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一介纯粹的爱国者

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在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时，已经29岁了。彼时，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的学制，这是他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面临何去何从的前程问题。对于这场学生运动不顾一切的投入，改变了他一生的风向。

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在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时，已经29岁了。彼时，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的学制，这是他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面临何去何从的前程问题。对于这场学生运动不顾一切的投入，改变了他一生的风向。

许德珩，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杨振生等人，都被视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不过这些青年才俊们在路线和倾向上却内含张力。人称“段总理”的段锡朋，富有领袖魅力，在当时学生中影响极大；生在江西的浙江人罗家伦，外貌粗鲁，有“熊爪”、“爱炫族”之称；山东人傅斯年则更富学者风度，而较少政治家气质。傅、罗二人都是新潮社同仁，他们更关注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兴趣不大。至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杨振生，则以北大国文门“急躁的激进分子”闻名，他怀着那代人特有的反叛热情，将中国之落后归咎于传统儒家思想。

在这些人当中，许德珩对那些文化激进分子的看法是有些许不屑的，他是“一介纯粹的爱国者”——《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作者舒衡哲如是评价。与那些不曾走出书斋的北大同学相比，许德珩大概老成许多，他是做过“革命军人”的。辛亥革命之后，许德珩曾在江西九江投笔从戎，参加了宪兵队，还做过九江都督李烈钧的秘书。“五四”之时，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将这些本不同路的学生凝合在一起；而当“五四”共识的浪潮逐渐退却，不少“战友”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当然，这是后话，还是让我们先将目光放回“五四”吧。

“五四”期间，有两则学生宣言广为人知。一则是罗家伦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则是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一笔写出“五四”潮的罗家伦，他所一挥而就的“通告”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一响亮而精准的口号便由他提出。至于许德珩的“宣言”，是由文言写成，实际却比罗家伦的白话新体更激进得多，他大声疾呼，“不得之，毋宁死”，“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之所以有“大炮”之称，就是由他的形象性格而来。陶希圣曾记录许德珩讲演时手舞足蹈的形貌：“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都是两脚直跳，两手捶桌子，说得那样起劲，但是听众不知所云。”

从开大会、起草宣言、写标语，再到“五四”当日走上街头，最后成为32名被捕学生中的一员，许德珩始终是积极分子。囚禁之夜，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赋诗，写得也是“无一怕杀头”“锄奸不惜死”等硬骨头的句子：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当时，报刊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场运动，然而“五四”的学生领袖们却各有各的心思与判断。“五四”游行示威筹备会的两位主席傅斯年和段锡朋，最初是想让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但当学生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无法控制局势，内心也有所保留。“五四”游行之后，傅斯年很快急流勇退，再少出头露面。至于罗家伦，他对于自己曾积极参与“五四”一事，更直接表达了懊悔之情。时隔一年，他已将五四运动判定为一次失败的运动。在罗家伦的反思中，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荡，是“无聊的举动”。受到胡适影响，他放弃了大学生运动，转而认同以学术研究为途径来谋求救国。

对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观念，许德珩相当不满。后来，这几人曾联名向北大教授评议会建议，想将北大迁往上海租界，目的就是要让大学脱离北京的政治环境。许德珩对此深为不齿，他在回忆录里狠狠给这些人记了一笔，还翻出旧账，说1918年傅斯年等“坏学生”曾到公府告密学生示威，“受到了蔡先生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许德珩的一些“指控”被认为有所失真。不过，真相究竟如何已说不清楚，政治路线不对付倒是真的。可以说，包括许德珩在内的北大较为激进的教师、学生，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对立，在“五四”后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许德珩与“五四”战友们的路线差异，在北大学者新旧碰撞、中西交叠的思想版图里都能追溯到清晰的坐标。1916年末，蔡元培改组北大以来，这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网罗了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气氛中，上演着史无前例的思想碰撞。

许德珩勾勒了当时北大的几大“影响力”分子：主办《新青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鼓吹文学革命；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许多新思想团体的发起或参与者；还有留美高材生胡适，“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他们作为《新青年》的撰稿人，虽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政治见解上分歧很大。时任校长的蔡元培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他所招聘的教员李石曾、吴稚晖等虽然只来了很短时间，甚至并未正式就职，就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北大。此外，被视为顽固守旧的国故派也被蔡元培聘用，用人条件则是“不谈政治”。

