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很多红色经典你可能无法读到
1997年山西省平定县解放50周年,黄涛和老伴马艳秋被邀请回故乡参加庆祝活动。黄涛在其母校—平定县实验小学召开的欢迎会上,与老伴一起接受小学生赠戴红领巾。
人民军队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第一本革命回忆录杂志,第一本面向部队青年官兵的生活杂志,全国第一家大型军事书店……这些“第一”,都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
解放军出版社原顾问,著名编辑家,解放军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黄涛。
2008年8月9日,这个一生默默无闻、悄然劳作的老人,走完了88年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与这个逝去的灵魂对话,那么,就让我们静静地倾听他身边人的诉说,让这个远去的身影在人们的回忆中逐渐近切,逐渐清晰……
26年只干一件事——原“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王梦岩的回忆
今天,我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说:是看着《星火燎原》的故事长大的。
《星火燎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部革命回忆录文集。它前后发行了600多万册,被译成13种外文,出了29种版本在国外发行,有30多篇作品被选进了中小学课本里,十几篇作品被改成电影电视剧。史学界说它是“党史、军史旁编”,文学界称赞它是“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
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黄涛从一开始就是带头人。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26年。他自己也说:“刚搞时没觉得太重要,逐步觉得我应该把我的一生灌注到这部书里面。”
出版界公认,没有黄涛的执著和坚持,没有黄涛那种对先烈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星火燎原》。
那还是1956年,中央军委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活动,准备在纪念建军30周年时,出版一部反映解放军革命斗争历程的回忆文集,也就是后来的《星火燎原》丛书。
消息一发出,反响强烈:从元帅、将军到基层官兵,从部队到地方,投稿像雪片似的飞过来——也是啊,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战火硝烟,谁没有几件刻骨铭心的事儿呢?
不到一年,来稿就收了3万多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三十年征文编辑部”,后来改叫“星火燎原编辑部”。黄涛当时是总政宣传处处长,这项工作由他主抓。
那时不像现在,资料多,查找方便。那时党史、军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好多东西根本无从查起,我们这些中青年的编辑们都不熟悉革命史。这样一支队伍,怎么编全国性的革命史传?
黄涛也不熟悉,但他想办法。他请来专家做报告,又组织到老红军、老革命家里去走访,让大伙儿突击学习党史军史。记得我们还画了一张我军各时期编制沿革的大表,贴在编辑部墙上。
日积月累,编辑们都成了专家,有好几个后来调到了科研院所去,成了党史军史研究领域的权威。
那会儿,编辑部工作量非常大。一个是来稿多,时间紧;一个是稿件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稿子事例很精彩,可文字粗糙,需要重新改写;有的稿子题材很珍贵,但主题不突出,需要扩展充实;有的事例年代太久远了,当事人也记得不清楚,众说纷纭,需要重新核实考证。
那些日子,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点灯熬夜,四处奔波。所有人加班加点地干,“半夜收工”是寻常的事。这期间,黄涛事事带头。他工作最不要命了,吃住都在办公室,几个月也不见他回趟家。
