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一家祖孙四代皆廉吏
胡质（？—250年），字文德，三国时期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在曹魏政权担任过吏部郎、常山太守、荆州刺史、征东将军等职，被赐爵关内侯、阳陵亭侯。胡质的父亲名叫胡敏，入朝以来素以廉洁著称，曹操曾经问别驾蒋济，说胡敏是年高的长者，他是否有儿孙？蒋济告诉曹操，说胡敏的儿子胡质在处理大政方略的问题上不如父亲，但是办理精细的事情却是一把好手。于是曹操便委任胡质为顿丘令。胡质为官明辨是非，办案明察秋毫，对待下属宽厚，要求自身清廉。作为朝廷命官的胡质从来不贪污受贿，就连朝廷赏赐他的财物都被他分给下属和百姓了。胡质去世的时候没有多余的财产留给后人，只有一箱子书和朝廷赏赐的一些官衣而已。而他清廉的秉性却影响了儿孙，他的儿子胡威也是彪炳史册的一个廉吏。
胡威（？—280年），字博武，西晋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胡威立志要向父亲学习，忠清立身。胡质远在荆州做刺史时，公务繁忙，极少回家，胡威非常想念他，于是便决定前去探望。由于为官清廉，虽生在刺史之家，胡威看望父亲时却连马车和仆人都没有，只身骑了一头驴就孤零零地上路了。为节省费用，每至客店，他一边放驴，一边拾柴，自己做饭，一路风餐露宿到达荆州。胡威在官署住了十多天，准备起程回家，父亲拿给他一匹绢，胡威困惑地问：“大人以清高著称，不知道这绢是从啥地方弄来的？”胡质答道：“这是我从薪俸中节余的，给你路上作盘费。”胡威这才谢过接受。胡质部下的一名都督，心怀鬼胎，想借机巴结公子以博得胡质的好感。当他得知胡威要回家时，便精心设计好路线故意装作同路人陪着胡威走了好几百里。最终胡威发现破绽，知道是父亲下属故意所为后，立即将绢转送给他，并坚持遣归。他向父亲写信禀告了这件事，胡质勃然大怒，将都督开除公职，并杖击一百。自此，胡氏父子清廉的名声就传开了。
胡威在西晋做官，任徐州刺史，不仅勤政廉洁，政绩卓著，还敢于切陈时弊。他看不惯晋武帝纵容权贵，便上书直谏。对于晋武帝“不宽待尚书郎以下的官吏”的答复，胡威并不满意，他说：“我所说的，不单指尚书郎以下的小官，主要是为臣这一级的大官，从这儿开始整顿，使之遵纪守法，方可称得上是肃化明法。”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胡威卒于青州刺史任内。他的儿子胡奕官至平东将军，也同胡质、胡威一样以清廉著称。历史上能够被载入史册的清官凤毛麟角，可见清官难做。而从胡敏到胡质祖孙四代为官清廉，特别是胡质、胡威父子身居高位，廉洁事例能够彪炳史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给后世官员以深刻的启迪：
首先，胡氏父子的事迹值得当代“腐败父子兵”们深刻反思。自古以来那些拉拢行贿者总是善于利用官员们疼爱孩子的心理，从孩子身上寻找权力寻租的突破口，而这种方法又总能屡屡得手。一千七百多年前，胡威作为“官二代”能够自觉抵制他人的拉拢讨好，经受住诱惑，与父亲以身作则、加强教育，身为高官不溺爱自己的孩子有直接的关系。在高度重视廉政建设的新时代，在严厉查处领导贪腐的同时，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不给行贿者任何可乘之机。
其次，“心廉”和“行廉”的关系值得当代官员深思。被晋武帝问及“与父亲相比谁更清廉”时，胡威称父亲清廉怕人知道，而自己清廉怕人不知，因此父亲更加清廉。看似简单的回答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虽然只差一字，且含义相似，但“行廉”只是被动的执行，而发自内心主动为之的“心廉”却是清廉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做到内心廉洁才能彻底杜绝领导干部的贪腐事件。当前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从“不敢贪”向“不想贪”转变。为官清廉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要做到表里如一，只有从实际行动到内心皆清廉，才是真正的清廉。
摘编自《中国廉政史话（人物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