许德珩对这些老师各有看法。一开始，他对陈独秀不大满意，觉得他文人习气太重，思想上没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直到“五四”时陈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才令他大有改观。蔡元培曾针对北大学生的旧社会恶习，发起进德会。许德珩对于这种“道德救国”的路线也兴趣不大，觉得是“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对于“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许德珩更瞧不上，认为他们把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宣扬成“民主的象征”堪称可笑。他还在回忆录里讽刺傅斯年，说此人“自夸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许德珩是李大钊的小粉丝，虽说二人年龄只差一岁。李大钊是北大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断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发出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当时，社会上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材料尚不多，反对者常将其译为“过激派”。在1918年10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许德珩视之为“卓越”之作——俄国十月革命才是他们所期许的真正革命。许、李二人常在办公室聚谈，情谊介乎师友之间。“五四”前夕，也正是李大钊从中运作，协调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通力合作。

作为大钊“粉”和胡适“黑”，许德珩对老师们在五四期间态度的吐槽倒是很有意思：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可他同时却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就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胡适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反而被五四运动的怒潮“吓到了”。

对于当时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许德珩也不满意。在他看来，“名流”鼓吹之下，早年北大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他们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名字上多半不冠姓。许德珩抱怨，“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

恰恰因此，许德珩将学生爱国会改为了学生救国会，并筹办了全国性刊物《国民》杂志。实际上，国民杂志社的一百多位社员基本上都是热烈的爱国分子，他们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中，又可分为陈钟凡等保守派，易克嶷等调和派，以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激进派。这本杂志的第五期上还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最早译本。

“五四”前后，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团体不断涌现，比如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救国会之组成部分），还有李大钊1918年联合各方青年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后者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它们的参与者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尽管此后又因立场观点不同而走向分裂。积极分子许德珩自然是两个社团的参与者，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也参加了这两个社团，二人因此结识，成为“老熟人”。

许德珩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其实在1918年的“五四”前奏之时已体现出来。

段祺瑞接受“二十一条”的中日秘密协定被揭露之后，留日学生纷纷抗议，罢课回国，与北京学生接头后，1918年5月21日一同上街示威。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也是五四运动的前奏。这次运动显然没有达到希望达到的影响，许德珩将之归因为活动准备仓促，以及学生从来不问政治。

悄无声息的第一次请愿之后，许德珩更系统的“社会活动”开始了。他与易克嶷二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去全国范围内“发展业务”。他们化装潜出北京，南下大串联，一路演讲宣传，大受欢迎。在天津，他们见证了有同学砍下小指头激励国人奋发的壮举，南下到济南遇见康生，从济南转武汉，见到恽代英，从武汉到九江，找到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及邓毅生。从南京又到上海，向上海学生团体宣传爱国、抵制日货。许、易二人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

短短一个暑假，许、易二人就把学生救国会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还筹集了一千多元，这笔资金便是用于先前提到的《国民》杂志。

待到“五四”学生运动散去之后，尾声的故事尚未完结：5月6日有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7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释放，站在方桌上与大家见面。19日全体罢课开始。6月初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响应。掀起了从知识分子到工商界，再到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6月10日，曹汝霖等三人职务终被罢免。全国学联诞生。

当一切都告一段落，学生们也面临人生的新分流。一些人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另有一批人出国深造。实际上，北大、各省及研究系均为其政治集团培植新人。罗家伦、段锡朋等人赴美留学，还被当时报刊讽刺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许德珩也毫不留情，认为他们被收买了，成为了“蒋介石的一条忠实走狗”。

不过，投身运动的许德珩，其实跟“对头”罗家伦一样，觉得自己近两年的学业颇为荒废。1919年12月，他也踏上留学路，乘四等舱漂洋过海去法国。

不同于出洋赴美的“胡适派”学生，许德珩赴法走的是“勤工俭学”路线。留法勤俭学会为一批爱国且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提供法、德、比利时等地的行程。许德珩回忆时说，当时这批人不太可能直接去苏联留学，于是就去靠近革命高潮的法国，采取既做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此后，五四时期活跃学生分子在政治上的分化，日渐凸显。这些青年们日后不少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许德珩指出，勤工俭学的学生，回国后几乎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些成为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而吴稚晖在里昂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后则纷纷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骨干分子。

正如许多学者公认的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正是从“五四”之中开始萌芽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及苏俄作出的对抗西方的榜样，促使一部分中国青年对西方的效仿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甚至是形成了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们，多为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很多年轻人，因五四运动转向社会主义，改变了人生道路。而许德珩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是“五四之子”典型的情感结构。作为1918年《国民》杂志的创办人，这位江西老乡把爱国视为持久不息的任务。上世纪30年代，许德珩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以爱国者的角色而享有盛誉；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公开反对国民党。建国后，他曾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诚如研究者周策纵所言，必须详究整个中国文化运动史，以及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史实的演变，才能正确了解五四运动的意义。许德珩及其朋友圈的故事，也仅是其中一个篇章。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191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