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五代摄影师侯咏：对电影的思考始于1978

一张北电老师为其破格争取来的“准考证”，让侯咏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与他同行的人有张艺谋、顾长卫、张黎、赵非、智磊、王小列。随后的岁月里，他们一个个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78年春天，北京电影学院在“文革”后首次恢复招生。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吸引报考的年轻人逾万人。经过一轮轮专业面试和文化课复试的“大浪淘沙”，即使在扩招的情况下，最终录取的78级学生也仅159人。

倘若不是命运的垂青，中国第五代摄影师“三剑客”之一的侯咏，将不会出现在这份录取名单上。担心文化考试的他，一早撕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报名表，报考西安美术学院。就算考不上，接父亲的班去西安话剧院做个舞台美术的小学徒，也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一张北电老师为其破格争取来的“准考证”，让他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与他同行的人有张艺谋、顾长卫、张黎、赵非、智磊、王小列。随后的岁月里，他们一个个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那时候对人的命运的理解，对生老病死的理解，就来自周围随时会发生的巨大的事件。”如今回到校园任教的侯咏，有时看不懂现在的孩子“只有今天，不问明天”。在他看来，艺术创作不可能离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而他的答案言简意赅：“人生，是为了对社会有用。”

1978年初夏，一个雨过天晴的黄昏，邮递员同往常一样，给陕西省电影发行公司大院的传达室送信。侯咏的姐姐正巧在传达室里，看到了封皮上写着“北京电影学院”的信。

摊开信，她激动地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信上写了啥，直到旁边的人帮着把字儿一个个地念出来，她才晃过神来，弟弟侯咏真被录取了。大伙儿都兴奋地叫起来。

侯咏的房间，正对着传达室，隔了大约两个篮球场的距离，他听见外头的动静，走出了房门。“呣，我这会儿才算高兴起来。”

那是一种平静的、但是从心里头往外涌出的高兴，侯咏甚至“理性”地觉得，自己这会儿应该“哇！”一声喊出来，表现得兴奋一些才对。大学啊，未来啊，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不知道，但他期待。

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被西安美术学院录取了。但奇怪的是，西安美院的录取通知书竟然让他的心情隐隐的有些不愉快。他知道，自己还在忐忑地等待北京电影学院的消息。

侯咏从初一开始学绘画，高三要报考学校，他没想过自己会去考西安美院以外的学校。然而在北京电影学院招生考试报名时，好友王小列将一份报名表递到了侯咏面前：“我已经填好寄出去了，你也填一份，一块儿报名算了。”

侯咏把报名表带回家，想了一晚上，也都填好了，可第二天在班里，他还是把表格撕了。“先不说自己感不感兴趣，我能不能考上啊？”侯咏自认数理化是绝对的短板，一上高中就完全放弃了。可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考试中数理化是很重要的一项，“明摆着，报了也是白报。”

报名表是撕掉了，可对电影的兴趣却被勾起了，“以前根本没看过它，可看过一眼之后不再看，我的心里就老想它，啧。”

侯咏就这样放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报名机会，貌似死心塌地地投入到西安美院的备考中。

幸运的是，就在西安美院考试前的一天上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西安考区的负责人曹作宾老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当时，除了北京、上海两地，西安是北京电影学院设立的三个考区之一。下午要考影片分析，曹老师来到陕西省电影发行公司租借影片拷贝，在办理手续时正巧遇见侯咏的母亲，她与曹作宾说了侯咏后悔没报名的事儿。

“你愿不愿意考电影学院？”曹作宾问他。“想啊！就是不知道条件够不够。”“让我先看看你的画吧。”侯咏领着曹老师看了自己的画，他从老师的眼神里感觉到，自己的画“与其他同学相比是出类拔萃的”。

当天下午，在影片分析考场门口，侯咏拿到了一张准考证——直到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五十周年院庆时，侯咏与曹作宾再见面，他才知道，为了他的考试资格，曹老师特地向学校打了电话征求意见。由于曹老师的惜才，破格让侯咏参加了考试，而为避嫌，后来四年他都对侯咏“冷淡相待”。

