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杭州与黔东南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故事

在杭州帮扶参与作用下，黔东南贫困人口已从2014年初的120.64万人降至2019年底的4.86万人，今年将全部实现脱贫。究竟是怎样的信念和努力，让千百年来存在于此的贫困走向消失？

位于从江县的杭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百香果示范基地。

两年前，浙江杭州来的扶贫干部胡彪刚到任贵州黔东南天柱县，县长问候他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预想中的感谢，而是“来对地方了，这趟挂职扶贫将是对你最好的国情教育”。

今年不少人为“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仅有1000元”感叹时，胡彪并未感到意外——两年多的日与夜已令他清楚，中国的面貌是那么具有张力，除了东部沿海城市愈加高耸的天际线，还有西部山区仍待改变的贫穷与落后。

杭州与黔东南，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得到快速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省份——浙江的省会，一个则是中国的“贫中之贫”——贵州曾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黔东南的贫困发生率则是该省各州市第一。2019年，黔东南全州存款为1462.7亿元，未及杭州全市存款的三十分之一。

在杭州帮扶参与作用下，黔东南贫困人口已从2014年初的120.64万人降至2019年底的4.86万人，今年将全部实现脱贫。究竟是怎样的信念和努力，让千百年来存在于此的贫困走向消失？

2020年，中国的脱贫标准十分明确：贫困户年收入达4000元左右，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曾有令人震撼的现实对比。

黔东南一位县级干部告诉记者，几年前，扶贫干部到当地最偏远的贫困村考察，仍能见到赤脚走路、衣衫褴褛的村民，“揭开贫困户的锅盖，根本看不出煮的什么东西。”

“因为交通落后和信息闭塞，山区老百姓还过着原始农耕生活，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外面变成什么样。”这位干部说，在前所未有的脱贫力度下，绝对贫困现象如今已成历史。但脱贫仍是一条任重道远的漫漫长路。

黔东南州委常委、副州长，杭州市帮扶黔东南工作队队长沈翔认为，“直接发钱”就能快速脱贫，但这并不长久。“我们要围绕产业、就业和社会事业，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贫困的问题，付出最艰难的努力。”

实现脱贫需要时间、耐心和复杂的传导机制。这有过教训：一位基层扶贫干部回忆，当地曾经通过发放家禽、牲畜等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到年底收购时，发下去的猪、鱼都被吃掉了。”

贫在生计，困于思维，这是最为根本的致贫因素之一。

2013年起，杭州开始帮扶黔东南。2018年以来，杭州投入近21亿元资金，与当地一起令帮扶模式和效能发生根本性转变。以产业扶贫为切口，如沈翔所说，这一过程“成之惟艰”。

丹寨县扶贫办副主任、杭州挂职干部徐赟回忆，2018年，经过调研，当地决定引进浙商——浙丹公司在丹寨县试种吊瓜，并投入资金帮助产业启动。东西部思维的差异与碰撞随之而来。

烧茶村吊瓜与板蓝根套种基地。

“发展产业要集中土地，开始村民宁愿种水稻等自给自足，也不愿把土地流转出来。一些村干部也比较保守，把搞产业简单当成完成任务。我们选择在烧茶村落地项目，也是因为当地干部比较有经营理念。”徐赟说。

与西部思维不同，提高“亩产”是东部的“本能反应”——在徐赟原本供职的高新区(滨江)，以60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实现了近1600亿的GDP，精品农业产品已出口至日本等国。

“用有限土地因地制宜创造更多价值。”徐赟说，选择吊瓜与板蓝根种植本身就是实践——吊瓜与板蓝根都是中药材，套种可提高土地利用率，每亩地年均利润可达4500元。2018年当年，这一产业就使烧茶村脱贫——当地之前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仅能满足村民温饱。

烧茶村党支部书记杨秀贤说，过去发展产业最愁销路。浙丹公司采取“订单种植、保底价收购”模式，超出承诺价收购。参与项目贫困户人均年增收万元以上，带动包括周边村民超600人务工。

