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交官夫妇的支教路
教学楼下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室，搁下一张双人床，靠墙三面再塞上衣柜、杂物柜、电脑桌和做饭的一应家什，只剩下一条窄窄的“几”字形通道……这是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和老伴孙丽娜的居室。这不是他们在北京二环以里的住所，而是在贵州山区遵义县龙坪镇中心小学的“家”。
“出门没有北海公园和王府井，但有青山绿水和新鲜的空气。”孙丽娜开玩笑说，“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因为雾霾躲到贵州去了？”但这一“躲”，就是9年。
夫唱妇随，在偏远山村已坚持支教9年编辑本段
时间回溯到2005年初春的北京，一对退休老人家中，电视正播到贵州一个年轻女教师背着孩子给学生上课。年过半百的孙丽娜坐不住了，试探着跟老伴朱敏才商量：“我还没教够书，咱们去贵州支教吧？”孙丽娜是北京市最早一批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小学英语教师资格的老师之一，执教近40年。
“好！贵州是我的家乡，你上哪我就跟你去哪！”没想到朱敏才答应得爽快。
当时，孙丽娜对距离北京数千里的贵州一无所知，即使是身为贵州人的朱敏才，对贵州也是既熟悉又陌生。朱敏才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语系后，被分配到外经贸部工作，在坦桑尼亚、尼泊尔、加拿大等国家工作了17年。朱敏才也没想到，离开家乡40多年后，他会重新踏上贵州的土地。
支教择校，老两口要求极为简单：有电、有水、能住。到达贵阳后，修文县的一所学校发来邀请：欢迎来义务教书，学校正在搞竞聘上岗，他们来正好顶掉两个老师的岗位。
两个老人一听，“顶掉人家两个老师的饭碗，这哪行！”考量之下，老两口最终选择了望谟县复兴镇第二小学，开始了他们清苦的支教生活。
9年时间，两位老人辗转望谟、贵阳、兴义、遵义等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朱敏才说。
孩子们能主动用英语打招呼了编辑本段
“铛铛、铛铛……”随着清脆的钟声敲响，遵义县龙坪镇中心小学六年级上课了。朱敏才在黑板上刚刚写下几个字，一个女孩子气喘吁吁地冲到门口，急停立正站好，喊道：“May I come in？”（“我可以进来吗？”）朱敏才优雅地做了个手势：“Come in，please！”（“请进！”）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山区小学的一幕。
“这些孩子很聪明，就是性格比较害羞，让他们开口比考试更重要。”朱敏才说，一开始学生们大多只会讲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经过努力，慢慢从不会说普通话到听说读写样样熟练。有个学生在作文里写道，“我将来长大了，不但要上大学，还要当班长”。
现在，孩子们见了两位老师都会主动用英语打招呼，小小一个“hello”，背后却是两位老师的付出和心血。“孩子的进步是我们最大的感动。”孙丽娜说。
2008年到尖山苗寨的时候，学校当时4个班只有一个老师，只开设了语文、数学两门课程。朱敏才夫妇到了这里之后，为孩子们开设了音乐课、体育课、英语课，每天早上7点左右，学校便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如今，苗寨的学生们除了会说普通话，还学会讲简单的英语，唱歌跳舞。每天，山路上常常会听到孩子们欢快地唱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让我们荡起双桨》……
只要还能爬起来，就在这里待下去编辑本段
贵州山区小学的条件自然无法跟北京相提并论。“这里算不上苦，在尖山的时候，学校是每家背7000斤石头垒起来的，连窗框都没有。”朱敏才笑笑说，“办公室一隔两半，外面办公，里面是卧室，跟男厕所共用一面墙，夏天臭气熏天，有时戴着口罩才能睡觉。”
由于当地的艰苦条件，加上年事渐高，孙丽娜已经患上了不少病，现在她每年要回北京几次，每次回来都是看病、买药，再带着为自己和丈夫准备的这些药踏上回贵州的火车。
2014年，孙丽娜罕有地在北京过了春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治病。现在老人的右眼几乎完全失明，左眼仅剩0.03的视力，医生已经不再建议她继续治疗了。
现在朱敏才夫妇支教的学校是遵义县龙坪镇中心村小学。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这个学校盖一间食堂和一间电脑房，让孩子们能吃上热饭，能让他们募捐到的20台电脑有用武之地。
“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孙丽娜说从他们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会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这句话记忆深刻，“发挥了余热，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只要还能爬起来，就会在这待下去。”
本文刊发于《人民日报》2014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