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高手黄文田：日寇惧怕的“黄老虎”

黄文田是清代武状元黄仁勇的同村同族裔孙。1914年，他考上了广东海军学校，1919年毕业以后，又就读于吴淞、烟台的海军学校以及南京海军枪炮鱼雷学校。

1898年，在潮州市潮安县孚中村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家人为他起名黄文田，字力耕，寄托着这个工商业地主家庭里长辈的希望。但是，这个男孩子长大以后，“耕”的并非脚下的黄土，而是更加广阔的江海。他的名字和抗日战争中我国海军孱弱但坚毅的身影融为一体。70多年前，发生在西江的那一场惨烈的马口之战，遏制了日军突进的势头，而他的名字也因此被载入了史册。

黄文田是清代武状元黄仁勇的同村同族裔孙。1914年，他考上了广东海军学校，1919年毕业以后，又就读于吴淞、烟台的海军学校以及南京海军枪炮鱼雷学校。

黄文田一生宦途坎坷。从1914年进军校至抗战结束的30多年里，他先后更换了20多个职务，被解职赋闲失业达五六次之多。1932年后，因官场纷争、政治不稳等原因，黄文田被解职。在以后的四年时间，他在广东航海学校教书，当过驾驶科主任，也当过温州船舶登记所主任和广东缉私处督察员。最后才在军方人士的推荐下重返军界，在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兼任总司令的第四路军总司令部下面的参谋处任上校参谋。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先后任命他担任挺进第七纵队副司令、粤桂江防司令部少将司令等职。在实战中，其才干与英勇守土的精神远超越先祖黄仁勇，是当时的广东名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粤桂江防司令部撤销，黄文田只好解甲归田。他从南京回潮州途经上海，特地拜访他的老上司李济深，李鼓励他急流勇退，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使黄文田矢志不再登仕途。

回到家乡孚中村后，目睹家园伤痕累累，他率众兴修水利，挖通双溪嘴农田排灌渠，修筑战时被毁坏的村道，并创办了孚中小学，造福乡人。其间，他一再婉拒官方要他出山的邀请。最后，他应邀到汕头当一名引水员，自食其力，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凸显出他的高风亮节。

1938年10月21曰，广州沦陷，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退守西江，司令部设在广西梧州。日军沿广三铁路推进，占领了三水、河口等地并开始高筑炮垒。10月26日，黄文田果断率领六舰，乘敌人脚跟尚未站稳之际向其猛攻，与驻扎于思贤窖、马口山上的日军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激烈炮战，摧毁敌军炮垒4座。当各舰正冲击金利马口岗时，日军的岸上炮台突然猛烈向舰队发炮，同时派出飞机对舰队进行轰炸，担任旗舰的执信舰不幸被敌炮击中，毁沉江底，兵员死伤逾半，舰长李锡熙受重伤后殉国，其他舰艇也有损伤。由于力量悬殊，黄文田遂命令撤退。马口之战是广东抗日以来少有的反击战，遏制了日军突进的势头。

1939年10月，黄文田在肇庆桃溪村召开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由水雷队队长黄韬负责修建“海军马口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全体官兵捐资、施工，1940年5月建成。纪念碑至今仍矗立江滨，为肇庆唯一留存至今的海军抗战纪念碑。

马口战斗结束后数日内，日军飞机对西江各舰实施轮番轰炸，除“平西”炮艇外，其他舰艇被尽数炸沉，至此，广东海军的作战舰艇基本上损失殆尽。但广东海军并未放弃战斗，海军官兵或上岸作战，或组成水雷队，继续扼守羚羊峡、高要一线，遏制日军溯江西犯。由于中国守军在西江肇庆段层层设防，日军始终无法打通西江入侵广西，进窥西南大后方，中日双方在这条战线上一直相持到1944年9月。豫湘桂会战中，肇庆全境沦入敌手，西江防线随之弃守。此前6年间，日军不得不采取迂回兜击的方法，由海路登陆广西发动桂南会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小的广东海军已竭尽所能拖住日军的入侵步伐，为中国陆军在粤、桂、黔的作战争取了宝贵的回旋空间。

在豫湘桂会战中，黄文田率官兵担负起狙击日军的重任。日寇对这位“黄老虎”恨之入骨，竟在一场恶战之后将他家乡孚中村的祖屋和全村数百间民房烧毁以泄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海军已经发展到航母、潜艇的新阶段，对于海洋、江河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局的走向。但百年的内忧外患，令中国未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海军军人虽然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以几乎全部拼光的惨重代价，但未能取得更大战果，实为遗憾，亦令人警醒。而以“水雷”作为水战的主力，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得已而展开的。从1939年开始，海军对日作战转入了“以发挥水雷战为中心”的新阶段，布雷封锁成为中国海军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

上海沦陷后，日军对中国南大门虎视眈眈，日舰经常开至珠江口开炮轰击，日机轰炸更为频繁；敌人掌握着制空、制海权，随时都有登陆的可能。而当时广东海防兵力严重不足，装备极差，弹药器材匮乏，只有千吨以下的大小舰艇20余艘，江防部队官兵千名左右。面对强敌，黄文田当机立断，全力设防和布雷封锁江河要道，把废旧舰艇和折价征用的大量民船沉放堵塞虎门至黄埔的航道，并在柳州设立雷械修造所，通过香港向外国购买TNT炸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自制水雷2000多个，还募集离职海军士兵归队组成11个水雷组，与原有的3支水雷中队一道，完成了多处江口的布雷任务。

1943年，黄文田在顺德马宁河水面布雷，把日伪“协力”号和1609号炮艇炸沉，当场击毙伪海军广州基地司令陈皓，活捉伪广东海军司令萨福畴、军需处处长何典燧等7名高官，黄文田命令将他们押解重庆审判、正法，大快人心，大壮军威。

1944年春，黄文田派水雷队在顺德李家河布雷5个，把日伪押运储备券开往江门的“南海丸”炸沉，船上70多名日寇全被炸死。此后，水雷队又在新会、天河、三娘庙等河道相继炸毁日军运输轮“若泰丸”、“海刚丸”等舰艇。

战后冒死扫雷恢复珠江口正常航运

抗战期间，侵华日本海军被击沉击伤的舰船艇达到321艘，绝大多数为水雷攻击所致。1945年对日反攻作战开始后，中国海军各支布雷队改成扫雷队，清除各地江河和海口的水雷及其他障碍，疏通航道，以保证反攻部队的水运安全和恢复正常航运。

1950年夏，台湾蒋军秘密到汕头港口布下水雷，炸沉英籍来汕商船“新亚”轮、“安徽”轮和我海巡队“长平”轮以及一艘渔船，30多人伤亡，损失大批货物，汕头港因此而停航。汕头市成立“汕头港扫雷指挥部”，黄文田应邀参加。这位水雷专家凭借渊博的军事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鉴别水雷型号，计算敷雷轨迹，确定扫雷区域，设计扫雷方案，土法制造扫雷工具，亲自指挥扫雷行动，冒着随时触雷的危险，经10天的奋战，捞获水雷8个，顺利完成清扫任务，恢复了海上交通。

翌年夏，黄文田又接受中南海军司令部的邀请，到珠江口扫雷，也出色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