在稿子的组织编辑上,他确实比我们高明。我们出去组稿、寻访,他每次都交代得详详细细:事情的前因后果,找谁,谈什么,怎么谈。他让我们在向老同志约稿时,不要定框框,不要随意删。选稿时,眼光要放长远,各个部队、各项工作都要涉及,既要有大人物、大事件,也要有小人物、小故事。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谋划和把关,《星火燎原》不会有这样大的历史价值。
他看上去白净净、文绉绉的,其实倔得很。庐山会议后,有人让他把稿子里彭德怀的名字删掉。他说:“历史就是这样的,怎么能编造着写?”顶着压力,他坚持要保留彭德怀的名字。为这,他在“文革”里还挨了整。
“文革”期间,《星火燎原》成了大毒草,还是“特别毒的一株”。黄涛被关进了牛棚,扫厕所,挨批斗,罪名之一就是“为彭德怀喊冤”。造反派让他“老实交代”,他总说:“我想想,我回去好好想想。”可下次“交代”,他还是这句话。他本来酒瘾很大,担心喝多了酒说胡话,就下决心把酒戒了。
编辑部被遣散,黄涛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原稿和资料。放在他自己家里的,他让女儿藏到木地板下面。办公室的资料,他特别嘱咐我“要像保命一样地保住”。那次谈话我印象特别深,他千叮咛万嘱咐,最后是流着泪走的。后来,我把资料转移了地方,像个职业保安似的看守了10年,上万份文稿,一件都没损失。
“文革”刚结束,他就递交了“关于修订再版《星火燎原》的报告”,编辑部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1982年,《星火燎原》一至十卷全部完成。从1956年到1982年,整整26年,编辑部几十个编辑,只有他一个人从头走到底。
这26年,他就做这一件事。
我敬佩他。
毕生为英雄歌唱——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范传新的回忆
1983年,我当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时,黄涛离开副社长的行政岗位,转成了顾问。
接到命令,他二话没说就搬了办公室,工作还是那么积极,给我们新班子出了无数个好点子。
出版社的架子可以说是他搭起来的,人是他招来并培养起来的,“出版社要有自己的‘编辑队伍’和‘主攻方向’”的方针,也是他提出来的。我军出版事业,他是无可争议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他这人,待遇啦、职级啦,什么都不计较,就是工作上,较真得不行,揪到你一个错,那是要一路盯到底的,非看着你改过来不可。年轻编辑是又怕他,又想亲近他。他也乐意帮带年轻人,你请教一个问题,他能给你讲一两个小时。
上了点年纪的编辑们,都对黄涛“抠文字”印象深刻。文章里时间、地点、人名、提法等等,他要求必须一个个核对,出一点差错都不行。有的地名,查了新地图还不算,要翻出旧地图来对。为了一个字的准确用法,他能翻30多部辞典。
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一次,打字员把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打错了,黄涛用红笔圈出来,又在旁边注上:“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要让读者信服,要让读者爱读。在编辑《星火燎原》的时候,他就提出要兼顾史料性与文学性,稿子要有文采,要好看。前几年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时,他又建议年轻的编辑们:稿件篇幅不能太长,现在的读者不习惯读那么长的东西了。
我们经常诧异,黄涛作为一个“老”编辑家,能有那么“时尚”的编辑理念。市面上刚刚流行十六开的图书,黄涛就主张他正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要使用这个版式,书里还插了非常多的引言、解读、插图等。
黄涛说,红色经典的宣传也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深入人心。
编辑工作是为人做嫁衣的工作,没有一种甘当配角、甘当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当不好编辑。黄涛快离休时,社里建议他把自己编辑英雄史传的经历做一个理论总结,给年轻人留点借鉴,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史传写作回顾》的小册子。有人觉得名字不响亮,他就加了一个主标题:《为英雄歌唱》,我觉得这个名字改得真好,把他一辈子的工作成绩、工作状态都概括进去了。他这一生,可不就是倾尽全力为英雄引吭歌唱?
