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唯一教师骨折坚持拄拐上课：耽误了课程对不起孩子

1997年秋，辗转在多个村庄任教的何芙蓉，被分配到了尖山村小学。从全校数百学生、六名教师，到现在八个学生一个教师，何芙蓉在讲台上“一站就是21年”。

四川省通江县至诚镇尖山村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贫困村,村舍依山而建,海拔1000多米。村中唯一的村小,也建造在山腰之上,从学校的操场望出去,是连绵的大巴山脉。

八个来自周边村落的二年级学生和拄着拐杖的何芙蓉,是这个小学的全部师生。

1997年秋,辗转在多个村庄任教的何芙蓉,被分配到了尖山村小学。从全校数百学生、六名教师,到现在八个学生一个教师,何芙蓉在讲台上“一站就是21年”。

因2016年和2017年两次摔伤,何芙蓉的右腿里打入了钢爪、钢板,还有十几颗钢钉。尽管腿脚不能弯曲,但作为尖山村小学唯一的教师,她还是拄着拐杖站在讲台上,上完了一天又一天的课程。

何芙蓉和学生们的合影

2019年1月15日晚上9点,澎湃新闻联系上何芙蓉的时候,电话里有些嘈杂,她正在一个学生家里进行家访。“孩子生病了,我要等他爸爸回家了才能放心回去。”

这天晚上,位于山里的尖山村已经飘起了大雪,入夜温度接近0℃,何芙蓉手里举着拐杖,坐在丈夫向明福的摩托车后座,一路顶着风雪,绕着小路从学生家里回到尖山村小学时,已经将近晚上11点。

这个生病的孩子,是何芙蓉的八个学生之一。“他从小肠胃就不太好,可能天冷了,上课的时候就出现了呕吐情况。”对这八个孩子的身体情况,何芙蓉的了解甚至多过他们在外务工的父母。每天守着这几个孩子,是何芙蓉的生活。

1987年,17岁的何芙蓉高中毕业,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辗转在至诚镇下辖的多个村庄里代课。1997年成为正式教师的她,被分配到了尖山村小学。

“当时我们一个学校有四五个老师,三四百个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六个老师,后来就慢慢减少了。”偏远的山村留不住年轻的教师,他们大多选择调到县里或镇上。早已在至诚镇安了家的何芙蓉却一年年留下了。

2015年,和她搭档的最后一名教师也离开了,尖山村剩下了她唯一一个教师,“我就更不能走了,我如果走了,这些孩子就没有书读了”。此后,她一个人担起全校三个年级的课程,将一年级和三年级合并为一个复式班,二年级单独教。不仅教语文和数学,还开设了思想品德、体育和音乐课。

每天早上6点多,她和丈夫早早地打扫好校舍,燃起炉子,架上水壶,给孩子们烧上热水,然后分两条路去接这些孩子。何芙蓉说,八个学生中除了家在尖山村的,还有几个来自周边三个村庄,最远的距离学校有12里路,走路一来一回就要一个半小时。

放学时,何芙蓉和丈夫再一个个走路把孩子送回家。“我们这里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他们自己走在路上我真的不放心。那个最远的孩子是寄养在亲戚家的,如果我们不去接,他读书就是一个问题。”何芙蓉说,冬天山里常有风雪,是最为艰难的时候。

孩子们离家远,中午只能在学校里吃饭。何芙蓉和丈夫就每个周末都去镇上采购食材,中午的时候,丈夫洗菜,何芙蓉下厨做饭。

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的蔬菜,何芙蓉和丈夫还在校舍后面开垦了两块菜地,种植白菜、萝卜、茄子等。“国家给每个孩子有四块钱的补贴,这些钱可以让孩子吃肉,然后我们自己再种一些蔬菜,能让他们吃得健康又有营养。”

守着这些孩子上课、种菜、煮饭,何芙蓉和丈夫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2016年的一场车祸。

2016年9月的清晨,何芙蓉接到了村里一名家长的电话,说孩子拿着学费去学校报名了。听到消息后,周末正在镇上休息的何芙蓉非常着急,“学校没人,我怕他在外面等着不安全。”

在镇上等了很久都没等到回村的车,何芙蓉决定租一辆摩托车回村。当时进村的道路还都是土路,被碾压得凹凸不平,清晨雾大又看不清路。何芙蓉在回村的路上翻了车,“右脚一阵钻心的疼,但我没多想”。

在村卫生院稍微处理了一下,何芙蓉就赶到村小给学生办理报名。等下午腿肿得无法挪动时,何芙蓉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去镇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右脚髌骨粉碎性骨折、右腿胫骨骨折,需要马上手术。

“当时我以为骨折很快就会好,没想到在医院待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何芙蓉心急如焚,“学校已经开学了,我觉得耽误了课程对不起孩子”。学生们也常常给何芙蓉打电话,有些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有的电话一接通就开始哭,“一天一个电话地打”。

家人劝说她休养一个学期,但何芙蓉坚持要回学校。“我就拄着拐杖上课,他们也都特别懂事,不调皮,知道我腿不方便,有什么问题都跑到我跟前来问。”

然而,在2017年国庆节前夕,何芙蓉又摔伤了一次。当时因为连天阴雨,地面湿滑,何芙蓉在拄着拐杖去关教室门窗时,从石阶上滑倒,右腿胫骨直接磕在了石阶上,剧痛随之而来,“我痛得都不想活喽”。

