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以《红高梁》震动文坛 用灵性激活历史

《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也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的莫言

    1990年，写作时的莫言。

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震动了整个文坛。小说以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壮怀激烈的民间抗日故事，赞颂民族大义，弘扬民族精神。这部小说是强悍的生命力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小说的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令无数读者震撼、感动。《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也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

1985年秋，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莫言与几个当时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学员一起，去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正是这次座谈会促使他在3个多月后拿出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抗日题材小说，这便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

这个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与以往的座谈会略有不同，既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也意在促使军事文学创作出现更多的大作品。会上，一批老军旅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甚为担忧，他们拿苏联的战争文学与中国的作比较，说苏联的卫国战争虽然只打了4年，但是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层出不穷，孕育出了5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而我国有着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历史，却没有产生多少战争文学，更没有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文学经典。而中国的新军旅作家更是面临着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问题，这影响着军旅文学创作的发展。

老军旅作家们对经验断代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莫言颇不以为然，“我当时就说，我们固然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我们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我们虽然没有亲自打过仗，这种间接经验还是有的。我们毕竟当过兵，也搞过军事演习。没有亲手杀过敌人，但看过杀猪、杀鸡的，都可以移植到我们这边来。”一些老作家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这让年轻气盛的莫言憋着一股子劲。

莫言能够很快拿出一部令老军旅作家信服的战争文学作品来，容易让人归功于其天才的创造力。其实，《红高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言青年时期的工友张世家为他提供的发生在家乡的抗日战争素材。

莫言在《〈红高粱〉与张世家》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红高粱》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细节。1983年的春节，莫言回老家山东高密探亲访友，与旧时的工友张世家喝酒。张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军事文学创作，“根本就不行”，并质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随后，他向莫言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历史。张世家是公婆庙村人，他的一个亲属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对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头埋下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余口，整个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则悲惨的抗日战争故事，最初并没有引起莫言的创作兴趣，直到几年后他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这则故事猛然撞击了他的灵感之钟。

莫言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也协助其完成了这部并非来自自身战争经验的作品。莫言1976年参军入伍后一直没有得到上战场的机会，对于战争氛围的铺垫可谓无从下手，然而莫言想起了他在黄县当兵期间，一次雾中检靶时差点被误伤的经历。靶场上的他栽倒在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我进入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粱》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如果光有战争新素材的获得与战争感觉的把握，莫言的《红高粱》还是难以完成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五老峰”的逾越。“五老峰”即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在教条主义影响下，军事文学创作一度呈现出历史战争题材单一、主题思想浅显、艺术手法陈旧的创作倾向。《红高粱》的成功还得益于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莫言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小说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往往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莫言意识到，新一代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他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作家营造一个战争的环境，再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也是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与手法的重新理解。

莫言对战争素材的提炼、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使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非常顺利，“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抄改完毕”。小说在1985年年底经历两周的时间完成，本该刊发于《人民文学》——一直紧盯莫言创作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在《红高粱》创作之初，就向莫言下了“订单”。然而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半路“劫”走了。

朱伟与莫言的相识缘于莫言刊发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朱伟看后很喜欢，“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因为这篇小说，莫言接到了《人民文学》在1985年夏天举办的青年创作研讨会的邀请，朱伟与莫言由此相识。此后，朱伟就开始向莫言约稿，“从1985年到1986年年底，我骑着一辆凤凰牌破自行车，就这样经常跑军艺，莫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追踪目标。他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爆炸》”。《爆炸》刊发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从这部中篇小说，朱伟看到了莫言叙事中那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由此也更加看重莫言的创作。

在《爆炸》发表后，莫言与朱伟首次谈起他想以家乡高密为背景，创作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构想：“高密家乡有太多精彩的土匪传奇，高粱地为土匪出没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朱伟听到后，对这个创作话题极感兴趣，就预先向莫言“订货”，叮嘱他，“第一篇写完了一定要先给我”。鉴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各大编辑部之间抢稿事件时有发生，朱伟隔三岔五地去看莫言，但又不敢过多询问莫言的写作进度。一次看望莫言时，问他写完没有，莫言说他刚写完，但稿子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拿走了。朱伟当场就急了：“我们事先已经说好的，怎么能写完就给了他呢？”莫言也很无奈：章仲锷是文坛伯乐，《十月》杂志的创刊人之一，他提出想看看稿子，“坐在那儿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朱伟当时就生气了，对莫言说：“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

朱伟又自己给章仲锷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很严厉地说：“老章，你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给我把稿子退回来。”事后，朱伟说，亏得章仲锷老先生雅量，在电话里并没有和他争辩，过了两天他就收到章仲锷退回的稿子，《红高粱》最终得以顺利地刊登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小说刊发前正值春节，莫言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的好评。

《红高粱》讲述了高密东北乡“我爷爷”余占鳌组织民间力量，在孙家口村大桥头设立伏击圈抗日的故事。在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从“土匪头”转变为“抗日英雄”的余占鳌形象。

