮年轻人，何愁中国杂交水稻事业后继无人？”邓启云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