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用音乐实现救国之梦

继聂耳之后,冼星海以更广泛的题材、更丰富的体裁、更娴熟的技法,用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冼星海(前)指挥鲁艺学员演唱《黄河大合唱》 

1905年6月13日深夜,满天星斗倒映在波光粼粼的珠江,宛如银河自九天滑落,黄苏英便以这梦幻般的美景给新生儿起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星海。

然而,冼星海的童年并非诗意盎然,作为疍民的遗腹子,寡母劳动时所唱的岭南民歌给他以音乐启蒙,“顶硬上”成为他毕生的信念。11岁时,他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养正学校读书,在校军乐队担任乐手。1918年秋,他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由于善于吹奏洋箫(单簧管),博得了“南国箫手”的称号。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冼星海在此受到了西洋古典音乐的熏陶,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小提琴,并兼任学校管乐队指挥,由此拉开自己壮丽音乐人生的序幕。1926年,他北上求学,“在北平,我曾入北大音乐传习所,专修音乐理论和提琴,也曾在北大听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史,我又学过古琴和其他的中国乐器。”(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

长期的自学和实践激发出冼星海对专业音乐学习的渴望,1928年秋,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主修小提琴的同时,选修了钢琴和作曲理论等课程。在中共地下党员张曙的带动下,他加入左翼社团“南国社”,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滋养。在1929年发表于《音乐院院刊》的随感《普遍的音乐》一文中,冼星海以贝多芬为例,明确提出“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的宏伟梦想——

“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的音乐天才产生……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她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还要实行。”

然而,国内颓靡的音乐环境已无法实现冼星海音乐报国的志向。1929年夏,他毅然登上开往巴黎的航船,向着心中那纯真的梦想昂首扬帆。

巴黎,本雅明笔下的“19世纪欧洲之都”,但迎接冼星海的,不是歌声与微笑,而是饥寒交迫的困窘,“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在写给光华大学教务长董任坚的信中,冼星海坚定地表达出对音乐矢志不渝的热爱与献身精神——

“我不希望做一个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因经济与环境都不许我做。我只希望能领略音乐之美,尽量去研究它。中国人不肯把生命牺牲于音乐的进展,音乐便没有进展希望……我希望上海要变成巴黎一样音乐化,一样多音乐会,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个好欣赏与美的洗礼及高尚娱乐。”

转机出现在1930年初夏,冼星海经马思聪介绍,跟随其小提琴老师奥别多菲尔免费习琴,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多位知名教授学习作曲与指挥。在这个“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的少年漂泊者心中,始终燃烧着对祖国的炽热情感,“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

一曲饱含对祖国与亲人思念之情的歌曲《风》,便在这复杂的心境下一气呵成,“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风》在巴黎举行了公演与电台广播,广受好评。在法国著名音乐家保罗·杜卡的提携下,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终于向冼星海敞开。与此同时,一位法国女青年作曲家闯入冼星海平静而窘迫的生活,在投考巴黎音乐学院时,她鼓励冼星海振作精神,教他声乐、钢琴和法文,为其伴奏,并不时在经济上周济他。

这段朦胧的情感给冼星海苦闷的心灵以安慰,使他创作出《d小调奏鸣曲》《游子吟》《中国古诗》《夜曲》《牧歌》《山中》《杜鹃》等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1935年5月,杜卡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启程归国,他要把业师的音乐遗产,带回灾难深重的祖国。归国前夕,“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不却她的盛意,我向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很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国将不国,个人的前途感情又系在何方?“我也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这是发自冼星海心底的呼声。这年夏末,他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

归国后,冼星海加入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社团,“我毅然地加入救亡运动,专心写救亡歌曲”,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国防音乐运动,义务给抗日歌咏团体担任作曲和指挥,谱写和教唱救亡爱国歌曲,《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青年进行曲》《只怕不抵抗》等杰作也在他笔下汩汩流出。

受法国印象主义音乐影响,冼星海对艺术歌曲的创作一直情有独钟,《老马》(臧克家诗)、《断章》(卞之琳诗)、《妹妹你是水》(应修人诗)等新诗也一度成为他的创作素材。

在冼星海看来,“只写救亡歌曲,我的能力和技巧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便计划写较大的器乐作品”。同时,他“眼见国内的情形,民族的危机、民族的被压迫”,遂以“民族解放”为主题,创作出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曲,以锦绣河山、历史国难、保卫祖国、建立民主主义的中国4个乐章,全景式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代百年以来的求索与追寻。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冼星海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奔赴内地做抗战宣传,年底到达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科员。在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和不断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他与进步音乐家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并在致母亲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我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音乐家,我要做个生在社会当中的一个救亡伙伴,而且永远地要从社会的底层学习……我常常感到民众的力量最伟大,民众对音乐的需要,尤其在战时,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

冼星海决心沿着聂耳开辟的道路继续阔步前行,更加注重对民间音乐的利用与改编,强调人民生活斗争实践是新音乐的源头活水,以此作为实现音乐救国之梦的必由之途——

“有了民众歌曲做基础,我们最低限度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民歌风格,而不是以前的传统的民歌。这是一定要从乡民们实际生活中去产生出来,并且要奠定一种中国民歌的风格,发展为将来的伟大民族的歌曲。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救亡音乐,同时为着民众的需求,我们并不难实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前途。”