正式考试，面试、影片分析、文艺理论等项目以及素描的补考，侯咏都觉得挺顺利。但是最后一门数理化的考卷一收，他便感到了“前功尽弃”。那张卷子上，他唯一一道答对的题目是用三角的算法做的几何题；加上零零散散的其它分，数理化100分的考卷，他只拿了29分。

幸而，所有科目的分数要折算成5分，平均下来，他得了4-，这个成绩在摄影系26个同学中排在中间。他被录取了。

一天一夜的火车，带着侯咏、张艺谋、顾长卫、赵非、智磊和王小列，从西安驶向了北京。

“一进大门，一条很宽很宽、笔直的大道，对着教学楼，特别宏伟的一幢教学楼。” 这是侯咏从莫斯科大学照片上想象出的校园风貌，却在电影学院的荒芜面前打了一个趔趄。

侯咏回忆，“接学生的大巴车从北京站来到朱辛庄，那里是一片荒芜，路的旁边就是校区了，结果没有围墙，全是铁丝网。铁丝网的尽头就是大门，破旧的两扇大门。进了门，窄窄小道的两旁全是草，小楼也就，啧，破旧。”

但，侯咏还是止不住兴奋。“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应该会去西安话剧院做个舞台美术的小学徒吧。”

侯咏的父亲在“文革”中去世，此前在西安话剧院工作；“文革”结束，父亲平反，为落实政策，他能被安排到父亲的单位工作，“当时和话剧院的人事部门都说好了。”

而一场高考，把侯咏可以预见的出路引向了未知的将来。大学，打开了他生命中的摄影世界。

1978年，坐落在朱辛庄的北京电影学院将被解散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校址作为临时校区。当时北京农学院还没有恢复办学，校区里没有教师宿舍，放学后所有老师都回城了，学校完全就成了学生的世界；而当时的朱辛庄，目之所及皆是荒芜，生活条件差，学生们没啥钱也没啥吃的，常常“见了肉就没命了似的”，所以学生们不时会去找食物加餐。

“张黎抓田鸡特别擅长。”侯咏笑说，他常常也会跟着一块儿去找点肉，“特别奇怪，一跳一跳的田鸡本来很不好抓；可在黑乎乎的夜里，用手电筒‘啪’的一照，那些岸边的、水里的、荷叶上的田鸡都不动了，然后你手过去，‘叭’！一把就抓住了。”这些田鸡，被他们放进篓子里，等着被扒皮、被做成可以让学生们打打牙祭、补补身体的荤菜。

1979年，农学院恢复招生，电影学院78级的同学们多了一群农学院“校友”。

“农学院有一片试验田，种的红薯，品种特别棒！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等到有一天，他们收红薯。不知道谁得来的消息，晚上十点多钟，都快睡觉了，突然有人说，‘欸，农学院把红薯挖出来了，都摆在田头，没收！我们要不要去弄点儿回来？’我们就集体出动，把放行李的大提兜‘欻’一下扔到床上，拿着去田边了。”

田边有人守着，他们趁对方不注意，悄悄潜伏到田地里，往兜里塞红薯，提回宿舍好一大兜。他们把这些红薯搁到洗脸盆里，再放上水，用电炉子煮，“特别香，特别好吃！”

这些回忆，侯咏说得绘声绘色，充满红薯热乎劲儿的夜晚仿佛仍近在眼前。

如果说，生活条件不好，还能苦中作乐；学习条件差，就得挖空心思补。对侯咏来说，除了素描，所有的课程几乎都是从零开始，而一些涉及到数理化的技术课程，是最让他头疼的。

比如，电影胶片需要冲洗，要知道冲洗的化学药剂的成分，得学有机化学。“哇，那有机化学的分子式，跟蜂窝式的，我太排斥了。”侯咏记忆犹新。但没办法，还得记啊。

那时他们的学习，是有股冲劲儿的。侯咏记得有一次，洗印课程的测验，考的全是有机化学题。“我还算勉强及格了，一看张艺谋的卷子，多少？5分！是百分制的5分啊！”

没上过高中的张艺谋，比起侯咏，化学基础更差。但第二天，侯咏在食堂碰到他，就见他拿着一个小本本儿，边背化学方程式边排队买饭。那时的小本本，都是把纸裁剪成条条，再用橡皮筋捆成一摞的。