“我爷爷”余占鳌原是一名轿夫，在送新娘子到十八坡李大头家时遇到劫匪，他奋勇救下了新娘戴凤莲，同时爱上了她。余占鳌与戴凤莲在高粱地相爱，从而让戴凤莲成了“我奶奶”。余占鳌因生活所迫经常在高粱地杀人越货而落草成土匪头。然而，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余占鳌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成就民族大义这一边：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胩饼，还在乎王大爪子……”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作为土匪头夫人的戴凤莲，也有响遏行云的豪气，主动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

冷支队长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的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

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

冷支队长端起酒，喝了半碗。放下碗，他说：“余司令，兄弟不胜酒力，告辞啦！”

奶奶按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哼哼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队长说：“打。”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为土匪头的“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余占鳌率领一支由二十多个村民组成的民间抗击力量，领导了一场悲壮的青杀口伏击战，力战到最后一刻：

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车一前一后封锁着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血一样的红高梁。

《红高粱》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在1985年前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格外抢眼。

小说以大片大片火一样红的高梁地，象征着这方土地上的人民强悍的生命力：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红高粱》在《人民文学》刊发以后，《当代作家评论》于1986年第4期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莫言作品的文章，一时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莫言从1984年的寂寂无名，到1985年初因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崭露头角，而后继续发力，1985年共发表了5个中篇、8个短篇，还有几篇散文随笔，这一骄人的成绩让文坛记住了莫言，也让莫言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1986年初《红高粱》的横空出世以及评论界的共同关注，使得莫言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一下子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这一年评论莫言的文章有40多篇，对《红高粱》进行专论的就有近20篇。

评论家雷达读罢《红高粱》，“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悚和惊异：震悚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鲜血，那一直渗沥到筋肉的真实感觉；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

作家从维熙在《“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新作“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忽而荡出一叶小舟”的潇洒之作。李清泉在《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中称赞道：“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红高粱》受到了文坛评论界的一致推崇，很多重量级的批评家纷纷撰文分析莫言的文本，如李书磊的《文体解放与观念解放——也谈〈红高粱〉》，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陈思和的《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李洁非、张陵的《精神分析学与〈红高粱〉的叙事结构》等。这些评论文章全方位地对《红高粱》进行了评点，“红高粱”的象征寓意、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就连小说中余占鳌恶作剧地在高粱酒中撒尿而意外地酿出好酒的细节也为人津津乐道。

浓郁的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与高涨的爱国热情相融合，成就了电影《红高粱》

《红高粱》也让影视界对其“虎视眈眈”。1986年夏天，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张艺谋找到莫言，提出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莫言、朱伟与陈剑雨三人共同承担电影剧本的改写。莫言对张艺谋非常信任，“什么要求也没提”，他认为把小说文本交给张艺谋是对其小说最好的交代。

《红高粱》电影剧本的改编与同名小说差别很大。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叙事上。小说文本的叙事采用了意识流和倒叙的双线结构手法：一方面用意识流的方式讲述“我爷爷”余司令带领村民在孙家口桥头伏击日本汽车的故事，另一方运用倒叙、插叙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情爱故事，最后两条线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民间力量抗日的悲剧故事。电影剧本的叙事则采用了单线结构手法，清晰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我爷爷”“我奶奶”谋划在高粱地里打伏击战的故事，加强了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内容，凸显人物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生存方式。其次，电影剧本删除了小说中任副官与冷支队两个人物的内容，把一个复杂的抗战故事变成一个纯粹的民间自发组织抗日的故事。另外，电影增加了余占鳌“肉铺斗秃三炮”的情节，增加了两次《酒神曲》的演唱，使作品变得更加富有民间色彩和浪漫色彩。“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电影插曲迅速传唱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动记忆。

《红高粱》电影剧本的改编，使叙事变得更加流畅，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与高涨的爱国热情相融合，成就了电影《红高粱》。1987年，电影《红高粱》完成拍摄并开始上映，迅速打动了亿万观众，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2月，《红高粱》在联邦德国上映，一举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在国外电影节获奖的作品。电影《红高粱》的巨大成功反过来又扩大了小说《红高粱》文本的影响，也让青年作家莫言与青年导演张艺谋开始有了走向国际舞台的“野心”。

《红高粱》及其后续的《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一系列作品成就了莫言“高密东北乡”传奇抗战故事。《红高粱》的爆红不但使莫言在中国文坛名声大噪，也让世界文坛的翻译者们对他的作品青睐有加。《红高粱》与稍后出版的《红高粱家族》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希伯来文、挪威文、瑞典文、越南文、韩文等多国语言文字。2001年，《红高粱家族》还被《今日世界文学》杂志评为75年来全世界40部杰出作品之一，也是入选的唯一一部中文小说。

在《红高粱》之后，莫言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稳健。然而，莫言又是一个不容易满足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求新求变，接连创作出《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小说，不断向更高的文学殿堂攀登。

2001年，鉴于莫言创作上的突出成绩，中国作协决定将“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颁发给莫言，授奖词这样写道：“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2012年10月，莫言凭借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