在此务工的兴仁镇甲脚村贫困户李道芝告诉记者，自己一家7口人，有4个孙辈，过去家里穷，顿顿吃青菜，饿了就多喝水，现在则“顿顿都能吃上肉”。

两年来，为带动更多人转变“小农经济”发展思路，当地已组织1200余人次参与脱贫培训，培训班的费用全部出自协作资金。

“2019年开始，已经有村民主动找浙丹公司买吊瓜苗，过去不愿意流转土地的人也主动参与。这符合我们帮扶的最终方向，那就是让村民更有主动性，用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脱贫。”徐赟说。

丹寨县发生的改变在黔东南许多地方都可见踪影。

“剑河食用菌、岑巩种桑养蚕、雷山与黎平茶叶、丹寨吊瓜中药材套种等都实现规模化生产，这些项目不断完善了黔东南产业结构，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带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黔东南州扶贫办主任杨晓燕说。

她介绍，2018年以来，以农村产业革命为突破口，杭州对口帮扶黔东南资金重点投入16.7亿元，面向坝区农业和林下经济实施特色产业项目，带动22.7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模式之变，在天柱县的土鸡产业能看到雏形：2018年，杭州建德市三弟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引入天柱，使当地土鸡产业短时间内形成生态养鸡全产业链。

天柱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挂职干部胡彪说：“黔东南有产业想象空间。我们和本地干部反复上门最终打动企业。杭州的干部也把亲商安商环境带到了这里，让企业稳得住。”

胡彪(右)介绍杭州帮扶熊英(左)发展电商的过程。

随着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硬件逐渐投用，天柱土鸡终于有条件远距离销售，今年成功进入杭州、广州等市场，黔东南其他10个县也主动与当地进行产业对接。

天柱土鸡的故事，还因杭州电商基因的赋能得到延伸。

返乡创办养鸡场的大学生熊英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家里的2000多只走地鸡滞销，耽误一天就是400多元成本。今年5月，自己在杭州的帮扶下做起电商，借本地养鸡全产业链及杭州余杭一场公益直播活动，把土鸡卖到北京、上海等地，“我还会继续做电商，争取开创一个自己的品牌。”

天柱职校师生在熊英的养鸡场进行直播。

帮熊英建立并运营电商平台的是一支本地团队——天柱县中等职业学校(下称天柱职校)电商专业的师生。

“我们已经把熊英的养鸡场定为天柱职校电商基地。”今年到天柱职校挂职副校长的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教师汪赟说，由于职业教育理念的落后，职校学生缺乏与市场接轨的实践。“我们希望让师生把技术真正用到本地发展上，即使最后扶贫干部都离开了，电商的这套方法和市场价值观依旧能引导当地产业更好发展。”

榕江县电商服务中心，侗族小伙吴汗军在接受直播培训。

正在熊英的养鸡场进行直播的天柱职校电商专业学生龙榕说，自己原想毕业后去外面工作。现在，杭州的老师手把手教电商、直播技术，让她更想留在天柱，帮助销售家乡特色农产品。

“只有我们成长了，家乡才会慢慢变好。”与龙榕一样，正在榕江县电商服务中心学习直播带货的侗族小伙吴汗军也有了扎根家乡的想法——他所在的榕江县电商服务中心由杭州帮扶设立，已为3000多人次返乡青年、基层干部进行电商培训，138名学员开设网店。

“在今年杭州电子消费券‘消费扶贫’活动中，杭州仅用七天时间，帮助我们开设淘宝店铺‘寻黔记’，成交订单6万余笔。”杨晓燕说，通过引入阿里巴巴、网易严选、云集、贝贝网等龙头企业，黔东南全州线上销售能力不断提升，累计帮助销售农特产品9.11亿元。