此时,一段突如其来的感情经历使冼星海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道路,演剧二队队员刘坚励深深吸引着冼星海,他把新作《三“八”交响乐诗》献给她,甚至专门为其创作《坚励歌》,还苦于抽不出时间为她作一首纯音乐的素描。

然而,刘坚励暧昧不明的态度却使他倍感苦闷,只得在音乐中寻求内心升华,“假如爱情是虚伪的,我宁愿没有爱情,而愿意把我一生的精力交给伟大的音乐。”

1938年3月4日,冼星海偶然读到《抗战中的陕北》,“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并以忏悔的心态写道,“我痛恨自己还在好像进行着一种恋爱生活,常常以烦恼来烦恼自己。假如我还觉悟的话,我应该想到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将来的前途。回想我十多年来的奋斗生活,我的经验的一切的履历,或许可以使我觉悟恋爱的空虚和一切的不真实。我悔恨自己,我要唾骂自己!”

在延安精神的强烈感召下,冼星海终于决意斩断这段令其困惑与痛悔的情感纠葛。5月11日,冼星海与刘坚励分道扬镳;13日,“整天整夜写交响乐”,“我只有想到音乐是我唯一的安慰,有苦闷时便埋着头去写,把整个情绪放入音乐的柔怀里”。而钱韵玲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纾解了冼星海的内心苦闷,给他以新的勇气与动力,“我常常暗暗地为自己悲伤,但想到为民族、为新音乐的前途,我却有勇气向前”。武汉沉闷的空气与梦想的幻灭,促使冼星海对人生做出新的抉择,他将郁积多年、难以宣泄的内心苦闷,升华为不竭的创作动力,毅然投入到人民群众的温暖怀抱,在时代的波涛中承担起民族的忧患。

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延安鲁艺的聘书,决心迈向“新中国的发扬地”——延安,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在写给钱韵玲的信中,他迫切地表达出这一愿望——

“没有艰苦的奋斗,我们就没有成功,就没有更了解人生……你也该在这时代里去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这样你的生命才是有价值,才是属于群众的。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了解真正的爱,再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

钱韵玲欣然赞同,他们决定离开武汉,一起奔向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中国西北角。11月,冼星海与钱韵玲来到延安,立即投入紧张严肃的战斗生活中,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先后创作出歌剧《军民进行曲》《滏阳河》(未完成)与《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并发表《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系统阐释其音乐思想——

“中华民族,在持久战和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里面,他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他可以建立新的民族形式的艺术,音乐是不能例外的,它随着一个崭新的民族而出现它的崭新姿态,代表时代、社会、斗争、生活、思想和进步的正确的政治观念。”

在建立新形式民族音乐梦想的引领下,一部惊天动地的划时代巨作也应运而生。

那就是《黄河大合唱》。

1940年5月,受党的委托,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抗战新闻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配音工作。

由于时局动荡和关山阻隔,冼星海在西安、兰州等地盘桓了半年之久,借物抒怀,创作《古诗别情》四首“以志别离之情”,“利用了古诗尝试以新的和声,更进一步接近中国古调”。

与此同时,冼星海还结合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历程及其音乐思想与创作的演变轨迹,撰成长篇专论《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抨击了音乐创作中的不良艺术倾向,立场鲜明地要求中国新音乐“内容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它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他这样描绘中国新音乐的美好愿景——

“中国音乐有长远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供我们利用,有伟大的民族气魄,有丰富的宝贵的民歌小调及旧形式的参考材料和现代抗战的新颖题材,并且有无数的、优秀的、聪明的、刻苦耐劳的人才。如果认清了这是每个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就必然地可以建立起中国新音乐。我们的抗战是接近胜利的,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一定可以实现的。让我们在抗战艰苦过程中来锻炼出我们的新音乐吧,让我们更自由地歌唱新中国吧!”

1940年11月,冼星海辗转抵达莫斯科,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他归国受阻,在中亚、蒙古等地四处漂泊,先后创作了交响音画《中国生活》、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盖尔达》等器乐作品,并将《黄河大合唱》重新配器、增补,改编为《交响大合唱黄河》。1941年春,他修改完成《民族解放交响乐》,“我把自己所经历过的前后方情形和民谣小调都加入了这作品里,更使我对民族形式作更深入的研究”(冼星海:《创作札记》);1945年2月,他抱病完成绝笔之作《中国狂想曲》,以毕生的创作实践,为交响音乐的中国化进行着最后的努力,“我为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奋斗了多年,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声”(冼星海:《致格里艾尔的信》),用生命践行着“把一切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我们的幸福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的誓言。

1945年10月30日深夜,冼星海永远停下了追梦的脚步。毛泽东接到莫斯科发来的急电,要求鲁艺推迟一天迁往沈阳,在延安举行追悼大会,并亲笔书写悼词——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听吧,黄河在怒吼,那就是他的灵魂在怒吼,是中国的灵魂在怒吼!”(郭沫若:《黄河大合唱·序》)冼星海借鉴西方作曲技术,吸收民族音乐精髓,创作出大量弘扬中国精神,富于现实意义,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并具有高度国际影响的音乐杰作,开辟出中国新音乐的崭新道路,迄今仍引领着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

战歌化作刀光,劈开弥天大夜的暗幕;“保卫黄河”的呼号,响彻祖国的天宇。冼星海以其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不朽作品,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铸就艺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