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摄的照片，让满载四十年行旅百态的火车迎面而来
王福春,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20世纪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现为自由摄影人。拍摄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蒸汽机车》《地铁里的中国人》等摄影专题。
1995年,武昌—南宁。
入秋后,北京景山顶上,人们架起长枪短炮,拍罢夕阳西下,又转向东方看圆月升起。全民摄影时代,国内纪实摄影反而陷入了瓶颈期。在摄影家王福春看来,三四十年前那个刚松口气、睁开眼的中国社会是纪实摄影的好时代,成全了一系列直指人心的作品。
就像这本抚摸国民生活变迁细致纹理的影集,再现着钢铁世界里的人生百态与人之常情,《火车上的中国人》让“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铁路发展史”这样的词不再寡淡生硬。黑白影像中,每一张脸上鲜活、真实、准确的褶皱,都呼应着几代中国人对火车苦乐交加的集体记忆,填补的则是宏观叙事留下的关于人,关于普通人的沟壑。
用“贼眼”“贼胆”拍贼好的照片
“你被审过多少回?”
“数不清了。”
大半辈子投身铁路摄影,王福春有个习惯,有座也不坐,累了也不休息,在车里走上三五趟,就会被人误认小偷。他甚至常和真的小偷不期而遇,四目相对时,点头致意。请他设想一幅自画像,王福春说,最醒目的一定是那双“贼眼”:“练就贼心、贼胆、贼眼,拍贼好的照片”。
1977年,在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做工会宣传干事的王福春,因拍宣传照,偶然地拿起了一台海鸥牌相机。从那时到现在整40年,中国铁路运输继1966年“大串联”、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与返城、80年代后随改革开放兴起的民工潮这三次高峰都被他碰上,其中民工潮在他的相机中留下了让人动容的图像记忆。
翻开这本绿皮影集,一辆满载着过往三四十年中国人行旅百态的绿皮火车迎面而来。你恰巧登上或是在哈尔滨到北京往返的T18次特快列车,1986年电视机第一次悬挂在了这趟车的车厢,90年代,随身听用耳机两头让旅行中的新婚夫妇,心跟着邓丽君的歌一起在车厢里荡。那时西服商标要外露才高明,大哥大快速经历着换代,立体3D画册如旋风在列车上匆匆刮过。远在南国的广州车站,月台上有人打起了架,王福春躲在这张照片一角的车窗边,“咔嚓”,按下快门。
上千次这样的列车旅程中,北至漠河,东到上海,西奔格尔木,南下广州,王福春痴迷于弥漫着喧哗躁动甚至鸡飞狗跳的故事场。多年后,时代的激昂标语已斑驳,而流动在狭小车厢、介于公私生活之间人性的暴露,情绪的淌露,各色人等与千百情态却活在了王福春的底片里,集聚着纪实的力量。“中国人的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王福春说。
他不记得拍过多少人,也不和旅客直接交流,“比如年轻人抱着,挺亲热的,一说同志给你拍个片,瞬间就全都没了”。但近些年,王福春想过利用网络寻找照片中的人。有人易找,歌唱家蒋大为在还是小伙子时,就曾在哈尔滨到内蒙古海拉尔的车上被列车长“抓”住献唱,更多人则如大海捞针。王福春曾拍下送站时一个姑娘面露怨气的一瞬间,“他送她,但没跟她走”,他像说着昨日家事,而这位主人公或许早已忘记了匆忙人生中,这情意饱满的一瞬。
拍火车,是对生命伤痕的慰藉
很难想象,拍出光身小孩子撒尿、牛猪拱上列车的王福春,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众人齐穿解放服、昂首挺胸的劳模照。
可火车上的人不像劳模那样确定和稳定。拥挤车厢中守住落脚处、紧抱儿子的母亲,看到镜头的一瞬,眼中压着的是怒是惧,你盯上一分钟也说不出确切答案。又或是裹着军大衣的花甲老人,眼眉挑弯了额头上五六道深沟,一旁车窗凹槽里塞满无声的烟头,画面就这样被人生填满了。
“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有个展览,一下子让我震惊了”。那是1980年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纪实摄影展,他曾以看似平淡无奇却深入人心的影像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变迁。此后,久保田博二、布勒松、萨尔加多的纪实摄影,引着王福春上了路。
