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面包”的故事：为精神病人接触社会打开小小的缺口

伊万回忆，十多年前，她看到这些病人都是一种沮丧的状态，“他们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帮助他们。她下决心创办“疯狂面包”，“让他们看到希望，让他们知道有改变的可能性。”

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参与“疯狂面包房”项目的精神障碍者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面包。

托管中心的面包师们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售卖他们的“疯狂”面包。

让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苏坟村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会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锅面包……这些面包，会在北京的使馆学校或外国公寓售卖。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碍者，托管中心选出几名病情稳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养他们成为面包师。

在坊间，精神病人有时也会被不礼貌地唤作“疯子”，他们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称之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

做面包，也为他们接触社会打开了小小的缺口。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让他们有机会像手中的面包一样，融入人群。

托管中心穿白衣服的，除了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就数面包师。

2018年9月4日早晨7点多，面包师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区，换上洁白的厨师服，厨师帽立在头上，一身利落。

前一晚，大厨吕文海已经和好面，面包师们今早负责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给做好的面包贴标签。

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项康复项目，在此之前，李光景还种过菜，学过电脑，练习英语口语，但只有做面包坚持了下来，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复效果最好。

最早提议做面包的，是来自瑞士的伊万和德国的娜塔沙两名女志愿者。伊万曾在国外做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患者有过长期接触，娜塔沙跟随在华工作的丈夫做家庭主妇。她们两人曾带着病人一起种菜，因为种菜受季节限制，她们希望全年能给病人找点事做，提议教病人做面包。

伊万回忆，十多年前，她看到这些病人都是一种沮丧的状态，“他们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帮助他们。

她下决心创办“疯狂面包”，“让他们看到希望，让他们知道有改变的可能性。”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还记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诉病人时，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做面包更甭想。”

托管中心负责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能理解这种退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会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复项目。”

李光景、赵大宝（化名）和姜晓辉（化名）三人最早同意参加做面包。经过病情评估，以及征得家属同意，他们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师。杨云把一间会议室改造后，“疯狂面包”项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还记得第一次做面包的时候，自己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常人”用一天，他学会用了快俩月。赵大宝也是，今天刚学会了怎么捏圆圈，第二天就全忘了，还要从头学。病人一直学不会拧麻花，就用毛巾来练习。厨师吕文海挨个指导，从擦桌子扫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炉面包出炉的时候，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味道，“好极了”。

14年来，面包师们来来去去，有的被家属接走了，有的发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赵大宝和姜晓辉坚持至今。

除了“学艺”艰难，大家更大的担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来，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们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在一次访谈中，伊万说。

好在一些使馆学校、国际学校、外国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疯狂面包”预订和零售的大客户。

李光景回忆，第一次出门去卖面包，他害怕跨出这道红色的铁门，“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会有人买吗？万一被人嫌弃怎么办？”

好在初战告捷。在外国公寓卖面包时，他们带着自制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他们感叹老外对“疯狂面包”的热情，面包很快就售罄。

不过让李光景最伤心的，还是人们对病人身份的误解。有一年圣诞节，外国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会结束后，压轴的节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销李光景怀里的面包，李光景还记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面包师们用礼品带扎好，绚丽的灯光下，中国雇员们很快把面包抢购一空，可年会结束的时候，众人散去，留下了满桌的面包。

跟李光景相比，杨云遭受到的冷眼更加直观，她组织病人出游，大巴车租不到，公园不让进，只在公园门口合张影就走了，就连上厕所也被拒绝。

对于这些，杨云不愿意称之为歧视，更愿意理解为误解，“是外界不了解精神病人，我们不能要求外界怎么样，就从自身来改变，比如出游少带人多批次地出去。”

对于李光景、赵大宝、姜晓辉三个人来说，现在做面包算是手到擒来。赵大宝将面饼擀成一张圆饼，用小刀把饼飞快地切成八个角，众人一人捏一个角，用手盘出牛角的形状，李光景烧开一壶水，放入小苏打，把牛角放水里一焯，捞出来，女面包师刘俊（化名）控水，码进烤盘，姜晓辉接过烤盘，放进烤炉烘焙。十几分钟后，几人通力合作的牛角面包就出炉了。

每个面包师都分工明确，做桂皮卷的时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码盘，有人烘焙。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是战友，没有谁能一个人就把面包做好。” 李光景一直强调，这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仿佛让他重拾当年开公司的感觉。

但还是出了一点小岔子。首先是刘俊的厨师帽找不到了，吕文海让她仔细想想，还是想不起来，杨云给她找了一个头套代替。做瓜子面包的时候，烤盘上要刷一层植物油，刘俊差点刷成了黄油。她歉意地笑笑，“脑子有点晕，还没适应过来。”

偶尔也有返工的时候。有一次面和的不合适，烤出来的面包不成形状，面包师们讨论怎么办，最终赞成返工，“虽然我的身份是病人，也可以糊弄一下，说我吃着药呢就那样得了，但我不想凑合砸自己的牌子，要有担当。”李光景说。

上午十点半，历经三个小时，面包师们的劳动成果是做出了6种口味的118个面包。这些面包被装进特质的包装袋，贴上“疯狂面包”标签，除了几个是德国使馆学校老师预订的，其余一百多个要在校园里零售。

11点20分，北京亮马桥附近的德国使馆学校的一批学生下课，李光景三人在明亮的教学楼大厅摆好桌椅，售卖面包。他们在这里卖面包已经十多年，允许“疯狂面包”来校园零售，是这家学校的一个公益活动。

一些学生迅速围了过来。李光景英语好，他负责介绍crazy bake，他有时候会尽力避开与疯有关的解释，“crazy其实还有时尚的意思。”姜晓辉收钱找零。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姜晓辉指着一个大孩子说，他从念小学就来买面包，现在都读高中了。

李光景喜欢出来卖面包，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窗口，让李光景走出铁门，离人群更近了一点。

下午两点多，100多个面包只剩下4个桂皮卷，一共卖出了600多块钱，姜晓辉小心翼翼把这些钱锁进盒子里。

吕文海说，因为暑假，加之托管中心面临搬迁，面包房已经停工三个月了。许多学生不知道他们今天来卖面包，很多没带钱，一名小姑娘甚至要用自己的一罐糖果来换一个面包。若在以前，姜晓辉会把没卖出去的面包送给这些金发碧眼的小孩，“后来家长找到我们说，不能免费给小孩面包吃。”他至今感叹老外的教育方式跟中国人如此不一样。

面包房给托管中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14年来，他们用面包换了一台冰箱、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200个收纳箱和100把椅子，还为200多个病人更换过几轮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个面包师每月会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还有一点用处，不是待着没用的。”赵大宝对这笔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攒一部分钱，给母亲买一份礼物尽孝。

李光景找到了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坦诚自己身体有点毛病，但特别愿意跟常人交流，“尤其当别人买完面包，那种鼓励你的眼神，带给你阳光的眼神。我们赶不上整根蜡烛，但半根蜡烛也愿意，为了光明，燃到最后。”

变化还不止这些。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觉得，坚持下来的病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变少了。

杨云试图让托管中心连接外界的窗口更大一点，她找过知名的面包连锁品牌门店谈合作，找基金会谈赞助，自己工商注册面包店，但都失败了。

不过杨云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人们渴了累了，走进大街小巷或写字楼里的一角，能有精神障碍者烘焙的面包，研磨的咖啡，一切往来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