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百名“改革先锋”唯一健在的作家
在去年12月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中作家只有两位，一是路遥，一是蒋子龙。路遥已经去世，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的创始者，是名单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农家小子、产业工人、海军绘图战士……如此多的经历，会如何影响这位贴有“改革文学”标签的作家?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几乎每篇作品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论与波动。作为“改革文学”的扛旗人物，蒋子龙坦言自己从未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只有当‘改革’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14岁之前，蒋子龙都在沧州农村度过。“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们村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了。他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材”。
蒋子龙回忆打小受到的文学熏陶，大概是上到小学四年级时，成了村里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因为我能识文断字，《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
初中毕业后，蒋子龙考入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1960年毕业后当了几个月工人，又以天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海军制图学校，成了一名军人。正赶上北部湾战争，毕业后被分到了天津塘沽的海军司令部制图大队，为越南制图。很快蒋子龙便当上了组长，成了技术能手。对这段经历，蒋子龙一直颇为珍惜，他曾在《自述人生》一书中写道:“至今，我一想到中国军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的。”
1965年，复员的蒋子龙回到天津重型机械厂。那时候，天津正处于上升势头，厂子也很红火，是全国八大重机厂之一。厂长冯文彬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十年间，蒋子龙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凭借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的大车间主任。只是蒋子龙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他后来的文学筋骨。
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蒋子龙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生存环境稍一改善，蒋子龙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在部队，蒋子龙就常为文艺宣传队编写节目，也常给报社投稿，可总是被退稿。
文宣队一次偶然的“成功”，却彻底改变了蒋子龙的文学态度。有次到一个村里去演出，当进行到蒋子龙创作的诗朗诵表演时，有的社员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产生了一阵阵战栗，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
以前只将发表作为目的的蒋子龙解开了心结，他通宵写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然后他的写作越来越顺畅，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写，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发表在了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
蒋子龙曾自我评价，自己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对创作很有帮助。“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
1976年是蒋子龙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人民文学》约稿，发表了他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却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他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个造反派用砖头砸到蒋子龙脸上，险些让他变成独眼龙……可到了十二月份，他又重新被任命为代理车间主任。
蒋子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却发现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机器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没有自主权是蒋子龙作为企业中层管理者最大的困惑，想突破困局，却没有“尚方宝剑”。
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到天津向蒋子龙道歉并约稿，要作者别记恨编辑部，再给他们写稿，当时蒋子龙回答，“现在写小说很难，但是发发牢骚可以。”《人民文学》编辑马上点头，“行，你就发牢骚。”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主人公乔光朴自愿放弃公司经理的美差，立下军令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蒋子龙说:“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没有铺开，我那个厂子是有代表性的，我的困惑就是这些企业都有的困惑，所以他才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才能引起共鸣。”
与“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弥漫的哀怨情绪不同，《乔厂长上任记》更关注社会现实，揭示了改革开放大潮下都市工业群落的生存状态，使其与老套的“工业文学”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评论认为，小说对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挖掘还不够，也充满了对数字和效率的崇拜，但“乔厂长”身上所洋溢的时代气息依然让人触动。回忆往事，蒋子龙讲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石化企业，新调来一个党委书记，有人专门送给他一本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学》，让看这本书，然后按照这个书来整顿企业。”
可这部小说，也把蒋子龙牵进了文学的漩涡。因为受相关领导牵连，《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一家报纸连续发表了14个版的批判文章，一位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长文后，还带着介绍信到工厂查蒋子龙的老底。直到1979年10月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一周，《乔厂长上任记》终于被定性为“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蒋子龙直率的性格、犀利的笔锋，使他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饱受争议:1980年的《开拓者》、1984年的《燕赵悲歌》、1986年的《收审记》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也一样“多灾多难”。蒋子龙自己数过，自“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天津有五届市里的领导点名批判或批评过他。
身处漩涡中心的他能坦然面对吗?蒋子龙曾坦言，《机电局长的一天》挨批时他是真紧张过，对以后的诸多“点名”，却逐渐有了抗药性。说一点不生气是假的，说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也是假的。“后来批得我性起，每当看到报刊上又发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火腿肠，当夜必须要拉出一个短篇小说，改好后抄清楚寄走。”
经历了一场场文学讨论与争议的风雨，本已处于工业题材创作高峰期的蒋子龙却又遇到了一个坎，他的创作瓶颈期到来了，甚至自感“走投无路”。
他在《“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一文中写道:“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实的变化，“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工业文明理解的加深，很多问题困扰着他，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
1997年，蛰伏许久的蒋子龙投入到了历时11年、被认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农民帝国》的书写当中。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童年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一生。”尽管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蒋子龙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每天看天气预报时，脑子里总是先想到对农村的影响，很自然地和庄稼的生长联系起来，眼下是什么季节，地里缺不缺雨?因此，一直视现实主义为创作根本的蒋子龙，认为自己应该写一部关于农民小说。
《农民帝国》以改革初期一个普通的小村落——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郭存先等一批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写了农民在改革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生活。村子坐落于华北平原海浸区大东洼，用小说中的话说:“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饭，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儿特别多。”如此贫穷落后的郭家店，居然奇迹般成了举国闻名的样板村，依仗着的正是郭存先这样一个带头人。只是，蒋子龙的笔触从来都是现实的，他不会将主人公简单设定为高大上的正面形象，从贫穷到暴富到跌落，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作者剖析了郭存先的人性蜕变，令人唏嘘令人回味。
为了写《农民帝国》，蒋子龙去农村待了很长时间，因为他表示这部小说写得并不顺畅，常常有想放弃的时刻，主要是卡在对农村生活的认识上。所以他有意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广东、河南、山东、天津的农村，都留下了蒋子龙的足迹。
已出版了近百部书、包括14卷文集的蒋子龙一直对创作充满激情，面对“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的提问，蒋子龙说:“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