距离上次手术整整一年,何芙蓉再次在医院进行了手术,伤上加伤,她的右腿被植入了铁爪、铁板固定,还有十几个钢钉。但这次何芙蓉仅仅休息了十几天,刚拆了线就执意让丈夫背她回学校。“我觉得上次住了两个多月的院,亏欠孩子们,这次不能耽搁那么久。”

谈到这里,至诚镇中心小学校长余斌也有些动容,他告诉澎湃新闻,事发后学校曾想给何芙蓉放一段假,让她好好休养,但何芙蓉没有接受,“她说放心不下学生,一定要回去,我们听了也都很感动,只能说在生活上多关照一下她”。

何芙蓉的丈夫在院子里生火,学生们围坐着上课。

回到学校后,右腿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连站也站不起来,何芙蓉就让丈夫给她做一块小黑板,点一个火炉,她坐在椅子上抱着黑板,孩子们拿着书围坐在她身边,上完了一整个学期的课程。等到2018年春季学期,何芙蓉已经能够站起来,继续拄着拐杖给学生上课。 在她受伤期间,接送孩子、做饭、种地的任务都落到了丈夫向明福身上。每天向明福去接送最远的那个孩子,何芙蓉就安排其他孩子结伴回家,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她就在学校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确认学生都安全到家。

如今距离第二次受伤已经一年多,但每逢阴雨天,何芙蓉的腿依然疼得无法挪动。谈起这八个学生和丈夫,电话里的何芙蓉常常哽咽,她觉得自己受伤后不能全身心照顾学生,又拖累了正值壮年的丈夫,“我现在不怕疼,每天都扶着窗台锻炼,就是希望在2019年秋季开学的时候能拆掉钢板,继续站着上课”。

21年里,何芙蓉的工资从最初的39元,涨到了如今的3000元。她说,自己并不介意工资的多少,只是对家人感到愧疚。

何芙蓉的丈夫向明福是至诚镇人,结婚后,他们早早在镇里安了家。2000年,向明福从食品厂下岗后,原本计划去成都打工。但何芙蓉劝说丈夫和她一起回尖山村,开办一所幼儿园。“因为我们周边几个村都没有一个幼儿园,娃娃在上小学前,没地方去,家长也没时间管。”

刚开始招收了二三十个幼儿园学生,两个人的收入能勉强维持住两个孩子在镇上的学费和生活。但随着年轻人离开山村,孩子越来越少,幼儿园开始入不敷出。“要做饭、接送孩子,基本上没有收入。”

家庭压力之下,向明福曾多次和何芙蓉表达过想外出务工,多挣些钱,但都让何芙蓉劝留了下来,“我说我们要那么多钱也没用,我在这里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如果走的话,这些孩子咋办嘛。”于是,即使只有几个学生,幼儿园也一直开到了现在。

丈夫做饭,何芙蓉就负责洗碗。

何芙蓉和丈夫常住在村里,照顾着村里的孩子,但自己的两个孩子却成了“留守儿童”,这让她无法释怀,“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的孩子,但我没有办法”。

1997年何芙蓉被调到尖山村小学任教时,她的孩子都在读小学,“当时路不好,从村里到镇上要走1个多小时,我只能周末回去,两个孩子就寄宿在学校”。

在没有修建公路时,每次何芙蓉从村里走到镇上,都要翻过两座大山。她还记得刚开始工作时,担心孩子寄宿在学校吃住不好,经常晚上在尖山村吃了晚饭,9点多的时候自己拿着手电筒去学校看孩子,和他们聊一会,再连夜走山路回村小。

“他们在中考的时候,我没回家给他们煮上一顿饭,高考的时候我也没照顾过他们一天。我们邻居和我说,孩子回到家都是自己洗衣服,自己给自己做饭吃……”时隔多年,说起两个孩子,何芙蓉仍然在电话那头哽咽得无法言语。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家庭和工作,何芙蓉和丈夫则全身心投入在村小里。在第二次受伤后,儿子曾明确反对她和向明福再回到村小,还给向明福在成都找了一份月薪近6000元的工作,何芙蓉一时拗不过家人,只好在家待着。

但临近开学时,家长们见学校迟迟没人,都给何芙蓉打电话,“有的家长央求我,说回来你就积了德了。有的家长不会表达什么,就在电话里哭,说我不回去,她的孩子咋办。”一通通电话,让何芙蓉十分纠结。

“我就和我丈夫做工作,我说我给你开工资,把我的工资都给你,你再陪我几年吧。等我退休了,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向明福拗不过她,最终一起回到了尖山村小学。

至诚镇中心小学校长余斌告诉澎湃新闻,至诚镇下辖的几个山村里,目前只有三个村小,其中两个都只有一个教师,“村小学生比较少,像另一个村小只有5个学生,条件也比较差,其他年轻的老师都不想去。”

余斌介绍称,尖山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庄距离至诚镇中心小学有16里路的路程,如果没有了尖山村小学,一些低年级的孩子确实无法读书。“路程太远了,村里很多人都是精准扶贫户,没有条件给孩子在镇上租房子读书,如果没有村小,他们就没法上学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感谢这些守在村小的教师。”

但如今,49岁的何芙蓉还有6年即将退休,没有老师愿意来尖山村任教是她最大的心事。尽管答应了家人到退休时就离开,但她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我退休了,还有学生要继续念书,其他老师也不愿意来的话,我就继续在这里,一直教到我教不动为止。”

尽管余校长也曾告诉她“返聘的工资比较低”,但在何芙蓉看来,工资多少并不重要,能够养活自己就行。她说,从教30多年里,她在至诚镇的每一个村小都站过,但在这里已经站了20多年,“我对这里有感情,我不能让孩子因为没老师而没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