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首位完成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科考的人

    高登义 著名极地探险科学家

高登义（红衣者）与高中生一起在北极冰川考察

高登义拍摄到的三只王企鹅，它们兴高采烈，展开双翅，稳步前进。这张照片悬挂在高登义家的客厅中。

青藏高原的苍茫冰雪见证了探险者的勇者无惧，也留驻过科学家的坚韧劳作。

高登义曾经8次赴珠峰考察，为登山活动、奥运圣火传递提供了准确的天气预报。在征服地球“三极”的科考之余，撰写过《中国山地环境气象学》等3本科学专著和70多篇论文，堪称我国大气科学野外考察先行者。

高登义用“登极取义、知天知己”八个字概括自己跋山涉水的科考生涯。为了国家科研事业，他服从安排，不畏艰险，先后40余次前往条件特殊的地球“三极”。

在高登义看来，人并不需要总想着征服自然，在认清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与自然为友，去亲近世界、探秘未知，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与高登义初次见面，笔者不敢相信，眼前这位体格健壮、思路清晰的老人已步入耄耋之年。他发质浓密，仅有几点白星，跑里跑外腿脚麻利，应是得益于常年野外作业的锻炼。

你很难将他归为老者，年轻人喜欢的微信朋友圈，他玩得溜溜转，几乎每日一更——九宫格配上几行文字，里面有对人事变幻的感悟，有对江河湖海的赞叹，有对同行来访的欢喜，连家中小猫上蹿下跳的动态，也被“咔嚓”了四连拍，即时分享给好友。

当提及昔日科学考察时，他沉吟片刻，带着些许四川口音，娓娓道来那些人、那些事。

在山地气象考察研究界，高登义由于贡献了大量精准的登山天气预报，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但正如大多数成长故事的开端一样，初出茅庐的高登义，工作经历并不那么平顺。1965年底，已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两年的高登义接到一项绝密级科研任务。党组织决定派他参加第二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在队中负责研究该地区的天气气候特征。为什么选中的是他，因为年轻力壮、专业对口，亦或政治觉悟高、能严格保守秘密？高登义无从得知。暂时和家里人切断了联系的他于1966年春到达珠峰大本营，参加登山天气预报组。

高登义做的是海拔7000米、8000米、9000米处的风向风速预报。他告诉笔者，高海拔地区风速很大的时候，大风会把人体热量带到空气中，使身体感觉到的气温比空气实际温度更低，这种感觉中的温度也被称为“体感温度”。观测统计表明，体感温度低于零下30摄氏度时，登山者就有冻伤危险。为了捕捉到风的变化，高登义自制了三个预报工具。

一天深夜，预报组聚在一起，讨论天气预报。高登义根据自己的预报工具，预报次日风速可能要加大。组长彭光汉抛出一连串问题，“风速加大多少”“持续多长时间”……高登义无法提供确切数据。在此之前，中国登山队只踏上过珠峰一次，没有留下多少历史气象资料，正如俗语所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仅靠简易的工具，不到三十岁的高登义回答不出，资历更深的前辈们也没给出有价值的建议，结果，大风没有列入预报结论。

22名向山上运送物资的登山队员如期出发了，狂风呼啸，空中犹如下起刀子，在通过7400米到7500米的大风口时，16名队员遭遇不同程度冻伤。谈及往事，开朗健谈的高登义沉默了，他身体微颤，声音哽咽：“有人手指被截断了，有人脚趾被切掉了，还有的鼻尖没了……”当他们去看望伤员时，没人埋怨，更没人指责。直到离开时，一位老队员发了话，“希望你们今后预报好一点，让我们在完成任务时少受点苦。”高登义仿佛“被抽了一鞭子”，回到宿营地暗下决心：一定要提高登山天气预报水平，不让截肢事故再次发生！

从1966年开始，高登义先后8次参与了珠峰考察，他收集了大量气象资料，认真探索珠峰地区天气变化规律，总结出一个个预报思路和方法，先后发表多篇介绍登顶时段选择的论文。2003年5月11日到21日，高登义在中央电视台《珠峰气象站》栏目中做了11天的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准确预测出21日到24日是登顶的好天气，中国和世界各国登山队顺利在此时段登顶。2007年，高登义被聘请为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气象顾问。5月初，他向珠峰大本营副总指挥张江援发出短信：“3天后将有宜于登顶的好天气。”5月9日，19名队员登上顶峰，奥运圣火传递成功。

