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终极问题后，他成长为一个诗人
江汀,安徽望江人,1986年出生,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明亮的字码盘》《来自邻人的光》《寒冷的时刻》,散文集《二十个站台》。曾参与发起北京青年诗会。
他看见夜色十分地美,
就走了进去。
“我已疲倦于反复的思索,”
可他站在树下,再次陷入冥想。
回来的时刻总有些懊恼。
夜大概深了,邻居们都已睡着。
这时他认清自己的处境:
灰暗的走廊,淡淡的月光。
--江汀《夜里散步的人》
年轻诗人江汀,喜欢在夜里散步。在路灯闪烁的街道,他看见夜晚在视线中延伸,变得广袤而空旷。他想起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小说《乡村生活图景》里的画面:天空明亮,繁星闪烁,劳作一天的村民回家了,住房的窗户里有灯光溢出。一个小男孩游荡在街上,听到小贩嘶哑的叫卖声,逐渐感受到生活中无可挽回的断裂——这断裂是因为,他意识到日常生活是多么冗长,而深陷其中的人们终将衰老和死亡。
这个小男孩是年幼的奥兹,也是长大了的江汀。
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
小镇孩童,渴慕“海边的修道士”
害怕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黑暗,这是江汀童年最原始的恐惧。九岁,他第一次怕黑,怕周围的人死掉,整夜不敢睡觉,隔壁房间的父母只要一熄灯,他就跑去敲门。抓狂的母亲把他臭骂一顿,他想说他害怕死,所以不敢一个人待着,可是话到嘴边,咽了下去。
于是渴求一盏灯。江汀求父母买来一种瓦数很低的节能灯,整夜亮着,直至睡去。那时,父母买了一套讲述世界灾难的丛书,羸弱的少年拿来翻,翻到一篇写唐山大地震,他看完了开始担心所在之地会灾难降临,于是,又睡不着觉。
童年消逝的速度太快,从10岁到17岁,紧迫的升学压力让他遗忘了这记忆。上了大学,变慢的生活节奏使他有时间又开始思考死亡,那段记忆回来了,“对我的性格塑造是根本性的,是原始意义的恐惧”。
如何消解这恐惧?敏感的少年选择了最有安全感的方式——阅读。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安徽南部,江汀和家人住在一个苍白的小镇上,每年过年,他都要回祖父家。祖父的村居中有一个书架,多是父亲和姑姑少年时的旧书。
睡不着的孩子总是早早醒来,读一切能从书架上拿到的书。记忆最深的是一本外国中篇小说集,是姑姑前男友的赠书。他对书里收录的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两个中篇《维多利亚》和《牧羊神》印象深刻。《维多利亚》里,汉姆生讲过一对夫妇,妻子年老因容貌衰退而不安,丈夫为了表达爱意,把硫酸泼到自己脸上。这个故事塑造了江汀对爱情乃至对生活的想象——在经历了生命疼痛过后,获得一种水晶般的纯净。
十岁的孩子觉得自己能读懂汉姆生,但这是在他有“文学意识”之前。在那被远山围绕的家乡晨雾里,他接着读到了德语作家黑塞的《悉达多》,之后又读了黑塞的《彼得·卡门青》,黑塞反复探求的主题——如何在世俗中获得超越的智慧光芒,这些在江汀看来,具有一种指向世界本质问题、且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他感到有束严肃的光芒照临了自己。
在这之前,他也读郭沫若、普希金和拜伦的诗,“不满足,这些诗人不会叩问终极问题”,19岁的江汀“已经能辨识出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学”。他埋首图书馆,读荷尔德林与里尔克,读本雅明与卡夫卡,“‘死亡是什么’?德语作家总有直面终极问题的意识,我想了解他们”。
彼时是2005年,上大二的江汀开始明白自己要以文学为业。而命运的玩笑是——他那时正在青岛一所理工科大学读工程管理专业,八个男生住一个宿舍,大家感觉江汀有点怪,不懂他。
青岛邻着黄海,每当感觉寂寞,江汀就独自去海边游荡。一个五月的白天,他又来到海边,刚还晴朗无云,突然间海雾降临,四周弥漫起一股灰蓝色调。后来,江汀想起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弗里德里希所绘的《海边的修道士》,觉得自己就是画中人——世界只见大地、天空和海洋,以及一个站在海边的背影。这后来也正是他的诗作《自述》的结尾:
“我还记得在海边的/那些日子,看吧,看吧,/——命运——像海边的大雾——突然降临。”
江汀无意间以一个“海边的修道士”形象,进入到诗歌写作中。
在初读汉姆生的年纪,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将来会写小说,没想到成了诗人。
从一个诗人,成长为一个人
只愿有烛光,不要“过度的热情”
19岁的秋天,江汀写下第一首诗,十年后的秋天,他同时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诗集《寒冷的时刻》和《来自邻人的光》。诗集里每一首诗都按时间顺序来呈现,如他自述,“这些年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看着身后的生活凝固为石膏状”。
