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时期仍坚持回国 这位华侨老兵亲历两次长沙会战

吴永存(前排左四)在花园里与家人合影

8月中旬,加拿大东南部魁北克省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记者一路东行到了蒙特利尔,驱车来到抗战老兵吴永存先生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高的红色小楼,典型的加拿大式住宅。88岁的吴永存是参加过第三次、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国民党老兵,他在这里居住了29年。

记者敲门进屋,正赶上国内一家电视台在采访,拍摄纪录片。屋子里还有吴永存的太太和几个活泼的孙辈。10分钟后,电视台拍摄结束,吴永存走过来。这是一位目光温和、清澈的老人,衣着整齐,温文尔雅。记者一时想象不出,这样慈祥的老人,当年子弹在耳边呼啸,战友鲜血崩溅时,是怎样无所畏惧,奋勇向前的。

吴永存翻出了各种资料给记者看,其中有一张是加拿大退伍军人协会为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给他颁发的证书。他平静地聊起了在战场亲历的硝云弹雨,说到抗战胜利,才轻松地笑起来,“当年我亲耳听到日本签署投降协议书的消息,70年后我仍健在,又看到了全世界的华人要铭记这段历史”。

我祖上在广东丰顺。清朝末年,因为家中生活贫苦,我的爷爷随着南下的船队一路到了非洲大陆东边的小岛毛里求斯,此后两代人都定居在此。我出生于1927年,在兄弟姐妹9人中排行第六。我们是移民华侨的第三代,因为远离家乡,中文说得不多,就越说越差。父亲看着心急,“中国人哪有不会说中文的?”他一拍桌子决定让家里的9个孩子都回国,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那时哥哥姐姐们已经成年,便让他们先出发了。

1931年,我们远在毛里求斯的一家人惊闻发生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日寇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战火已经烧至祖国边疆,父母还是坚定地要带着全家迁回国内,一是因为广州边境暂时安全,二是离开祖国这么多年,十分想念,也顾不上国内的战乱了。

第二年,母亲领着我,与另一位太太及两个孩子搭伴,乘船到了香港。随后父亲赶来与我们汇合。在香港住了近一个月后,全家人回到了故乡丰顺,父亲安排几个孩子进了学校学习中文。这一年我5岁,还不懂事,但我依稀记得那段日子街头《号外》的叫卖声,还有大人们议论着东北、华北的沦陷。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开始了更大范围的轰炸,无数城市变成了废墟,老百姓死伤无数。1938年,日军侵占了广州。父亲原本打算等我们长大后,让我们去英国读书,但当时看到日本人烧杀抢掠,一定要两个哥哥和我去当兵保家卫国。

就这样,两个哥哥先后考上了黄埔军校:大哥吴永篷是黄埔第四分校,第十七期毕业;二哥吴省初是黄埔第二分校,第十八期毕业。我还太小,留在家乡继续念书。1941 年冬天,我初中刚毕业,村子里来人招收幼年兵,我应招入伍,就这样成了陆军通信兵团14岁的娃娃兵。

1942年春天,我被派到了长沙。此前的1938年,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道屏障,一旦失守,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更大被动。1939年开始,薛岳将军临危受命,率领第九战区先后与日军进行了4次长沙会战。我到长沙的时候,正是第三次会战刚开始。

我是通信兵,在营地负责传递作战命令,但由于前线打得激烈,我只接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就被派往战场,负责战地通信接线,保证线路畅通。那时我年龄小,对战争的概念很模糊。来到前线,看到街巷里、河道边一排排的尸体,堆得老高,我才切身感受到,打仗是要流血,是有牺牲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初上战场,没太多实战经历,虽然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我却没那么害怕。有场战役我们在长沙岳麓山上打,利用山地地形,把大炮架在山顶,从高处往下轰击日军的战车。前线有个观察所,负责提供敌方的位置,用电话报告给后方炮兵,好让炮兵能准确击中。但这条电话线路赤裸裸露在战场上,因为没有任何遮挡而常常被打断,我和班长就冒着炮火,一路走一路查。通信兵的阵地离前线不到500米,我们就一趟一趟穿梭于阵地、前线与观察所之间。

