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紧握 一名老警察的办案史
岳建萍,太原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教导员。
1982年,太原市公安局向社会公开招录警察,岳建萍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察。从1982年到2018年,36年的时间,她经历的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制式服装的变化,还亲历和感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公安队伍的点滴变化,更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践行者。
“我们公安民警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就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因为没有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就没有保障。”岳建萍告诉山西晚报记者,36年里,无论是在反扒一线,还是在法制部门工作,她能够取得成绩、得到大家的认可,与家人的支持分不开。
身处反扒一线 20多岁毫不畏惧
穿上警服,就是正义的化身。
上世纪80年代初,太原的公交车上小偷比较多。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上扒手这么多,严重影响城市形象。1982年,太原市公安局成立公交治安处,专门整治公交上的扒手问题。我被分配到尖草坪的恒山路派出所办公。反扒就成了我的日常。回想起当年的反扒,我感觉就跟拍电影似的,很有趣。
我想起当年一个场景:1路公交走到大南门时,一个男的上来,神色异常,东瞅西瞧,一看就有问题。他拿衣服挡着自己的手,不一会儿就贴近了一个姑娘,掏出了姑娘的钱包。我一看,迅速抓住小偷的手,小偷一激灵,钱包掉在了地上。
担心对方会反抗,我就把对方皮带抽下来、鞋带解开,公交车直接开到五一东街东口的公交治安处,同事从小偷身上搜出一把三棱刮刀……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还是有点后怕。
这一年,结婚一年的我有了儿子。休完产假后,我每天都要一大早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从亲贤街的家出发,坐3路电车倒4路公交车,把儿子送到省政府幼儿园的托儿所后,再坐1路电车去恒山路派出所上班,不论刮风下雨,即便天寒地冻。每天抱着儿子赶公交,结果一次儿子淋了雨发高烧,住了9天医院,还落下了哮喘的毛病。
经过几年的打击,太原公交车上的扒窃案件明显下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公安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大型企业要成立企业公安处。1987年10月6日,公交治安处被撤销,整建制转到了太原公交公司,成立了公交公安处。
为了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拼命学习,终于考取律师资格证
1989年,中国法治进程加快,从中央到地方都重视和强化法治建设,各级公安机关相继成立法研室。
那年,我被选调到法研室。法研室的职责主要是对案件从定性、程序到实体、证据等方方面面进行审核把关。使命使然,我就得好好学习,更好地胜任法制工作。我先是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学习法律,两年后大专毕业,又开始读本科。
工作很忙碌、孩子还小,但是,1992年,我依然决定参加律师资格证考试。白天正常上班,连续5个月,每天晚上6点30分到9点30分,我都要去培训班学习,感冒了也硬扛着,整个人都瘦得脱了相,脸颊都凹下去了。考完试,我就大病了一场。
那一年差12分没通过。看着我每天咳嗽,白天黑夜地睡不着觉,体质差得不行,家里人都反对我继续考,最终家里人都拗不过我,只好答应。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我通过了律师资格证考试。
备课、写讲稿,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练习讲课,直到能够脱稿顺利讲下来……那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修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大家都要学习,处里就安排我给大家讲课。我一边到书店买书、熬夜学习,一边承担起小教员的职责,在全处的大小培训上讲课,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岳老师。
除了学习、讲课,其他的工作,我也没耽误。火车倒汽车、汽车倒“蹦蹦车”,一路折腾送劳教人员去劳教所;数九寒天的夜里,在嫌犯家门口蹲守;协调化解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天天坐公交车往纠纷双方的家里跑……
1993年,儿子正上小学。说起来真是想落泪。那时候为了工作,不能照顾孩子,感觉真是愧对孩子。家庭和工作有冲突的时候,百分之百是选择工作,孩子托给爱人、托给父母、托给公婆。那时候,儿子在少年宫报了一个美术班,经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上课。
严格执法引来人身威胁 收到过恐吓信、儿子接到过恐吓电话
1996年,随着公安机关的体制改革,公交公安处又转到了太原市公安局,成立了太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我被分到了公交分局法制科。
1998年8月7日,我被任命为法制科副科长,知道自己从此责任更重了。
要负责公安机关内部的执法检查监督,要负责案件办理环节的审核,要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研究处理……这是法制科的工作内容,这意味着,公安机关所有案件、处理的人都要经法制科审核审验。
那些年,我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办理。2000年太原市出租车更换新车后,设计出租车的案件频频发生,有司机被杀案,有系列抢车案,有系列车辆被盗案,这些案件我都参与办理。另外,还有其他大案要案,包括一些省督、部督案件。2003年,我们的名称又变了,改成太原市公安局城管分局,除了公共交通外,滨河公园也纳入管理范围,还要配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这一年,我被任命为法制科科长。
十多年的法治化进程,法律法规逐渐完善,公安部门对案件的要求和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加班加点、熬通宵、连轴上班成了常态。弟弟因脑血管畸形脑出血去世、母亲癌症住院……一想起这些,我就会感到对家人充满了愧疚。科里的人被抽调到其他岗位,7个人减少到两三个人,不敢生病、不能请假,我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
工作的忙碌、身体的疲惫,都不曾让我对工作有任何懈怠,而嫉恶如仇、严格执法更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把一个惯偷送劳教后,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上面写着“小心你的狗头”。我对此并不担心,但我没想到的是,我儿子也接到过恐吓电话,对方把恐吓电话打到家里,是我儿子接的电话。那时候,我的儿子上初中,有一天,我在他书包里发现一把水果刀,一问才知道恐吓电话的事儿。接到电话后,儿子每天上下学都带着刀子。我无法想象儿子经历了怎样的恐慌,又下了怎样的决心自己去承担这种恐惧,只能安慰儿子不要害怕。
2011年,我被调到太原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以前办案是手工办案,后来就逐步实现信息化,办案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现在全部是在网上办案。虽然在网上办案和到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工作,是完全两个概念,但我有一个信念:不管在哪儿,都要干好,都能干好。
我和爱人是自由恋爱。我们的婚姻基础比较牢固,爱人这一辈子总是支持我、体谅我。正是有着爱人无怨无悔的支持,我才能数十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和同事们一起努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