对于获封“诸葛亮”，高登义说，所谓“神机妙算”都仰赖于长期实践，如果放弃了对于变化的观察，“诸葛亮”也会变成“臭皮匠”。

1988年到1989年，高登义乘上“极地”号，成为南极考察队中的一员，赴南极大陆建立中山站。

想要把建站物资运到南极，先要有破冰船来突破通往南极大陆的重重浮冰。但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条件有限，只能从芬兰购买一艘超期服役的货船，改造成“极地”号。不久，“极地”号就被浮冰撞出一个洞。

无声的撞击仅是险情的序曲，1989年1月14日，沉闷的巨响敲击了每个考察队员的鼓膜——“极地”号船头左前方1000米，水柱混杂着冰雪，上喷百丈，形成“蘑菇云”的盛况，大量冰体四散开来，顺势前冲……这种现象被称为“冰崩”，是由南极冰盖边缘的冰川快速移动进入海洋而引发的。如此大的冰崩，1989年前没有在南极发生过。从马力、钢板厚度和质量、长宽比几个参数来看，“极地”号算不上破冰船，只能说是一艘抗冰船，不具备破冰开拓航道的能力，一旦遇上硬度大的冰，船体钢板还极易被划破，给考察活动带来巨大威胁。陷入坚冰包围圈的考察船只能停在原地。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苏联站打来电话通知，可能还有更大的冰崩。

船队的紧急碰头会上，忧虑的浓雾吞没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凝重，无人发言。船长突然将目光投向了高登义：你是专家，说话呀！高登义“噌”地站起来，冒出一句：这种预告没有依据！身边人拉了下他的衣角，示意不要把话说得太满。高登义不为所动：“我负责！”

高登义参与编写过《大百科全书》，里面有一节是山区的“雪崩及其预报”，他翻遍资料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预报方法。冰崩比雪崩更罕见，雪崩不可预报，冰崩的发生时间更不可知。高登义琢磨着：那通电话不可信。高登义告诉笔者，当时拍下军令状，一是出于长期的严谨，坚信预报不是凭空的猜测，要有大量实践才能立得住脚；二是为了稳定人心，“极地”号已陷危机，再鸣悲音，队员们自乱阵脚，对于脱险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次冰崩果然没有发生，高登义的判断应验了，大家的恐慌有所减退。浮冰封堵去路，无法前行的“极地”号保持马达发动、全员警戒，116名队员等待着突围机会。原地滞留7天后，1989年1月21日，命运眷顾了考察队，外出侦测的直升机回报“周围的浮冰裂开了！”“极地”号像一条鳝鱼，游走在浮冰裂缝里，慢慢靠近南极大陆……后来，高登义将南极科学考察日记集册出版，命名《南极圈里知天命》。书名有两重含义：一是那年他年届五旬，步入知天命年纪；其二，他意在提醒自己，实现理想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因势而行。

高登义对“征服自然”有自己的理解。冰崩围困“极地”号时，考察队曾用数十吨炸药破冰开道，想令浮冰让道，完成建站运输任务，但密集的浮冰立刻又合拢来，恢复原状，炸药的力量也没能“征服自然”。7天后，浮冰按照自己的规律，不炸自开，“极地”号抓住时机，冲出重围。两相对照，高登义觉得，个体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要征服自然，先得遵循自然规律。

“极地”号由于在路上耽搁了近一个月，为了赶进度，全体队员不分职务高低、工种为何，一起干上了体力活，教授扛石头，研究员倒砂子，负责搅拌水泥的高登义一天下来，两手肿得握不住筷子，只能改用刀叉。

1989年2月，中山站如期落成。

2004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北极上空，中国在斯瓦尔巴群岛上建立了黄河站。

这是中国人第一个永久北极科考站，它的名字已经写入了中小学地理教材。但在极地科考专业人士和爱好者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河站的国际法依据是被高登义从一部旧条约里发现的。

1991年8月5日，高登义受邀参加北极科学考察工作，他在朗伊尔宾一个博物馆播放的录像里看到了《斯瓦尔巴条约》的介绍：在1920年的会议上，挪威得到代管斯瓦尔巴群岛的权利。北洋政府在1925年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条约规定，35个成员国可以来到斯瓦尔巴群岛建立科考站、开矿、办学校。

高登义向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叶新教授询问条约的细节，后者送了他一本《北极指南》，里面提供了《斯瓦尔巴条约》原文。他请教：中国如何才能在斯瓦尔巴岛上建立科考站？叶新说，需要和挪威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合作。