“我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王福春说,“拍人,隐隐约约,都带着一层自己的感觉”。
1995年,武昌到南宁的列车上,王福春在一个蜷缩在民工客运潮中孩子对面,心疼又无力地站了五六分钟。在这张照片中,扭曲的小小身躯,汗与泥敷在身上的那层光泽,仿佛都带着哀伤。照片也让王福春生命中的伤痛与他对火车的感情打了个结。幼年失去父母,从小由在铁路工作的哥哥和嫂子带大,在火车上跑,听火车叫,被“逼”着考铁路司机学校……王福春大半生都在拍火车,也是对生命伤痕的一种慰藉。
但为拍火车而疯狂,也带来说不清是甜是苦的新伤。他曾在40℃的超员车厢里虚脱,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失眠更成了常态。90年代中期,下了火车的王福春,安定吃到五片六片依然睡不着。可一上火车,就能跟着咣当咣当的声音找到晃悠着的归属感。醒来,继续兴奋,做离人最近的摄影师。
2002年,王福春从哈尔滨迁至北京,在类似火车车厢的地铁空间里又做起了“贼”。他为“地铁里的中国人”下了工夫: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拍下无数在地铁上打哈欠的中国人,足够出一本书,名字早就想好,叫《同一首歌》。
早年绘画功底和对漫画的钟爱,让他总能抓拍到视觉上的巧合、错觉,生奇生趣。2015年,他把这些幽默摄影以两张相呼应的方式,填上写意文字放在公众号上。随着关注度高升,70多岁的王福春常为了改个字、换张图兴奋到天明,直到身体崩溃住进医院。问他医生劝过没,王福春无奈地笑笑,“他哪能理解咱们呢”。
身体见好的王福春还是呆不住,“就是习惯了,心里长草似的就想出去遛”。和大多数人不同,王福春出门不带手机完全无碍,但没带相机,必须回去取。那早已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抓住不放,把属于你的耕种好
现在,受邀去外地参展、拍摄时,王福春都尽量把飞机改成火车。可时代变了,不只是高铁动车普及宣告了铁路发展史上旧时代的结束,而是“什么都变了”。
王福春的影像世界中,70年代满眼是解放帽,80年代喇叭裤在大街流行,90年代时装兴起,几代人的面目呈现出鲜明而丰富的层次感。但从2000年前后,他发觉,“火车上的中国人”没法拍了。对于纪实摄影至关重要的、让人捉摸许久的人情味道,难免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体面的距离中逝去。同时,公众对于隐私权、肖像权的意识提升,即便是在公共场所、非商业用途的纪实摄影也会遭遇敌意和限制。就在2015年夏,王福春还在上海到杭州的高铁上因误会挨过打。
夹缝打开的好时代,过去了。那些年月,绿皮火车里超载着凡俗众生,为王福春打开了记录这一特殊流动公共空间的门。他一直坚持下来,用镜头送走了蒸汽机车、绿皮火车,见证了青藏线和大提速,留下无数能掀开纷纭人生故事的边角。所有这些记录,哪怕嘈杂、压抑、不那么雅观,都在历史翻页时成为陪衬,因合理而被部分公开,因真实而扣动人心。
四十多年来,王福春倒是没什么变化。想准了,就一条路跑到黑;够吃够喝,做一生最喜欢的事。“最欣慰的是,我为铁路留下了历史记录”,王福春说,“也没成想铁路发展那么快,把我给成全了。”
有很多次,他可以“改变命运”,提干做领导,也曾成功拍过东北“雪乡”和东北虎等题材,但都舍掉了。“这个世界太大了,不可能都属于你。我就觉得属于你的,你把它抓住,不放,耕种好,丰收了,就赢了。” 2001年,为了让《火车上的中国人》初次出版,他卖了三台相机;现在,为了要出《火车下的中国人40年》与《中国人影像40年》,他又在寻找出版经费。他的丰收很纯粹,“家里不称别的,全是底片”。
这些家当渐成了一件悬心事。目前国内没一家摄影博物馆,王福春说,儿子或许能懂他,但孙子会不会把这些底片扔掉卖掉?再隔几代,人们能不能理解他对铁路的这种感情?
再隔几代,有多少人能理解前几代中国人对铁路的感情?离开王福春的家,仿佛走下一节丰富得有点信息过量的老车厢。那几天,门外京沪高铁“复兴号”的新闻焦点正从首发往9月新提速上转,而门里的王福春每天花十几个小时整理几百张旧照片。站在这样一个门口,你我都身在其中,也更会懂王福春那句质朴的话,“中国人的日子就是一点点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