十年里,他的生活场所不断更迭——从家乡到青岛,再到上海,最后是北京,其间因为实习在长沙停留,也去过新疆莎车教维吾尔族孩子学汉语。
2007年大学毕业去长沙实习,在书店第一次读到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而后写出《来自邻人的光》的第一首诗《自述》。
“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又从一个诗人,成长为一个人。/抚摸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溯洄而上,需要极大的勇气。”(《自述》)
也许,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江汀已经实现,然而从一个诗人再成长为一个人,却是艰难的课题。生活并非江汀所想的“如同典籍和梦境”。
“神明隐匿自身的过程,/好像雨水撩起池塘的深浅。/谁若明白‘生活就是痛苦’,/他就走过我的身前。”(《退场》)
生活困境开始凸显。融不进工作环境,他犯了“乡愁病”,回老家小住,却在24岁这年,“乡愁消失了”。离家之后再回去,他回想起那些夜晚,“晚上十点之后,大人们就会催促孩子入睡”,而“小镇的街道上空空荡荡,偶尔有汽车穿行而过”,他意识到家乡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乡愁成了一种形而上的事物”,是一种被提炼的对抽象物的渴慕。
江汀逐渐脱离了“抚摸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那种狂热,或者说,“我克制了对抽象事物的热情,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开始,去认识生活与真实。”
真实并不可爱。江汀开始写作时,身边没有能交流的朋友。为了爱情,他奔赴上海,在一个他感到惶惑的大都会,做一份“动漫编剧”的工作。江汀喜欢散步,散步是他思索生命的方式,而在上海的生活是那样匆忙,他失去了散步的心境。爱情结束后,他去了北京。在一个出版社做文学编辑,编诗歌,以及外国小说。总算是离文学近了些。
这个青年人过了25岁。25岁对诗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年纪,如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言,诗人在25岁后还想写诗,就需要一种历史感。25岁前,江汀的诗学观是“厌世”——“从前我读里尔克,他说‘世界是一座悲伤的监狱’,我觉得这种姿态特别酷”。
25岁以后,他不再沉迷于这种“厌世”,“写诗对我来说,成为一种在世界上、在人们中间拓印自己的行为”。这段时间,他阅读沈从文、加缪和歌德,也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书,阅读把他推向“邻人”,从封闭的自我走向人群。
因做文学编辑的机缘,他结识了同龄诗人张杭、昆鸟、钟放,认识了作为兄长的诗人陈家坪、王炜,还有小说家朱岳、陆源……他与一群朋友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年诗会,还办了一本叫《阁楼》的诗刊。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了。
江汀敬重的兄长陈家坪认为,“互相伸出手”是诗人渴望亲近的天性。上世纪80年代,张枣与柏桦能说三天三夜的话,第三代诗人的聚会充满了狂欢。进入新世纪,诗人普遍沉寂下去,陈家坪感到失落,他曾问过江汀对此的看法,江汀回答,“我对革命精神和狂欢传奇没有憧憬,而狂欢也不一定就能构成公共的精神生活。”
“我需要警惕过度的热情”,江汀认为自己无力也无意言说时代的思潮流变,“我们和第二代、第三代诗人不同,北岛和多多相遇时,还没在工作和生活中体验人情冷暖,而张枣早早远离了国内场域”。江汀和张杭等人结识时,都已过了28岁,“经历了孤独的淬炼和世俗的认知后,我们都形成了个人的精神史,很难狂欢了”。
相比之下,他更中意穆旦晚年诗作《停电之后》的“烛照”:
“但我点起小小的蜡烛,/把我的室内又照得通明:/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所以,“我所谓的公共生活,就像小小的烛火,彼此照亮。”
江汀从19岁开始,就做一个文学之梦,梦里,“文学缓慢而耐心地进行着社会启蒙”。“丁玲和胡也频曾对沈从文说,用文学改变世界,太慢了,他们需要更激烈的革命,但沈从文更相信文学。而我,对文学也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在真正好的文学中,见过文明的力量,我知道它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也许是清醒,他笑言自己是“小诗人”——“只面向自己抒情,‘观察来自邻人的光’终究只是‘词句中的幻想’”。江汀有一种直觉——“我生活在忍耐与行动之间的一片开阔地。天上的星光一直照耀我们”,在文学作为社会启蒙的路上,这个年轻诗人只是安静地走入了夜色。
“我克制了对抽象事物的热情,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开始,去认识生活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