在电影学院学习最重要的内容是看电影。那时好的电影资源少，但学校还是尽力地找片子。学校每周安排四场放映，学生们几乎每个周二下午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室看两部进口影片，每周六下午在朱辛庄礼堂看两部国产影片。

侯咏挺自豪的一件事是，他每看一部电影都会写一些观影笔记。四年，他写满了整整5个笔记本。在当时，这些笔记，一来帮助他思考电影的本质，二来能促进他对影片的解读和记忆，三来也见证了他逐步理解电影的成长过程。

“情节荒唐。好莱坞的电影如此不现实。”侯咏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接受了两年美国好莱坞经典影片的熏陶之后，一次观摩《化身博士》在看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对好莱坞“编造”式电影心生厌恶，放映中间愤然离席。他后来称此次行为为：一次电影观念的“自我觉醒”。

有学者认为，“侯咏创作初期与田壮壮合作完成的《盗马贼》等作品逐步把环境与人共融为一体，把自然、空间环境视为角色进行塑造，强调某种自然决定论的写实风貌，这些电影的拍摄奠定了侯咏纪实风格的形成。”但如果真要追溯他纪实风格的源头，也许就能在他大学时的观影心得中发现苗头。

观影之外，侯咏始终认为，实践是学习摄影最为重要的环节。可在当时的条件下，灯具简单，也没有柔光纸、看光镜等等设备，对于缺乏经验的学生来说，困难重重。如何创造条件，掌控拍摄效果？“就得因地制宜，找一些替代品。”

对此，侯咏动过不少脑筋，比如白天拍夜景时，要在阳光下拍出月光照射的院落，光靠眼睛是很难判断拍摄效果的，这时就需要通过灰色的看光镜，压暗自然亮度。可是没有看光镜怎么办？侯咏找了一块深红色的滤色镜来代替。看得久了，眼睛适应了红色，就渐渐变成了接近灰色的效果。

刘长春从左侧的船头冲向右侧的甲板。这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跑出了自己的奥林匹克精神。这是2008年上映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侯咏执导的第三部电影中的镜头。摄影机从船外侧面拍他的奔跑，人物的身影始终保持在屏幕左侧。

侯咏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同学联合创作的黑白电影《小院》，开机第一幕也是一个奔跑的镜头：一个小男孩儿从房门里跑出，跑向小院，院里床单飞舞，妈妈在晾衣服。

侯咏拍完第一条，坐在远处的孟庆鹏老师走过来告诉他：“你一定要把人放在他前进方向相反的位置多一些，让他前进方向在画面中多留一些，不要让他迎面顶着画面边。”

在没有监控器的年代，侯咏以为拍成什么样只有自己能从镜头里看见，老师竟然离了老远、仅仅通过摄影机的摇动就能发现自己的镜头摇得晚了，跟得慢了？“我当时特别佩服，这是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才能一眼看出的问题啊。”

侯咏由此更加领会到实践的重要性，“就像游泳似的，老师再怎么讲技巧，没有到水里扑腾过，永远不会了解水性，真正掌握游泳技巧。”

大一大二的摄影专业课程是拍照，实践的机会不算多。每位同学都渴望并且争取更多的可以外出拍摄的机会。

有一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床，就发现窗外一片洁白，空中鹅毛飘飘，地上白雪茫茫。他们立刻觉得，这样好的天气应该出去拍作业。于是同学们集体到系里申请停课去长城拍照，系里立马就同意了——老师们也都知道，好的自然条件对摄影师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全班同学赶紧坐上火车，从沙河站乘到八达岭，拍了一整天的雪景。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满足。

大学四年，侯咏保持了对影像艺术的新鲜感。而专业课之外，他最喜欢的是体育课。说起来，要不是初一得了黄疸型肝炎，医生不让他做运动，从小在陕西省业余体校训练乒乓球的侯咏，可能会以庄则栋为榜样，朝着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去了。

到大学，他篮球、排球、足球，都玩儿。摄影系的足球踢得好，一向是电影学院里的第一名，会代表学院和外校比赛。拍摄《小院》之前，他因为比赛摔伤了左手手腕，好些镜头他都是吊着石膏拍的。

