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女神”徐颖：做科研没有性别之分

从幕后走到台前，徐颖对曝光和流量依然持审慎态度，留有自己的安全距离。她希望工作和生活分开，不愿看到女性因为身份和其他标签受到区别对待。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她想成为“出类拔萃、有突出成果”的科学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期限是——“死之前”。

“北斗”离我们有多远？

在一间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里，36岁的徐颖试图用身边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她晃了晃自己的国产手机，“总有人觉得没用过北斗导航，但其实很多手机里都有。”

看着杯子里泡的枸杞，她又联想到“北斗”在智慧农业方面的应用。这位80后博导、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笑道：“我现在也到了喝枸杞茶的年纪了。”

徐颖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火”了，她用脱口秀的形式为“北斗”做了科普。演讲视频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人民日报》点赞称：“科普需要更多徐颖”。网友们称她为“北斗女神”。

三年时间过去，徐颖仍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科普“北斗”。她还同杨利伟等人一起，被聘为科普中国形象大使。

但她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会红，“get不到这个点”。“北斗女神”的称呼，“听起来像过气网红”。

从幕后走到台前，徐颖对曝光和流量依然持审慎态度，留有自己的安全距离。她希望工作和生活分开，不愿看到女性因为身份和其他标签受到区别对待。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她想成为“出类拔萃、有突出成果”的科学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期限是——“死之前”。

“科研人”徐颖带着一丝神秘。她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五环和北六环之间的一栋大楼里，内部人员刷卡进出，访客需要保安引导登记，留下身份信息。电梯外的墙面上贴着一条标语：保密意识是最好的防泄密措施。

徐颖没有化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戴着学生“标配”的黑框眼镜，外披素雅的针织开衫。

一开始，徐颖给人的感觉是“高冷”。她回答问题简短，通用“嗯”和“对”来结尾；慢慢地，她放松下来，开起玩笑，大笑时，露出两排牙齿。

徐颖说，选择去做大众科普，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偶然走上了这条路。

几年前，她听到过关于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说法：美国的GPS系统是正版，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是高仿，欧盟的伽利略系统是低仿，中国的北斗系统充其量只能算淘宝“九块九包邮”级别的产品。

这样的误解让徐颖意识到，横贯在科研工作者和普通人之间的那道屏障必须被打开，哪怕是一项已经在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技术。

2016年5月，徐颖应邀参加中科院举办的SELF格致论道公益讲坛。她以《来自星星的灯塔》为主题，就自己参与研发的北斗系统作了演讲。

她拿《鲁滨孙漂流记》举起例子。“假设一个人漂流到孤岛上，如果选择GPS，他只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无法通知别人来救援。如果用的是北斗，他既可以知道自己在哪，还能把位置发送到方圆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之外。”

作为北斗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徐颖脸上透着满满的自信，“相信我，如果你选择了北斗定位系统，很快就可以在救援船上和你手持GPS的小伙伴说再见了。”

靠这场演讲，徐颖走红了。

直到今天，徐颖还是不太习惯“北斗女神”这个标签。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徐颖开场便解释道：“作为一个求实讲真的科研工作者，我非常清楚我的颜值离大家的称呼还有极大差距。”

面对新京报记者的提问，她笑着反驳自己“网红”的头衔：“不，这可能差得有点远”。对于如今泛娱乐化的社会形态，徐颖觉得存在即合理。“但很多东西确实不在我感兴趣的范畴。”

相比之下，科研工作看起来高不可攀，令很多人望而生畏。徐颖明显感觉到，光鲜亮丽的偶像能吸引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力。通过科普活动，她希望能让科学走下神坛，走近大众。

有媒体报道她时写，调查数据显示，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们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明星和偶像”占到很大概率，而“成为科学家”的荣誉感似乎已经消失无踪。

徐颖记得这篇报道，她说：“在我们那个时候，科学家是挺荣誉的一个职业，还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们至少也有这种认知，虽然不一定都能做。”

徐颖小时候也梦想过成为科学家。中学时代，她是标准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常年排在年级前十，理科尤佳，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徐颖的母亲是数学老师，父亲在农技站工作，两人对于孩子的选择很少干涉。

按部就班的成长过程中，徐颖对未来的人生没有太多设想，大学专业“信号与信息处理”也是她自己选的，并不了解将来会做什么。直到本科读完，徐颖考入北京理工大学硕博连读，深入接触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那时候，她对“北斗”两个字有着高度荣誉感，看到有人用北斗或者夸北斗，都会不自觉地兴奋。

进入中科院近10年，作为导航部的三名副主任之一，徐颖主要负责接收机、信号体制等技术方面的工作，同时主抓一些科研项目，她个人承担的项目总经费一度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能力提升的同时，压力也在增大。最近几年，徐颖出现了脱发和失眠的症状。听说黑枸杞泡水能减少掉头发，她也开始端起茶杯。但失眠的问题不好解决。有时候睡到半夜，她会突然醒来。“我不确定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还是人到了年纪，出现中年危机。”

每天早晨，徐颖习惯在七点钟起床，不堵车的情况下，从家到单位需要40分钟左右。为了节省时间，她一般会买点包子在路上吃，八点半前赶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徐颖日常。受访者供图