尽管在后方的掩护中前进,但日军看到有人查线,还是“哐哐哐”直往我们身上扫射。我听见子弹“啾啾”地飞过耳边,四周都是枪炮声。有炮弹袭来的时候,班长好几次大喊“卧倒”,因为我只懂客家话,所以听到也没反应过来,就傻乎乎继续往前跑。所幸我没受伤。线接通了,敌军的坦克车接连被我们打中。我军最终获胜,我也因此荣立战功,由二等兵升任下士。

最难挨的是寒冬。部队发的棉衣很薄,一眼能看到里面的棉花。没有鞋穿,战友们自己编了草鞋,冬天呼呼的寒风根本挡不住,赶路时脚都被磨破了皮,鲜血直淌。吃得也简单,一菜一汤,咸萝卜就米饭。后来日军战败,我们在收缴战利品的时候发现,日军的军服可比我们的厚实多了。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改变了战术,不直接攻打长沙,而是绕过岳麓山,分几路向长沙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后来缺粮少水,很多士兵连武器都没了,就赤身与敌人肉搏。但最终我们还是没守住。6月,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19日,长沙被攻陷。

4次长沙会战,6年血雨腥风。我亲眼目睹失守的长沙,土堆上,水沟里,都是红色,那些尸体啊,都堆成了小山丘!

长沙失守这年我17岁。被打散后,我和战友误进了敌占区。中国军队刚刚战败,日军统治下的敌占区人心惶惶。有个老农见到我们身上穿着军服,赶紧拉我们进屋:“你们是国军,日本人刚刚来过,赶快换上我儿子的衣服。”随后,老农还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别往东边走,因为日军的营地在那头”。

我和战友一路西行,要经过日军设立的关卡。关卡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国难民,我们混在人群中,因为穿着普通,年龄小,日本兵没注意我们。过关卡的队伍缓缓移动着,后面来了对夫妻,太太长得很漂亮。一时间,十几个日本兵围了过来,哄笑着,怪叫着,一拥而上压倒了她。在场的中国人躲的躲,跑的跑,但那几个日本兵却不许我们离开,还要那位太太的丈夫留下来一同观看(暴行)。

中国人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同胞被羞辱、受欺负,没有一人站出来。我也躲在乌秧乌秧的人群里,没有出声,那位太太的丈夫也只是远远看着,敢怒不敢言。日本兵欺凌完后,才肯放我们走。过了关卡,那位太太哭红了眼,几个中国人劝了几句就各自逃一样赶路了。

回归部队后,我押运过两次粮草,还提职当了准尉。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我却想起了那天在关卡前的日本兵。再后来我长大了,就越发为当日没有挺身而出心中不安。我也常常想,8年时间,中国遭受了多大的侮辱,人民遭受了多少苦,日本虽投降认罪,又能赔得了多少呢?

我后来知道,我的大哥和二哥都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大哥是步兵,牺牲于浙江金华。二哥是炮兵排长,在湖北枝江牺牲。 所以抗战胜利后,我成为子辈中年龄最长的男丁。那年我18岁,便又开始入学读书,先后在湖南国立沅陵中学、湖南省立五中学习。1948年,我到广州考取了省立法商学院,攻读法律专业,后来因为钱不够,没读完。这时刚好海军军官学校招生,3000多人应考,只取50人。结果我考上了,就进了军校,又和部队扯上了关系。

1949年,我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曾任海军永川舰长、商船船长及轮机长等职。1955年至1956年,我赴美国海军旧金山港防学校留学。1967年,我从海军退伍,成为高雄美商电子公司监工长。1981年,我带着全家人移民加拿大蒙特利尔,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13年技术员。

抗战胜利至今70年,我横跨了大半个地球,从事过很多种职业,但战场上的那些日子记忆尤深。我没有留下在战场上的照片,一些小的纪念物件也在辗转各地的途中遗失,但我经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子孙后人们听。我认为他们即使身在海外,也必须永远铭记祖国抗战史。

我曾参与修建湖南岳麓山的抗日纪念亭,为了悼念在长沙会战牺牲的烈士。我听说这几年国内正在维修抗战遗址,这很好啊。今年正逢抗战胜利7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纪念,意义很重大。这样可以慰藉牺牲的烈士,让他们史册留名,对家属是安慰,也是在提醒我们,过去的苦难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