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尚到侵华日军再到反战人士 一个日本老八路的传奇人生
95岁的小林宽澄,是日本目前仅存的两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之一。还有一位叫前田光繁,今年98岁,已在老人院里静养。
小林宽澄先生的家位于东京都练马区一个静谧的老住宅区,采访当天,天下着绵绵细雨,走进这条老街,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小林先生的家是一栋旧式二层楼,门口种的月季花已经攀升到二楼的屋檐。因为事先知道我们去,老先生用红笔写了一张中文纸条:“热烈欢迎中国贵宾光临”,贴在门口的墙上。
摁了门铃,小林先生笑眯眯地来开门,连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那普通话也许长时间不说,有些生硬,但是很有胶东半岛的味道。“我是在山东被俘,也是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
刚落座,老先生就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枚枚军功章,他说:“当年回日本时,军功章都不能带来,这些都是后来补发的。”记者努力想象眼前的这位瘦小老人穿上八路军军服的样子。可惜,当年的照片也都没能带来日本。他说:“那时没法子,组织上规定不能带这些东西回来。”
回忆起往事,小林先生来了精神,讲了整整两个小时。
噩梦般的记忆编辑本段
小林先生的老家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也就成了小和尚。
1939年6月,小林接到参军命令。当时父亲的一句话,他至今记得:“男子汉应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在青岛登陆。
随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那时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两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的。”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始终如噩梦般萦绕在他记忆中的,还有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人踢倒在地,然后将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长长叹了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村。
小林清楚记得自己被俘的那一天,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
一早,侦察兵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八路军,大约有200人。“队长想立功,就下令去围剿,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两个班,30人左右。每次活动,总是伪军大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很没有骨气。”
早上8点多,他们赶到那个村庄,但没发现八路军,于是跑到农民家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山岗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岗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很重的机枪。快赶到山岗时,我们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背着机枪跑不快,于是和另一个日本兵与大部队岔开了,他们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刚好有个水塘。那个日本兵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准脑袋,结果去扣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醒来时,小林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开始骂“八格亚鲁”。“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我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摁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然后关在一个小房间,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中组部批准他入党编辑本段
小林伤好些的时候,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过几天,又给他换了一本《论唯物论》。“一开始,我很讨厌这种书。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翻了几页,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姜昆先生人很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为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勉强我,但他讲了许多的道理: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场侵略战争。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帮八路军做事。”就这样,小林加入了八路军,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小林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军岗楼前喊话。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在岗楼前,拿着铁皮喇叭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人话,并发射迫击炮轰炸。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不怕,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并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那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小林留在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遣返战俘和日侨。解放战争爆发后,他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1946年1月,小林先生因工作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看望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舒同后来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后悔的是:“没有向他讨一幅字”。他后来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长时,还念念不忘:“要是有一幅字,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时一样。”
不成想小林入党的事遇到了新问题,中央组织部知道了,中组部发通知,说外国人入党必须由中组部审批,山东省委批准的不算。“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中组部看了我的申请书和自传,还表扬我,说我的申请书写得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于是就批准我入党了。”小林先生说。那份入党申请书,他整整写了3天。
小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首长给他介绍了一位随东北解放军南下的日本护士,俩人都挺有感觉。但是结婚不久,部队开拔,妻子也随部队南下。刚开始还通信,后来,小林写的信都石沉大海了。“我们的婚姻就这么结束了。”小林苦笑着说。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经33岁,在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有一次,小林去沈阳出差,战友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日本护士。后来,她也调到丰镇,两人在医院里结了婚。1954年儿子出生,那一年,刚好是中国颁布宪法,小林给儿子取名“宪明”,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怀上了闺女。虽然闺女是在日本出生的,但是为了纪念丰镇,小林给她取名叫“丰子”。对于他的一家来说,丰镇是第二故乡。
特设岗亭监视了他几十年编辑本段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我在中国生活工作15年了,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留着眼泪,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
回到日本后,小林先生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日本政府锁定。但没有逮捕他,而是将他列入了公安的监控名单。
养家糊口,成为小林先生回到日本后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国政府给他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费,但在东京购置一栋房子,也就所剩不多了。工作介绍所拒绝为他介绍工作。因为信仰唯物论,他也不可能继承老家的寺庙了。
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与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第二年,一家航运公司邀请他加盟。公司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的装卸很落后,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常常等候好几天,有时长达半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小林就跑到中国去找老战友。后来各地港务局接到一份通知,说该公司的船到码头后,必须优先卸货。就这样一直干到70多岁,小林先生才退休。
一天,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一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
退休后,小林先生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会长。这个组织叫“椰子会”,“椰子”在日文读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智慧地代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他在日本各地讲演自己在中国的反战经历,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中国政府也没有忘记他们。2005年9月3日,小林应邀赴北京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最让他开心的是在2008年,相隔53年重返内蒙古丰镇市。“大家都在说,老院长回来了!横幅上还写着‘热烈欢迎小林宽澄老院长回院指导工作’,大家都出来鼓掌,还给我送鲜花,请我喝茅台酒,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时代,体验到了革命同志的亲情。”
老伴是4年前先走的,小林先生一直把老伴的照片放在床头,他说“我们是革命战友”。没了女人的家,简直快成了垃圾堆。小林先生什么都不舍得扔,包括那台老旧电脑,他还时不时地打开,敲下键盘写一点回忆文章。
门口有一辆自行车,老先生平时还自己骑车去超市买东西。陪同我前去采访的小林阳吉事务局长关照他:“你最近就不要骑自行车了,摔倒了去不成北京了。”
老先生说,他爱吃饺子,那种带有大葱味的。记者答应一定会请人包一些给他送来。分别时,他一定要出门相送——在细雨中,撑着一把塑料伞,远远地一直挥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