天天泡在实验室里，面对一大堆数据与程序，徐颖也会觉得枯燥，但“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这样，一定是一段时间的寂寞和耕耘后，你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前几年，徐颖常常工作到凌晨，睡办公室也是常有的事。最近两年，她尽量减少这样的情况出现。到了周末，徐颖的博士生王文博经常能在院里看到她，“她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来加班。”

相较于“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互联网从业者，徐颖觉得自己只会有过之无不及。“科研工作一定比996的时间更多，我们没有要求996，但一定会超出这个时间。”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徐颖的调节方式是“吃点好的，买点贵的”。考虑到时间有限，更直接的方式是喝奶茶，她调侃这样的生活是“靠奶茶续命”。偶尔有空逛街，她会直接去买看上了很久的衣服和首饰。

平时在办公室，徐颖的茶杯里不是枸杞就是茶叶。最近一段时间，她开始和同事讨论养生问题。“我也在反省，还是应该每天花一小时去锻炼，哪怕走走路也行。”

实际上，徐颖的时间很难挤出来。平时忙于工作，周末不去加班，也会被各种活动和会议占满。整个四月，她基本上每个休息日都在出差中。“这周末要去合肥开会，下周末在长沙参加航天日的活动，之后还要去杭州，有个会也是在周末。”

2018年4月24日，徐颖在澳门参加“中国航天日”专题活动。受访者供图

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徐颖需要担任一名硕士生和一名博士生的导师。带过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和她差三四岁，相当于同龄人。

在董奥根眼中，徐颖是一位严师，该批评的时候绝不嘴软。前段时间，他因为没有按要求调整方向，被批评了一顿。没多久，徐颖发来新的修改思路，还向别人打听他的情况，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太过严厉。

“毕竟批评才能认识到错误。”董奥根的论文最多一次修改了8个版本。在徐颖那里，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生活上，王文博看到的是一个接地气、“和大多数科研人员没有什么不同”的徐颖。王文博评价，徐颖没有太多导师的架子，找学生帮忙会很客气，经常拿些水果零食之类的。“抛开师生这层关系，挺有实验室里大师姐的感觉。”

平时，徐颖也喜欢八卦，更多的是关心同事们的感情状况。她乐此不疲地给年轻姑娘介绍对象，遗憾的是还没有介绍成过。让董奥根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导师徐颖的“夺命三问”——有没有和女朋友分手？为什么还不分手？不知道谈恋爱会影响科研吗？这份幽默，让董奥根意识到，科研人也可以很有趣。

工程师史雨薇几年前曾和徐颖一起旅过游，如今，她已经很少看到徐颖有假期。让史雨薇感动的是，工作再忙，徐颖也不会忘记关心身边的同事。“有段时间项目组科研工作繁重，听说一位女同事掉头发，徐颖悄悄给她买了灵芝丸子。”

在国家级科研机构工作，除了团队的氛围，徐颖更看重的是荣誉感。“我还是希望能做一点国家需要、人民有用的东西。”谈到一些朋友跳槽创业，徐颖笑称自己不走的原因是没有人拿高薪来挖。玩笑过后，她还是坚持一个观点：钱很重要，但理想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曾经，一名女生来参加研究生面试。虽然对卫星导航了解不多，但提出的一个问题让徐颖决定留下她。“我就想知道卫星为什么挂在天上不掉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从她身上，徐颖看到了成为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她现在顺利毕业留在我们单位，做得也非常好。”

博士毕业找工作期间，徐颖曾遭遇过性别歧视。在一家企业面试时，一名男性面试官表示女生不适合做科研，徐颖听完“怼”了回去：没有不适合做科研的性别，只有不适合做科研的人。

后来，徐颖在演讲中提到这段经历，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并不以性别来判断是否适合做科学，用性别判断和用星座判断一样，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招生时，她更在意学生是否踏实。

在工作中分配任务时，徐颖也不会根据性别去划分。她不认为男生就一定思维开阔，女生就一定细致、有耐心，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强项去分配。“男生女生一样用。”

但身为女性，徐颖还是能感觉到性别在社会层面的差异。“很多人觉得男生只要工作OK就OK了，女生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

看到朋友圈有人转发“如何在工作的同时把家庭和孩子照顾好”，徐颖会评论“不要那么为难自己，你做不到的”。她认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花在一件事情上的时间多了，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时间一定就会少，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科普这件事。走红之后，徐颖希望有更多科研工作者站出来，而不是只有几个明星式的人物。“一方面，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再就是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确实不了解。”

徐颖也有被难住的时候。参加科普活动时，曾有小朋友问“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名字”，徐颖答不上来，只好告诉他“我回去查一下，查到了再告诉你”。还有学生问她怎样看待中医，让她哭笑不得，“梗”在了现场。

这些经历，徐颖回味起来会觉得有趣。她认为，科普必须确保讲出来的东西是对的，是权威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讲，在某些方面不见得就正确。“从我自己的角度，也觉得科学普及是一种社会责任。”

除了参加活动、做演讲，徐颖也有过写科普书的想法。但两三年过去，一直没有时间动笔。

在生活中，徐颖喜欢《三体》系列第二部，看到黑暗森林法则，会不自觉地起鸡皮疙瘩。去年出版的《黄金原野》，她觉得看起来也不错。

“如果没有当科研工作者，我有可能会变成写小说的。”徐颖认真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