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步鑫生：砸掉铁饭碗，改革经验享誉全国

1977年，步鑫生任厂长。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杀手锏”：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没了；庸懒的职工毫不手软被辞退，铁饭碗砸了。骂声不断，厂子的效益却越骂越好。

1983年9月的一天下午，新华社浙江分社分管工业报道的记者童宝根走进了地处杭州市梅花碑的浙江省二轻局大楼。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有事没事都要抽空去条口机关串串门。

聊起报道线索，二轻局办公室主任陆安根试探地对他说，嘉兴海盐县冒出了个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不过，这个人可是个争议人物。”

争议人物往往正是新闻人物。国庆节刚过，童宝根出发了。为了谨慎起见，他带上了盖着新华社大红公章的介绍信，并通过海盐县委办公室“组织联系”，才来到步鑫生的厂子。

童记者和步厂长整整谈了2天。“这个体重只有89斤的小个子男人很有煽动性，精力之旺盛让人难以思议。”早已退休在家的童宝根向我描述了步鑫生留给自己的最深刻印象。

步鑫生和他的衬衫厂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晰。

海盐县衬衫总厂按所有制身份属城镇集体企业，其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全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步鑫生任厂长。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杀手锏”：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没了；庸懒的职工毫不手软被辞退，铁饭碗砸了。骂声不断，厂子的效益却越骂越好。

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步鑫生出手招数件件劲爆，十分抓人眼球。

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而他们厂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就有五辆；步鑫生常常坐飞机去外地参加订货会，这在当年是县团级领导才能享受的待遇；厂里有厂标、厂徽、厂服、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还有全国服装企业第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漂亮姑娘一大把。

精彩！争议人物果然是个新闻人物。职业敏感强烈的童宝根觉得抓到了条“大鱼”，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很快完稿。但毕竟内容“太冲”，他决定还是先尝试着发新华社内参，并且是阅读层次最高的《国内动态清样》。同时，在稿件的最后也客观列举了步鑫生被反映最多的3方面问题。

11月5日，内参刊用，但反映步鑫生问题的内容已删去。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成堆的“内参”中注意到了特点鲜明的“问题人物” 步鑫生，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0天后，新华社将以这篇内参改写的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则作为了该通讯的“编者按”。各地所有党报都在头版甚至头版头条予以登载。

“这篇报道让步鑫生出了名，但还远远不是后来那样的‘超级典型’。”童宝根回忆说，“《工人日报》的又一篇内参起了转折性的助推作用。”

以下的事件过程颇具戏剧性。

同年7月7日，习惯于独往独来的步鑫生擅自改组厂工会。他宣布原工会副主席赵荣华为主席，一名原副主席留任，并指定另一名原副主席和3名职工为工会委员。原工会主席冯织绢的职务实际被非法撤销。当时，冯和赵都不在场。事后，赵荣华认为这是违反工会组织原则和职工意愿的，坚决拒绝出任厂工会主席。步鑫生岂能容忍如此“不识抬举、有损威严”的行为？

12月8日，步鑫生再度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撤销赵荣华的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留厂察看两年，工资降一级。赵的妻子、同厂职工刘培英被株连辞退。赵荣华坚决不服，遂向海盐县委和上级工会申述。12月9日，遭遇“顽强抵抗”的步鑫生一不作二不休，将处理决定升级为“不作留用，立即开除”。

此后，在强大压力下，步鑫生勉强恢复了赵荣华的厂籍，但下放车间劳动，不同意恢复赵的一切职务及其妻子的工作，并扣发赵的部分工资和奖金。

赵忍无可忍，被迫撒泪离去，自谋生路。

就在赵荣华事件发生前夕的10月18日—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保护职工权益被提到新的高度。连工会主席都敢撤的步鑫生无疑属于“胆大妄为”。

《工人日报》驻浙江记者立即抓住赵荣华事件，针锋相对地向全国总工会发了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揭露”了步鑫生无视工人阶级权益的14条罪状，其中包括“收买记者、自我吹捧”。

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作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随后由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称，改革需要具备大胆创新精神的人去推动，这些人有的跑过码头，敢作敢为，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对他们不应苛求，要善于引导——步鑫生得到了充分肯定。

