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高华：“出了问题我负责”

2018年，义乌市民与谢高华共庆元宵佳节。

2019年新年伊始。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位88岁的老人因为骨折，正在这里静养。

若不是从电视上亲眼看见，负责照顾的医护人员很难把眼前这位身形瘦小的老人，与那位“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的改革先锋联系起来。

不过，这就是真实的谢高华。在改革中，他的魄力绝非一般人能有。当年，他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开放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强势推进一系列地方经济改革。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位强硬的领导干部身上也有许多外人不甚了解的平凡和朴素情感。

这些都是这位改革者性格中不可或缺的特质。它们相互交织，影响其作出那些重要决策。

近日，记者陆续采访了谢高华的家人及其原先的部分同事。其中，原义乌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省国资委原主任陈正兴，曾在义乌照顾父亲生活的小女儿谢凤，均是第一次向媒体披露当年在谢高华身边工作生活的细节。我们希望以此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的谢高华，也试图探究先锋之所以成为先锋的深层次密码。

对陈正兴的采访，约在省国资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说起30多年前的义乌往事，这位头发花白的省国资委老领导仍清楚记得许多细节。

那是1983年4月的一天，29岁的义乌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兴参加了一场县委召开的全县主要领导干部大讨论。

36年后，已经退休的陈正兴仍记着，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也吵了一天：当天，义乌各区区委书记、县委和县级机关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尽数到场，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争论的焦点还是在是否允许农民经商这个问题上。

要知道，那已经是谢高华到任义乌县委书记一年后。8个多月前，“义乌第一代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也已经宣布开放。

然而，不同看法仍在当时激烈交锋。

年轻的陈正兴偷偷打量坐在会议室一头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他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是他在认真思考时常有的状态。终于，他揿灭烟头，拿起笔记本开始讲话。其中，就提到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论断——“农民经商不是义乌的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

在陈正兴的记忆里，那是谢高华第一次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公开讲“一大优势”。

这一论断对义乌市场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陈正兴几乎全程参与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迭代，在他看来，谢高华对义乌的最大贡献就是认识了市场、开放了市场、健全了市场。如果说湖清门小百货市场的开放，是实体市场的开放，那么这一次会议的讨论，无疑进一步突破了人们思想上的禁锢。

提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容易。早在谢高华来之前，义乌就已经有农民自发在县前街一带歇担设摊。但当时反对的声音不少。正是谢高华经过半年时间的深入调研后明确表态：“敲糖换鸡毛解决了几万人就业，我看这就是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又搞得死死的”，开始逐步扭转局面。

义乌有商人至今仍记得，在当年举行的一次全县大会上，谢高华对农民经商表示坚决支持，当众宣布：“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在四周雷鸣般的掌声中，一些原本已经打算放弃做生意的摊贩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正是在谢高华的力挺力推之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迅速从1982年底的700余个增加到1984年的1800余个。

每个人都能从自己身边看得到变化。当年在义乌农业银行工作的谢凤回衢州老家探亲，曾不无激动地向家里人描述，义乌当地农民存钱竟然用编织袋装，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市场就这样做起来了。不过从不可思议到真正壮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开放市场仅仅是第一步。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情况下，怎样放水养鱼、壮大市场？谢高华决定从经营户意见最大的税收上改起。

当时，义乌税务部门征税都要通过查账计征，不仅计税方式比较复杂，而且对于那些“前摊后厂”的情形，还要既交产品税，又交营业税。可市场里多是小本经营的农民，文化程度低，几乎不记账，很难做到查账计征。于是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商贩们也怨声载道。

“大家心里都不踏实，必须要想个办法出来！”时任谢高华秘书的杨守春回忆，谢书记给当时的县政府出题目。没过多久，一种更加符合小商品市场实际的税收方式被设计出来。税务部门尝试合并征收产品税和营业税，并实行“定额计征”，即对每个摊位每季度评议核定一个固定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

效果立竿见影，周边商贩觉得这种办法简单公平，马上蜂拥而至，群众也能买到更加便宜的商品，1984年义乌税收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

