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张国焘欲分裂红军，任弼时据理力争展开斗争
1935年9月29日的夜里,正在电台值班的红二、红六军团无线电大队政委江文忽然收到一份明码电报。他们一听,吓了一大跳。原来,这是周恩来令人发来的电报,询问红二、红六军团的下落。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后,红二、红六军团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江文觉得事情重大,便第一时间向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作了汇报。
任弼时听了汇报,一方面喜出望外,另一方面又心生疑惑。为何用明码而不是密码?他担心是敌人设的圈套。为证实电报的真实性,他命令江文等人用密码回电进行试探,其中一句说:“恩,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第二天,任弼时便收到了朱德、张国焘联合署名的红军总部的复电:
朱德、张国焘复任弼时:
1.二十九日来电收到。
2.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
3.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
长征后到达陕北的任弼时
接到电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喜不自禁,盼了那么久,终于与中央联系上了。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封电报并不是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
原来,1935年9月3日,张国焘突然违背中央决定,提出南下方针,由此造成了红军的分裂。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被迫随左路军一起行动。
当时,张国焘名义上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且掌握着红军的电台密码,所以能收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也就是从这时起,隐瞒了分裂党和红军情况的张国焘便以中革军委名义向红二、红六军团发号施令。
被蒙在鼓里的任弼时等人,不仅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无从得知,更不知道电台密码为张国焘所控制,误以为以“朱张”名义发来的电报就是中革军委的电报。
1936年3月30日,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内容
1936年3月25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云南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接到指示,任弼时、贺龙等人率部迅速北上,4月渡过金沙江,6月在甘孜等地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朱德、刘伯承通报情况
任弼时、贺龙等人在长征途中,曾在国民党的广播中听到关于中央与张国焘分裂的消息。当时,他们认为是国民党的造谣挑拨,因而没有相信。现在两军会合了,他们开始尝试了解相关情况。
会合后不久,刘伯承就来到红二、红六军团。他见了红二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吴问刘:“情况怎么样?”刘答道:“要做团结工作。”吴又问:“可不可将这个意思告诉弼时?”刘再答:“可以。”这样,任弼时了解了朱德、刘伯承的立场,心里就有了底。
朱德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先是向王震介绍说:“他(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红二方面军,担心红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们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朱德还气愤地说:“刘伯承同志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是很凶的呀!”接着,朱德与红二、红六军团主要领导人一一交流,讲明了张国焘的分裂真相。
另外,张国焘也马不停蹄地开始分化、拉拢、控制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他送给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好马,并夸他勇敢、能打仗。王震则按刘伯承指示,送的东西照收,行动听中央的。此外,张国焘还以劳军为名,散发反对“毛、周、张、博”的文件及《干部必读》小册子,宣扬分裂路线、攻击中央,污蔑中央北上是“逃跑”,煽动红二、红六军团的不满。对于这些,任弼时等人都置之不理。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会师后,张国焘曾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作出“指示”,借口调任弼时来总部工作,给红二、红六军团另派政委,明目张胆地分化、吞并红二、红六军团。对此,任弼时早有思想准备,据理拒绝。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红二、红六军团的最高政治领导,说话有分量,张国焘只得作罢。
后来,张国焘建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任弼时严肃地反驳道:“两军联席会议,由谁来作报告?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结论由谁来做?绝不能以多数压倒少数,造成上层对立,那将使工作更加困难。如果双方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如此,张国焘的阴谋被果断击破。
任弼时在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同时,政治上也十分清醒,深知必须跟中央建立直接联系,找机会把电台密码要过来,恢复与中央的直接联络。于是,任弼时带着无线电台的阎知非、龙舒林等人,拜访红四方面军负责通信工作的宋侃夫。宋侃夫表示,密码本一直被张国焘直接掌握。任弼时于是设法在张国焘处要到密码,建立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
期间,红军总司令部的几个译电员随龙舒林来到红二、红六军团总部,一进房门就大骂张国焘在战士中煽动反对中央的情绪,甚至编成军歌诬称“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任弼时听到后马上进来劝阻,表示不要议论过去两军会师中发生的问题,要做全军团结的工作。可见,任弼时在复杂环境中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
中央的支持
在张国焘一步步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团结统一的情况下,中央的对策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继续采取耐心说服和等待的方式,试图缓和矛盾,维护统一,挽救张国焘。此外,中央和毛泽东也一直担心张国焘吞并红二、红六军团,壮大其个人的势力。
为增强反分裂的力量,中革军委于7月5日下令:“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这样,红二方面军就成了与红四方面军并列的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可以站在方面军领导者的位置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粉碎其分化吞并图谋。
同时,毛泽东还给任弼时发来电报,要他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团结红二、红四方面军,劝说张国焘北上与中央会合。任弼时自知肩上责任的重大,通过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不懈努力,加上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支持,张国焘终于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
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发布后,根据朱德的提议,任弼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身份,随朱德、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以增强制约张国焘的力量。刘伯承则随红二方面军行动,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随营学校)校长,帮助训练骑兵,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任弼时为了使张国焘认识到其所犯的政治错误并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就重大问题与张国焘深入交谈,并要求张国焘“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他还要求找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干部谈话,在张国焘百般阻挠的情况下,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找所有的红军干部谈话。”
于是,任弼时与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以及其他干部进行了多次单独长谈,从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说到讲团结、反分裂,促使他们进一步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徐向前多年后回忆:“任弼时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陈伯钧也称赞道:“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为促成党内团结,任弼时还设法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期关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廖承志。
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在抵制错误路线、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和同志们的高度评价。7月27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弼时担任副书记,继续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迎接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摘编自《长征中的纪律故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