他编了一辈子书,只有这本小册子署名是自己的。
黄涛1987年离休,20多年离休生活,他不仅一刻也没松劲,可以说,是又干出了一个事业“黄金期”。看看他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吧:《解放军烈士传》10卷,《革命烈士传》10卷,《苦斗十年》上下两卷和《解放军烈士传》《革命烈士传》《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都是堪称经典、不可多得的好书。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冠心病、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前几年又患上了肾功能不全、双下肢弥漫性闭塞……他的肾里安了一个支架,两腿安了两个支架,两脚都是冰凉的,三伏天还要穿棉鞋,就是这样,他还主持了《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的编辑出版。
他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把工作看得无比重要。他的生活标准可以说非常低,不少内衣是有破洞的,吃住也极不讲究,但一谈到工作,标准就超乎寻常地高。
有一次,社里再版一部曾获过大奖的图书,责任编辑觉得这本书已经是精品了,就没做什么修订。哪知快送到工厂付印时,黄涛送来一张单子,上面列了12条修改意见——当时,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视力还没完全恢复呢。
2007年11月,他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医院建议他做膀胱切除,否则只有几个月的生命。黄涛对我们说:“切除膀胱,就只能天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成了,那跟个废人有什么区别?我准备用剩下这点时间,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为社里出《星火燎原》全集再做点儿最后的贡献。”
他让家人把资料拿到病房里,整理出了《星火燎原》的全部目录,又向编辑部详细交代了出版全集的注意事项。他交代这些时,我们的编辑是边哭边记的。
他爱这个事业,爱到痴迷,爱到可以抛开一切,同时自己也在这份事业里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这其间,他必然感到充实,感到快乐。
我羡慕他。
纯粹的共产党人——黄涛二女儿黄晓燕的回忆
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是很淡漠的。
他几乎天天加班,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偶尔见一面,他说不了三五句就转到工作、编书上去了。我们的生活他从来不管,学习也是基本上不过问。那时候读到文学作品里有关父爱的片段,都觉得陌生而遥远。
不过,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爸爸是个值得崇敬的人,是一个纯粹的、标准的共产党人。
他淡泊、清贫、刚正。为了编书,他把行政职务辞了,中间又遇到“反右”“文革”,在正师职岗位上待了将近30年。这期间,有时妈妈让他找组织去反映一下,他就说:“我要是想当官,还投奔八路军干什么?当年就去找阎锡山了。”
我们的祖父是山西平定有名的银行家,爸爸少年时家里田产、房产无数,但他中学没上完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当年和他一道参加革命的中学同学,最低都是少将军衔。
爸爸一直干到离休,是副军级待遇。其实“副军级”具体是个什么待遇,估计爸爸也未必知道。他到临终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一个月挣多少钱,工资全是我妈代他领的,家里的大小事也都是我妈操心,他从来不管,出门身上也从不带钱。
1990年他获韬奋出版奖,得了3000元奖金,他全部捐给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你看,他设个奖都离不开“星火燎原”。后来,他又捐了一大笔存款给山西老家的小学,设的还是“星火燎原”助学金。
他对自己都这样严苛,我们做儿女的就更不敢向他开口了。我们姐弟4个没沾他一点光,路全是自己走出来的。
我从部队转业后,分到北京公交汽运公司下属的一个培训大队做队医,一到忙时就得上车帮忙卖票。我从小就身体虚弱,末梢循环不好,手脚冰凉,戴厚手套也不行。冬天,我在车上冻得手上全是冻疮,裂老大的口子。我疼得受不了,就到爸爸那儿去哭,求他帮我调一份工作。爸爸回答我的话,到现在我都记得:“爸爸管得了你一次,管不了你一辈子。可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就再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
现在有的人不理解这种境界,但我们姐弟几个现在已经非常理解爸爸。他曾写过一句话:“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跟那些英烈的故事打交道,80多岁了,一说起《九个炊事员》《一袋干粮》还忍不住掉眼泪。他总是觉得,和牺牲的烈士们相比,自己这点贡献算得了什么。
爸爸住院的那段日子,我越发理解了他,也越发崇敬他。
医生给他做PECT检查,他听说做一次要1万多元,后悔了半天,以后说什么也不做了,“这样花国家的钱,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他长时间尿血,医生让他喝营养液。他打听到一瓶营养液要五六百元,就坚决不喝。我妹妹哭着劝他:“不花公家的钱,咱自己掏钱还不行吗?”他却说:“能吃饭营养就能跟上,用不着吃贵药。”他还故意大口吃饭,好像胃口很好似的。
那天,他把我们四姐弟叫去,我们知道,爸爸这是要交代后事了。可没想到,他只问了简单几句话,就让我们把出版社领导叫来,说是出版《星火燎原》全集,他还有话交代。
他没有照顾过我们,没有亲手扶持过我们的成长,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平和坦荡的心境,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一种大写的人生观,和一个无比光辉的父亲的形象。
我深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