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的疾控人：日出，意味着工作的结束
2020年6月16日，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
升级的背后是严峻的防控形势。6月11日，北京中断了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记录，再次出现本地病例。目前，疫情已波及9个区、28个街道，并在三个省份引发相关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环境消杀……在这一非常时期，日常“悄无声息”的疾控人再度“逆行”，冲在一线。
“一天接了近2000个电话”编辑本段
6月17日上午8：30分，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
“您好，这里是朝阳区健康咨询服务热线。”5名接线员忙碌地回答着咨询热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电话被打爆了。”北京朝阳健康服务电话指挥调度平台副组长韩晓燕说。6月16日晚22点，“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示，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当晚23时起，咨询电话猛增，接线员们一直忙碌到凌晨四点多，咨询电话才慢慢减少。“大家几乎一宿没睡。”韩晓燕说。
这是因新冠疫情专门设立的24小时咨询热线。韩晓燕介绍，为给公众提供疫情相关咨询、心理安抚，朝阳区于1月27日组建了健康服务电话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由社会志愿者、疾控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退休医务人员等组成，搭建起疫情期间政府、医护与群众的交流平台。
平台设有5部电话，白天有5人接听，晚上3人，24小时不休息，“累了，夜班轮流在隔壁眯一会儿。”韩晓燕指着隔壁房间里的几张钢丝床说。
韩晓燕告诉记者，近几日，北京疫情形势变化快，政府也不断调整政策，为了准确解答百姓的问题，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6点，都要对接线员进行培训。
疫情突变，咨询电话也随之暴增。“接听量比前期日均增长近7倍，最多一天接了近2000个电话。”韩晓燕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从1月27日建立至今，近5个月，平台共接听电话2万次，相当于一天就接听了5个月总量的十分之一。
“除了接听电话，我们还会对来电内容进行统计分析。”韩晓燕说，比如，16日晚的发布会后，公众咨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到哪儿能做核酸”、“出京需要携带哪些证件和证明”、“如何到医院就诊”等问题，其中核酸检测相关咨询占到了92.83%。“对于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们将汇总至上级部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解答百姓疑问，提升传播效率。”
“手有点儿麻。”刚刚熬了一个通宵的许志远放下电话，甩了甩手臂。
许志远是朝阳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热线中，有些问题需要专业人员回答，于是，疾控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加入其中。不仅自己参与，大家还发动亲友做志愿者，韩晓燕就动员自己的女儿，成为一名志愿者接线员，“我们单位很多职工家属都成为了公益志愿者。”韩晓燕说。
流调是门技术活儿编辑本段
“抱歉，实在太忙了。”6月17日16：40，记者终于拨通了北京市顺义区疾控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控制科科长张松建的电话，因接到紧急任务，采访被数次打断。6月12日，北京新增6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人家住丰台区西罗园街道马家堡东路，曾于6月6日到顺义石门市场采购，9日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我们第一时间追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对辖区密接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挨个建立台账，连夜对全区农贸市场开展核酸采样及消杀技术指导。” 张松建说。
在张松建看来，各区各部门协作积极配合，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起了突出作用。“其他区县通过摸排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一旦发现与顺义区有关，会立即通报相关信息。这样，顺义区可以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对确诊病例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进行调查，及早发现危险因素。”
此外，顺义区市场管理人员也非常敏感，发现有病例来过市场，便逐级向上报。区疾控中心通过各种线索对危险人员进行摸排，通过监控录像和市场管理人员调查，掌握其活动轨迹，判断可能产生的密切接触者者，然后采样并送到集中隔离观察点进行隔离。
“区里当天就对去过新发地的人员、相关食品及环境进行采样，半天采集了一千多个件，这在全市应该是除了新发地市场地区做的最快最多的。”张松建说。
采访中，张松建多次提及，高质量的流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假如流调不详细，就可能会漏掉关键环节，一传传一片，从而出现不可控的因素。必须要关口前移，早发现、早控制，才能保证疫情不扩散。”
张松建坦言，目前各部门积极配合，技术上的困难都能克服。但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非常大，各个社区、基层卫生院都在连夜工作，各种检测设备都在不停班地运转，“感觉各种承载能力几乎已经到了极限”。为了保证流调组的人力，顺义区疾控中心抽调了30人支援流调组。“流调组24小时都有人盯着，同时随时待命支援其他区县开展相应调查工作。假如遇到特大疫情人手不够的情况，会立即启动将近200人的基层流调队，保证24小时有人出动。”
“日出，意味着我们工作的结束”编辑本段
6月13日，沈阳市新增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均为6月12日北京市确诊病例刘某某的关联病例，其中一例的居住地在朝阳区。
“需要对病家进行消杀。”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李雨霏说，接到任务，她和同事立即赶往确诊病人住所。“我们做了物表的喷洒消毒和重点部位及地面擦拭消毒。”
由于患者家属仍在家居住，为了尽量减少消毒液对呼吸系统的刺激，李雨霏和同事选择了用抹布，跪在地上，一寸寸的擦拭。
这不是李雨霏第一次参与病家消毒。她告诉记者，除了技术问题，还需要做好病例家属以及左邻右舍安抚和健康宣教。一般情况下，得知身边有新冠确诊患者，左邻右舍往往会很恐惧，担心气溶胶传播，经常要求疾控人员把整个楼道进行消杀。
这时，李雨霏和同事一方面要进行科普宣教，“告知他们，不必过度消杀，但要经常开窗通风，尤其要形成对流空气。”同时，要做好家属和邻居的心理安抚工作，指导物业科学消毒。为了避免引起恐慌，疾控人员经常要在晚间完成家庭消杀工作，“日出，意味着我们工作的结束。”
熬红的双眼、衬衣上清晰可见的白色汗碱，已经连续多日奋战在实验室检测一线的北京朝阳区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副科长王海滨背靠更衣柜，疲惫地坐在休息室的角落。
“没见过这个阵势。”王海滨坦言，包括他在内，科室里以“80后”为主，对于SARS、甲流乃至禽流感，只有耳闻，未曾目睹，近几日，检测量猛增，最多的一天，接收了近5000个样本。
烈日下，身着防护服的采样人员将采集的样本送至实验室，“我们必须把好这最后一关，给出准确结论。”王海滨说。
“先不说了，干活儿去。”短暂的采访后，王海滨敲了敲酸痛的脊背，向实验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