有新华社记者觉着这个做法不错，能搞活市场，以内参形式专门上报中央，没想到后来财政部把情况反馈到省委，省财政厅派员到义乌作了整整一周的调查。

虽然调查最后认定：办法可行，但还要在实践中完善。但杨守春清楚谢高华在整个过程中承受的压力。

有次在金华参加学习安徽滁县改革经验的大会，谢高华曾突然问他，“小杨，你怕不怕？”杨守春愣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谢高华像是安慰他又像勉励自己一般补了一句：“有时候，发现真理难，坚持真理更难！”

壮大市场过程中的艰难并不止税改一例，“动一把刀”同样如此。在推进市场开放的过程中，谢高华已经明显感受到国有商业单位的阻力，女儿谢凤买肉这件事更让他不是滋味。原来，当年买猪肉都需凭票，营业员知道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后，就会给她好一些的肉，却给其他人更多骨头，她随口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却被谢高华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他专门叫来已是副县长的陈正兴，告诉他要“动一动”这把“看人割肉的杀猪刀”，放开生猪屠宰市场，更大力度推进商业流通领域的改革。

冲击随之而来。据陈正兴回忆，布置工作后没多久，谢高华马上就接到了省里的电话，让他派人去省政府汇报，结果汇报结束后，一些利益部门反应强烈。当时的意见是，“改革思路是对的，但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中间开花’影响比较大，建议缓缓”。

谢高华许诺推迟，不过仍在一个月后彻底放开了生猪屠宰市场。这年年末，义乌生猪存栏数比两个月前增加了上万头。

在很多人的讲述中，谢高华几乎都是以一个强硬的改革者姿态出现。

在义乌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为了推进市场开放，他曾在多个场合放过狠话，表示“你们所有部门都是义乌县委县政府的机构，谁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你那个庙我拆不掉，庙里的菩萨随时可以搬掉”！

然而，女儿谢凤的眼里，父亲谢高华其实还有外人不甚了解的柔和一面。

这次经过多方联系，记者终于有机会和谢凤坐下来长谈。或许是夜已深，也可能是谈话的场景在热腾腾的火锅桌边，在氤氲的雾气中，谢凤的讲述也变得细腻绵延。

作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期间唯一的照顾者，谢凤与哥哥姐姐们相比，在父亲身边工作生活的时间更长，也面对一个更加和气的父亲。“他偶尔会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子女当中唯一会提醒他少抽烟的那个。”谢凤笑着回忆，平时节假日的时候，父亲也会偶尔带她去市场走走，虽然更多是了解下市场供应情况。

不过，与工作比起来，这个女儿的排位就非常靠后了。在义乌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谢高华几乎夜夜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有一次谢凤突发急症，导致早起时眩晕，已经安排了工作的谢高华仍然按时出门，最后还是邻居送其去了医院。

不能说年轻的谢凤当年没有丝毫难过，但现在回想起来，谢凤说她并不怪父亲，因为很早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小学时，她和读初中的三哥谢建彪终于结束寄养家庭的生活，来到衢县父母身边团聚。彼时，临街的家里经常会来一些要饭的可怜人。母亲每次见到他们，都会先把锅里还没吃的饭盛给对方吃，再给子女烧第二锅。如果来不及烧，小谢凤和哥哥还要饿着肚子去上学。而父亲每每碰到这样的情况，总会耐心地询问对方家里的情况，比如住在哪里，家里几口人，为什么出来要饭，试图更长远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明白，我的父母都是那种会对别人更好一点的人。”谢凤说。

包括后来负责修建乌溪江引水工程，谢高华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衢州农村历来有两害，一是战乱，二是缺水，现在战乱没有了，但水害还在，“我们怎么能安心”？即使晚年退休在家，只要遇上大雨、干旱，谢高华都要出去走走看看。

让谢凤印象深刻的是，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开发衢江航运，有一次她去看望父亲，到晚上10点，已经80多岁的老父亲还让她陪着出去走了两个点，就为了看看水位。

如何让农民吃饱、穿暖、过更好的生活，经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的谢高华，一直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断断续续采访谢高华及其身边人一年多，如果要探寻这位改革先锋当年勇敢坚持、积极作为的根本动因，我想，或许正是因为他对普通人命运最深沉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