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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他还因承诺的捐助中止而说“对不起”

2014年,龚桂方通过记者,选了2名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资助。龚桂方又联系到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承诺2014年至2017年,每年捐赠1万元,资助2名学生到其毕业。2015年,又新增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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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最后10天里,龚桂方上了“热搜”。

2018年7月23日,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台风来袭,风雨不断,一家人都在陪伴弥留之际的龚桂方。

龚桂方陷在仅铺了一层被子的木板床里,脸色蜡黄,瘦得脱相。

这几天,这间空旷的屋子接待了不知多少媒体记者。闻讯赶来的,还有许多龚桂方并不认识、但和他一样参加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场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聚在一起,和龚桂方家人一起拟定碑文。

儿子龚继伟这几天一直在回复媒体、联系亲人。只有在亲戚谈话的某个间隙,才能听到哽咽的抽泣声,感受到悲伤突然涌来。

家人都知道,留给龚桂方的时间不多了。

一周前,龚继伟从父亲的通讯录里找到一个陌生的手机号,他拨通了这个号码。他也不知道这个号码通向哪里,“当时只是单纯地希望认识父亲的朋友能来看看他。”龚继伟说。

电话的另一头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龚桂方是“浙江大学龚桂方助学金”的捐助者。自2014年起,他累计向浙江大学捐赠4万元,资助2名学生完成学业。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党颖带着受助学生王栋,赶到台州肿瘤医院。龚桂方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党颖记得,龚一直在说抱歉,重复了两三遍。2017年下半年,龚桂方停止了捐赠,他当时只说家里有点事,没有告诉校方他早已罹患重病。

因为承诺的捐助中止了,这成了龚桂方的一个心结。在尚能讲话的最后时间里,他不断跟家人提及此事。

王栋并不是龚桂方捐助的唯一学生。据统计,2013年到2017年,龚桂方共捐助8名学生,秦皇岛3名,清华大学2名,浙江大学3名,累计捐赠超过10万元。龚继伟也给清华大学打过电话,清华大学称已收到捐款,但暂时还没有使用。

捐赠的具体情况,家人均表示“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龚继伟从母亲那里依稀得知父亲给人捐过钱,如果不是媒体的到来和挖掘,这一切也许还未揭开。

2013年11月,秦皇岛市文明办、媒体组成的采访慰问团来到龚桂方的家里看望,亲戚友邻才知道,龚桂方一直在默默做好事,资助了秦皇岛一位大学生读大学。“当时我爸爸很生气,他不太想让人知道。”女儿龚朋霏说,“有人劝他,这样能带动更多人,他也就同意了。”

那时,龚桂方还是“勤丰318号”货轮的一名水手。2012年8月,货轮停靠秦皇岛时,龚桂方偶然看到《秦皇岛晚报》上一篇题为《女儿啊,不知道能不能送你去读书》的报道,称秦皇岛一位名叫郭学敏的女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却因为家人患病无钱上学。龚桂方和妻子潘云芽说,这小女孩是读医的,不上大学太可惜了。因为夫妻俩都是病人,一致决定要帮一下这个孩子。

龚桂方将在船上捡废品得来的500元,化名“举得”寄给《秦皇岛晚报》的记者杨大伟,又以“微力”“汇兄”之名陆续向编辑部汇款。“举得”寓意保护环境、助人行善一举两得;“汇兄”由“党”字拆分,下面是“兄”字,上面左转便是“汇”字。后来怕麻烦编辑部,龚桂方要到郭学敏的银行卡号,自己打钱过去。杨大伟通过预留手机号找到龚桂方,得知他本人已身患重病。

那时,龚桂方夫妇治病,前后花掉20多万元。2013年年初,龚桂方被确诊为肝癌,肝脏处的阴影已经有1.6厘米。杨大伟去货轮上看望龚桂方,在他所在4层的一个狭小房间,看到一台白色的小冰箱,一打开,满满都是药。一支治癌针148元,每星期要打2支,龚家卖掉了3开间的小洋房,住进了一墙之隔的平房。后来,杨大伟到龚桂方家里,发现房子“甚至可以从屋顶看到天空”。

每月6000元的工资,成为龚桂方买药治病的主要经济来源。船体养护、起锚抛锚、打扫卫生,船上工作繁琐辛劳,龚桂方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同事郑胜利称赞他是劳动模范,“当过兵,又是党员,浑身透着一股正气。”同事们都不知道龚桂方捐助学生,更不知他患了肝癌。

一边捡废品筹钱,一边治病,龚桂方给郭学敏的汇款从未中断。有一次,得知郭学敏父亲病重,他将自己买药的3000元捐给郭父。

报道一出,慰问者纷至沓来,人们称他为“最美水手”“爱心使者”。秦皇岛慰问团抵达的当天,还带去3万多元善款。龚桂方将这些善款的数额记进本子,然后以捐助更多学生的方式送出去。这在战友张云才看来,“简直是个傻瓜。可以先拿来给自己治病,以后再做善事嘛!”