到2007年拍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侯咏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是体育精神，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他说，大家所熟知的“更高、更快、更强”只是一个口号，真正的体育，是一种奋勇向前、挑战极限、战胜自我、永无止境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劲儿才是体育精神。

现在，侯咏喜欢打网球，有空的时候一周去两三次。他说，运动中身心能得到难以言表的“美妙”体验，而能够表达的则是浅层次的“获得喜悦” 和“忘我的”状态。

侯咏最喜欢的个人作品，是2004年的《茉莉花开》。片中第一段的结尾和影片的尾声，被孟老板抛弃的茉大着肚子坐上了人力车，回头时，她看见曾经的茉微笑着与她挥手告别；花和女儿搬了新家，回望来径，童年的花伏在滑梯旁，回过头冲她会心一笑。回望中，完成了充满仪式感的告别与圆满。

“学生时代，教科书教导我们真实性是摄影的本质；后来我才明白，摄影艺术的真谛是创造和改变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而不是复制和纪录现实的手段。” 如果说，大学四年让侯咏渐进式地积累知识、养成美化的习性；那么后来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则是让他颠覆式地塑造自己的艺术观点。“在我受到的整个艺术教育中，我学到的就是一种方法、一条道路，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但实际上，这只是全世界的一面，这个世界有无数面。”

比如创作《一个都不能少》时，为了拍出在影像上要毫无摄影痕迹的作品，侯咏开始反思自己。“我要去掉我身上的一些创作习性。很可怕。我从小到大学，通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和学习，我一直在养成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是什么？这种习性就是美化。而我现在要反对美化、打破美化，我们要拍出生活当中最本质的、最常态的东西。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东西全作废了。全作废才对了！”侯咏的美学观念和摄影技巧，在实践中颠覆、转变。

然而不管怎样转变，侯咏始终认为，电影创作不能脱离对人生的思考和理解。

当年拍《小院》的一个晚上，张艺谋、吕乐和侯咏畅谈理想，张艺谋说想当导演，吕乐说想出国，侯咏说想做个优秀摄影师。它们很快都成为了现实。可是有一天，远在法国的吕乐给侯咏写了一封沮丧的长信：我出国了，我在法国除了男妓什么都干过了，但我发现，出国似乎并非我的理想。

收到信时，张艺谋和侯咏都在国内干得热火朝天。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吕乐还是回国了，重新投入电影创作。此后他和侯咏、顾长卫被并称为中国第五代摄影师“三剑客”。

想起那个“理想之夜”，侯咏也忍不住感慨，“人对自己的梦想是要有个清晰的认识的。”

2012年，侯咏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现在是电影电视学院电影系主任。给学生上课，也和学生聊人生，他希望孩子们能够追问自己当下的生活、思考当下的意义。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想想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工作为了什么？挣钱为了什么？……也许最后没有答案，但这个追问的过程会让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明晰你在何处迷失，建立当下的自信，描绘出未来的远景。

可是有时候，学生们让侯咏感到吃惊。一个学生曾和他说：“老师，我为什么要这么清楚呢？如果我知道明天要干什么，那么我的今天还有什么意思呢？”他还说，拥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啊？这么可怕吗？”学生们拒绝思考人生的价值，侯咏的话卡在了嗓子眼。

侯咏觉得，现在学生虽然在视听基础、艺术技巧上比他们当年强，但简单的经历和生活积累，加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潮流影响，如果不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那么不论是对艺术创作还是对今后的社会生存，都是不利的。

“我们那时候对人生的理解，对生老病死的理解，就来自于身边随时会发生的巨大的命运起伏、社会事件和历史变革。而创作直接牵涉到你对生活的理解。”侯咏说。

最后，当被问到 “人生为何”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时，侯咏淡然地回答：其实世界上往往最高深的问题同时就是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最简单明了的道理所蕴含的却是最深奥的人生哲理。

“人是集体性的动物，每个人都无法离开人群而独自生存；所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人在江湖必然要相互作用，这个作用必须得是有益的，因为害群之马必得去除，也就是庄子所言：去其害马者而已。”

所以，“人生为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小学生都会的回答：“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呀，侯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