回国后，高登义奔忙起来。他先找上了熟悉的南极考察办公室。然而，“南极办”并不能干涉北极事务，负责人建议高登义向中国科学院汇报。1991年9月，中国科学院领导听了高登义的“斯瓦尔巴条约与建立北极站”报告后，十分支持，在科学院的“九五”重大科研项目“极地与全球环境变化”中专门设立了“斯瓦尔巴群岛建站调查研究”子课题，高登义被任命为课题负责人。

高登义代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的两位校长会谈，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中挪双方联合进行北极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协议为北极建站开辟了一条通道。1995年5月，高登义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挪威，为北极建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6年，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会议，以政府名义成为组织成员。2002年，中国伊力特·沐林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落成。

“发现《斯瓦尔巴条约》算不得什么功劳，没有我也会有别的科考人员发现这个条约。对我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回国后通过各种游说、汇报、联络来推动科考站的早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有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科学院的支持，有企业的帮助，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正应了那句老话——众人拾柴火焰高。”高登义说。

海鸥紧紧靠近北极熊，它的嘴快与北极熊的大嘴接近了，似乎义正辞严地对它说：“抓住鱼有我们一份！”奇怪的是，北极熊居然老老实实地听着。

还有一只北极狐睡得挺香，而它身旁的另外一只北极狐却警惕地望着我们，仿佛在为它放哨。

我感到头上湿漉漉的，好像有液体在流动。拍完小燕鸥，我赶紧爬起来逃到附近的一个屋檐下躲避。一摸头顶，我才明白，原来燕鸥们是在用“尿弹”攻击我！

这些趣味十足的文字都出自高登义之手，常年的科考过程中，他“结交”了不少行走冰雪的动物朋友。

于他而言，用诙谐的笔墨描摹它们的日常生活，与科研同等重要。1984年，高登义第一次去南极，8岁的儿子给了远行的父亲一个任务，“请您给我多拍一些企鹅的照片回来！”开始是孩子的愿望，渐渐地，“拍动物”成了高登义本人的执念。他沉醉于精灵们的萌态，随时为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美景留影。

对于自然和生灵的温柔爱意，是与科学理性并行不悖的天真烂漫。高登义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张大幅彩照，里面三只企鹅展开双翅并排前行。这幅得意之作是他2005年在南极拍摄的。“三只王企鹅，兴高采烈的，看着就开心！”高登义微眯双眼，抬头端详，他举起一只手放在后脑，“来我家的人老把它们认成帝企鹅，虽然很像，其实外观上不难区分：王企鹅这块儿颜色更艳，偏橘，和胸前的绒毛不连接；帝企鹅这里泛黄，和绒毛连着。两种企鹅的体型也不一样，我给你看看帝企鹅的照片，一下子就能分得清啦！”

沧桑的胸怀中，跃动着活泼的童心。高登义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科普事业，他牵起孩子们的小手，带他们丈量世界、收集阅历。

一位小听众这样描述了高登义的讲座：“高登义教授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是南极、北极，又介绍了我国建造南极、北极考察站的艰辛。过后，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南、北极的各种动物，如它们的生活习性、奇闻趣事。高教授讲的生动有趣，一点也不枯燥，他也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2007年起，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与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合作，组织北京优秀高中生赴地球“三极”科普考察，高登义作为科学顾问和孩子们一起多次度过了快乐而有意义的日子。这支科考队的队员都是高二学生，他带着一群青少年去深入荒凉与寒冷，劳累与风险可想而知。既要管生活，又要包学习，难度一点也不比任何一次国家级的科考低。

每次出发前，高登义都要和孩子们坐下来，讨论研究方向，明确考察目的，叮嘱注意事项。到达之后，他要一边随时讲解，一边引导思考，要采集样本，要记录数据……回来后，还要指导考察报告的写作、修改。既当科学导师，又是临时家长。

只要带队的需求找上门来，高登义总是欣然前往。他告诉笔者，自己本来学的是理论，第一次去珠峰纯属“组织安排”，但在任务中，他收获了兴趣，品尝到喜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习惯背上行囊，步履不停。

高登义希望，孩子们和他当年一样，踏遍山河，通识草木，穿行奇峰幽谷，逐渐领悟到科学的魅力。他带去考察的两个学生，在探索中对南、北极的植物爱不释手，双双报考了大学的生物专业。“我很高兴看到中学生们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并树立起他们的科学理想，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科学考察的中坚力量。”他说，传递好奇心与求知欲，是科学工作者毕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