2014年,龚桂方通过记者,选了2名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资助。龚桂方又联系到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承诺2014年至2017年,每年捐赠1万元,资助2名学生到其毕业。2015年,又新增1名。

龚桂方重病的消息传来,当时经办龚桂方捐款的浙大老师,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有关细节。2014年,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141项,签约捐赠额折合人民币2.34亿元,捐赠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万元。相比之下,龚桂方的捐助数额不大,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项目。

随着龚桂方名气渐大,村里有人在网上发帖,说龚桂方这么穷,没有能力,诽谤龚桂方助人事迹不实。龚桂方将对方告上法庭,女儿龚朋霏回忆,父亲当庭呵斥对方,“你自己没有爱心,还不允许别人有爱心;别人有爱心,你还要讽刺别人虚情假意。你知不知道作为党员要宣誓什么,作为一个党员我没有愧对……”最终,龚桂方胜诉。

2017年,龚桂方癌症复发,辞去了在海上的工作,开小超市维生。他攒起本就微薄的收入,仍未停止捐助,直到身体的大厦轰然倒塌。

2017年4月底,龚桂方的病情恶化,捐助无奈中止。他开始往返上海与温岭,独自一人住院、手术,不允许家人陪伴,也不让妻子告诉孩子们。“他会计算来回路费、油钱,甚至上海的停车费,不让我们去。在医生的强制要求下,他不得已给家里打电话,却跟我们说他没事儿。”龚朋霏说。

一沓摞起来有手掌高的医疗单据,也许可以让人们了解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都经历了什么。有一天,女儿突然看见父亲的大腿两侧一片紫青,是多次介入手术留下的痕迹:每次要将一根细长的铁管从腹股沟股动脉处穿入,直刺到右边胸下的肝动脉处,将病灶消灭。最后一次手术回家,龚桂方已经瘦成“衣架子”。22843元,9727元,12639元,14873元……流水般的治疗费,使龚桂方债务缠身。

7月19日,一位曾获资助的学生给龚桂方发短信:如果龚叔叔方便讲话,可以给您打电话过去吗?此时的龚桂方,已经没有拿手机的力气,再也没有回复。郭学敏最后一次和龚桂方联系是在7月20日,“不太敢跟他视频,我怕我绷不住。”

在他能够开口表达的最后一天,龚桂方仍然唠叨着,没能资助完所有大学生到毕业,非常遗憾。

这几天,不断有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兵从温岭各地赶来,探望这位从未谋面的战友。7月22日上午,雨水不断,10位战友来到家里,有的穿着写有“参战老兵”字样的迷彩短衫。战友陈方福轻轻喊道,“我带着老战友来看你了。”对墙躺卧的龚桂方缓慢地侧过头,眼睛睁大,“我看见他的眼里流出一滴泪,就从眼角那儿滑下来了。”陈方福说。

1981年,龚桂方应征入伍,在那场战争中,龚桂方所在的排荣立集体一等功。战场上,龚桂方亲眼看见战友被地雷炸断腿,死在自己身边。“我都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龚桂方曾说。

战友们聚在一起商量,自发捐款,以龚继伟的名义,继续资助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家人也曾围坐在床前,一起告知龚桂方,会将未捐完的资助落实,请他放心。“我爸就直勾勾盯着我。”龚朋霏说,“这个事情没有由他自己亲自完成,他会觉得你是在安慰他。”

党颖告诉记者,龚桂方的故事发到网络后,浙大校友圈里不断有人提出要以龚桂方的名义捐赠助学款。短短几天内已经确定,至少有19名浙大学子在未来可以得到龚桂方助学金资助。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拟定具体的捐赠协议,并考虑将较大数额的捐款存起来作为本金,使龚桂方助学金永久存留下去,并希望到时邀请龚桂方的家人一起来浙大看看。

在龚桂方人生最后的几天里,有人提议让受助学生来看望龚桂方,被龚桂方的家人婉拒。“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好多已经工作了,不能这么做。”

最后几天,龚桂方的意识残存无几,干瘦的肢体毫无力气,需家人帮助翻身、抬臂,才得以轻松一些。女儿多次呼唤父亲,几乎没有响应。龚桂方被家人抬到一楼,单薄的身体不及床板的一半。妻女轮流为龚桂方拍揉腹背,两鬓白发的姑姑轻摸龚桂方的脚面,承担着最后的守夜工作。

7月23日下午1时35分,龚桂方的生命阀门永远关闭了。

就在两个月前,龚桂方曾经跟朋友联系,提出捐献眼角膜的心愿,并希望再筹集部分善款,捐给云南麻栗坡烈士园——那里长眠着许多他的战友——用于资助烈士父母的旅费,去拜祭为国捐躯的儿子。

生前,龚桂方有两个本子,一本记着捐助的情况,一本是他自己写的诗歌。他极爱写诗,有一首名为《锚》的诗写道,“默默无闻不是你的本性,事业炼就了你的淡定,你的心却像烈火一样沸腾,脑子里全装着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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