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3次做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这已经不再是一位创新型优秀厂长的问题了。

在中国，“榜样”有着极特殊的内涵，何况又和整党工作联系在了一起。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再次播发“调查报告”全国通稿，大力倡导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并由“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配发上千字的长篇按语。

政治嗅觉灵敏的全国各地无数媒体“闻风而动”，“向步鑫生学习”的热潮平地而起。从这年3月9日到4月15日， 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报道27篇，共计3万多字。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焦裕禄、雷锋的宣传。他被全国政协选为“特邀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向步鑫生学习”陡然升温，实在是暗合了特殊背景、特殊需要。1980年代初，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高潮初现。但很快，经济迅速过热。同时，民营企业、民间流通抬头，“倒爷”横行，活跃伴随着“混乱”。中央开始了两年治理整顿，并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国内空气转为沉闷异常。

此时，实在需要一位如晴天炸雷式的破局者。冒冒失失、浑身长刺的步鑫生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的种种“缺点”，正是打破改革僵局的有力武器。他不红都不行了。

中国人对“榜样”历来有解不开的膜拜情结。

潮水般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参观取经者几乎堵塞了通往海盐县城武原镇的狭窄沙石路，最多时一天竟达数万人。有关方面甚至规定：“只有师、局级以上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一律听录音”。步鑫生不无得意地幽默了一把：“干脆将我弄到动物园买票参观算了！”

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潮中，在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里，便也坐着兴冲冲的鲁冠球。1984年5月，揣着两张《人民日报》，鲁冠球带着他的部下开进了海盐城。

厂门口，已经挤满了焦急的等待接见的参观者。鲁冠球的面包车理所当然被门卫拦下：“步厂长今天很忙。”几番交涉，门卫松口了，“要不，你们的车子绕厂区开一圈吧。呼吸这里的空气，也算是学习过了。”

幸好，从厂里走出两位和鲁冠球熟悉的《浙江日报》记者。引见之下，步鑫生皱着眉头一摆手：“那就见见吧。”

一个偌大的会客室。见面，握手，坐定。一方是诚惶诚恐，一方是趾高气扬：“要改革啊。现在，国有企业如猪，要靠人家喂；我们集体企业如鸡，好的时侯有人撒一把米给你，糟的时侯也得自己找食吃；你们乡镇企业如狗，从来就是天生地养……”

云里雾里，十五分钟。在回来的路上，鲁冠球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疑问：“步厂长整天这样谈改革，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干改革？”

在一轮参观考察风潮之后，步鑫生的光环越来越令人敬畏。他开始被赞誉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如何看待步鑫生与如何看待改革者划上了等号。

步鑫生多次对虔诚的参观者表示，我是改革厂长，中央给予肯定的。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对我就是反对改革，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

他神采飞扬地出发了，受邀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剧团甚至军队巡回演讲。话题不再局限于小儿科的企业管理，而是关于改革的大趋势、关于开放的宏观思考：《谈谈对城市改革的看法》、《谈当前改革中的若干问题》……

他陶醉于掌声，他觉得别人崇敬的目光真是最让人飘飘然的享受。

既然是“全国最知名的改革厂长”了，经营上就得大手笔。步鑫生的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中国“西装热”风头正劲，穿西装甚至成了改革者必备的行头。步鑫生决定上西装分厂，最初的想法是投资18万美元，年产8万套。结果，所有的人都热烈地鼓动他要建就建全国最大规模的。投资与激情一起膨胀起来，转眼变成了80万美元，年产30万套。设备从日本进口最高档的，外汇由国家轻工部慷慨出借。

现代化的领带生产线、投资130万元的印染分厂……一个和“改革厂长”名声相匹配的“一条龙服装生产托拉斯”轰然崛起。然而，金灿灿的辉煌背后，无尽的烦恼也来了：西装分厂项目久拖未成、领带大量积压、资金链断裂。步鑫生发现，自己在无数次报告会上宣讲得精彩四溢的改革经验，好象也不灵光了。