黔东南全面脱贫的时刻即将到来——按贵州设定的时间线，今年6月底，黔东南仅剩的两个深度贫困县从江县、榕江县需全部达到脱贫摘帽条件。

受疫情影响，高考被推迟到7月初。从江县第一民族中学(下称从江一中)的高三学生亦将迎来最后的挑战。

杭州帮扶从江一中的部分教师(左4为刘诚平)。

学校举行高考誓师大会那天，杭州来的老校长刘诚平在食堂自费备下一头大黄牛。“本地孩子都喜欢吃牛肉。那天打饭的时候，听说有牛肉，很多女生跑的比男孩子还要快。”刘诚平说。

2019年，已退休的刘诚平到从江一中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往年高考本科录取率约10%，而在刘诚平曾担任负责人的杭州学军中学，这一数字超过90%。

在此帮扶的杭州物理老师沈扬波记得，在教圆周运动知识点时，班里没有一个学生体验过物理书上用图片展示的游乐场大转盘项目——图片解释是：圆周运动是一种常见的运动。

“从江一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大多数学生长期留守，学习能力较弱。对贫困地区而言，扶智显得尤为重要。”刘诚平说，到任后，学校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学生对外界的渴望，让他感到“比想象中好”。“从江对教育很重视，可以说把全县最平的一片地给学校建设了标准跑道，这给了我们信心。”

近一年来，围绕如何将东部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嫁接到西部，杭州帮扶教师团队花了不少心思。

杭州来的数学老师举办首届数学竞赛，试图在学生基础普遍薄弱的情况下树立榜样；语文老师请朋友出资，为全校学生定《语文报》提升素养，今年秋季还准备带学生去东部“见世面”；疫情期间，“门对门”住的帮扶教师和学生抓住每分每秒“抢回失去的时间”；学校组建9个学科工作室、4个县级名师工作室和1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带动教师发展……

扶智成效初现：高考前的测试上，从江一中达到本科录取线人数较往年提高100人，其中一本录取线人数提高3成以上。另一个现象更喜人：从江往年中考前50名的学生往往选择到州府凯里等地就读。今年，优质生源外流势头逆转，从江一中招到更多好底子新生。

“希望能有更多师资和资金帮扶从江、帮助学生。这些学生能进入大学，改善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甚至能影响整个寨子。”刘诚平说。

扶贫、扶智、输血、造血……杭州和黔东南的种种努力，构成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无法言尽的发展故事。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邓小平提出该设想四十余年后，杭黔两地正怀揣“但行前路，无问西东”的恒心，朝歼灭贫困的目标作着最后的冲刺。

2018年以来，当中国人均GDP逐步踏上1万美元台阶，早已跻身“平均线以上”的杭州，有38名扶贫干部和累计991名医学、教育、农业等专业技术人才自愿选择“平均线以下”，带着东部思维投身黔东南，让两地跨越一千多公里的发展曲线更趋平直。

正在榕江县月亮故乡非遗文创中心“千匠百艺”扶贫车间工作的妇女。

正如一位教育专业技术人才所说，“扶贫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近8年来，30余人因公倒在黔东南脱贫攻坚一线，镌刻于仍在书写的中国减贫史。

“以帮扶方式平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有格局的文明之邦，真正可以做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受到协作资金帮助的返乡创业者、榕江县月亮故乡非遗文创中心负责人刘林洋说。

杭黔华鼎服装产业园总经理唐炎认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意义不止在提升西部，还在于推动东部产业转移与扩大内需市场。“我对未来有信心，因为扶贫项目不会终止，本地营商环境也在逐渐改变。”

2021年4月，胡彪将结束挂职。挂职期间，他曾亲眼目睹过去只在影视剧中存在的画面——由于经费紧张，一位乡镇干部扛着工具，一起和老百姓给贫困村修路。

榕江县车江坝区的扶贫冲刺标语。

“‘为人民服务’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只要心怀人民，为老百姓办有益的事，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这是我来扶贫最深刻的感受，也会把它带回杭州。”胡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