1985年3月，步鑫生以一个“著名改革家”的大度，吃进了上海绿杨领带厂的13万条领带，帮助对方“度过难关”。1年后，捉襟见肘的步鑫生因无力支付22万元货款，不得不第一次站上了被告席。厂里的两辆卡车被法院拉走抵债，无法动销的领带也只得以几毛钱一条的清仓价抵给一位无锡的个体户。

遭受了经营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步鑫生方寸大乱。情急之下，他甚至宣称，凡武原镇居民，只要每人出资1000元，就可以进衬衫总厂当工人。这在几年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大厦将倾，什么都救不了步鑫生了。到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已达1014.46万元，亏损268.84万元，而全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委调查组到厂里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表示，曾经被他们尊称为“先生”的步鑫生不能胜任其职。

同年1月16日上午，上级领导来到衬衫总厂，宣布免去步鑫生厂长职务，并通知其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陡然跌落谷底的步鑫生发出了无奈的最后一击：“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

全国媒体蜂涌而上，只是这一次步鑫生已经成为一颗划向黑夜的流星。

《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的稿件标题很长，每一个字都让他冷到骨头：《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文章下的是结论式断语：“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步鑫生讳病忌医，至今仍不觉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

童宝根与同事陈坚发也采写了总结反思步鑫生现象的长篇通讯《步鑫生沉浮录》。步鑫生对此耿耿于怀，他甚至放出话：“成也童宝根，败也童宝根。”

“步鑫生效应”对当时中国改革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几年后，如日中天的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就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鲁冠球也曾表示：走改革之路，走步鑫生之路，才能搞好我们的企业！

“但这个典型发掘出来后，铺天盖地的报道越来越过火，报纸上那个人已经不是步鑫生了，那是一个神。”童宝根说。

时势造英雄，也同样可能制造悲剧人物。

童宝根认为，从起始到终结，媒体的作用仅仅是推波助澜而已。决定性因素，是媒体与步鑫生本人都难以左右的无比炙热的时代需求。很长一段时间，民营经济萌发对改革进程的价值并未充分显现，直到1987年，邓小平才表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当时，从中央到浙江地方，仍将城市经济改革的巨大希望，寄托于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的突破。

某种意义上，步鑫生类似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小岗村”，他的治厂之道本身并不神奇，但正是在这一“巨大希望”的催化下，就变成了神话。被无限放大的极致化的偶像背后，必然隐藏着衰败的开始。

与“偶像”步鑫生的诞生相关联的一个事实是，1984年，浙江省企业管理协会、浙江省厂长研究会、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浙江省“万人赞”厂长评选。

这是浙江省第一次有影响的有关企业家——在当时仅称作企业经营者——的评选。共10人当选，步鑫生以54300票列榜首；以产品“青春宝“名扬海外的胡庆余堂关门学徒、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列第二；鲁冠球以43000票列第三。

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一个城镇集体企业的裁缝，一个国有企业的药徒，一个乡镇企业的打铁匠，3位影响了浙江企业40年走向的企业家代表各自的“所有制成份”，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的经验介绍大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同一个：“我是怎样以改革精神办厂的”。

自此，企业家——浙江新生财富阶层的最杰出代表，作为一股日渐强大的社会力量，真正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十多年后，又汇聚成为“浙商”这一独特的中国商业文化概念。

需要最后叙说一下的是步鑫生的去向。

免职后一个月，步鑫生没有和任何人告别，黯然离开家乡。先在上海创业；随后北上，承包了北京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再出关至辽宁盘锦，甚至还飘泊俄罗斯。

1992年元月，步鑫生在给鲁冠球的一封信中说：“尽管我已年过六旬，我还不死心，我别无他求，但愿有机会再出山办厂。能否实现，我自己也难预测。”

1993年，步鑫生受人之邀，到秦皇岛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这成为他办厂梦想的最后一站。

2001年，步鑫生从制衣公司退休。他选择定居在了上海，而不是老家海盐。因为那里，会让他想起太多伤心的往事。

“咱们是靠办厂子吃饭的，离了这一点，真的一钱不值。”夕阳西下时，步鑫生一声叹息。

2015年6月6日，步鑫生在浙江海盐的老家去世，享年81岁。

文章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推出的《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