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跨进高考考场，他说“没有高考的恢复，我可能还在农村修地球”
马勇,知名历史学者,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
马勇(后排右一)高中毕业合影,写着“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1979年7月7日,安徽濉溪县。此时,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节,酷暑难当。在县第一中学,一群人正走进高考考场。
这里面有一位名叫马勇的24岁大龄考生。生在农村,15岁前一直在家种地的他信心满满,深知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今,作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觉得高考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他兄妹七人通过高考全都走出了农村,“没有那时高考的恢复,我们可能还得继续在农村修地球。”
前不久,马勇从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从他参加高考,时间已过去38年。他感慨一生充满偶然,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不断跟命运抗争,又不断跟命运妥协。
当代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马勇1956年出生在安徽最贫穷的濉溪县,当地有知识的人将那里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
在马勇的记忆里,一年到头就是吃红薯,早上煮红薯,中午红薯面条,晚上红薯窝头、炝红薯丝。所以到北京很多年,无论别人怎样劝,他绝对不吃烤红薯,“因为小时候吃的还没有消化完。”
15岁之前,马勇不曾离开过那片土地,当地信息闭塞,直到改革开放前,大家还一直沿用阴历日期。直到上大学填档案时,马勇都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只好选择了接近毛泽东出生日期的一天作为生日。
马勇在《我的学术起步》一文中说到,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可高中毕业后,因为体检不合格,他没能够参军,只好第二年去了杭州警备区。
在前往杭州的军车上,他第一次吃了面包;到警备区的第一顿晚饭,吃了人生第一顿米饭——三大碗,就着一点清水煮青菜。
在那里,马勇待了3年多,除了站岗执勤,还有一件事就是理论学习。
1971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领导经常安排他写学习中央文件心得,抄大字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接触政治理论。
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马勇本来有一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他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没有去成。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名额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马勇觉得机会来了,但村里大队书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你怎么有把握考上?”
马勇有些心灰意冷,在书记推荐下,他到淮北煤矿,成了当代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并与高考失之交臂。
他被安排在了最危险、劳动强度最大的掘进队,即从平地上挖出一个800米深的竖井,井道里布满瓦斯。马勇至今都能清楚地说出这份工作的四道工序,“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
改变命运的希望
1978年,由于对技术人才的需要,煤矿部开始在各地开办煤炭技术学校。马勇通过相关专业考试,被“淮北煤炭技术学校”(中专)录取。他很满意,毕竟,在那里学习两三年之后,有机会去煤矿当技术员,这比下井的一线工人好多了。
马勇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事煤矿事业当工人。但他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是煤矿上的工友,在他到煤炭技术学校报道之前,因为工作时出现意外去世了。
这件事仿佛一个噩梦,在这个22岁青年心里落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决定,一定要参加高考,彻底离开煤矿。
还有一件事促使他参加高考。这一年他弟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让底层出身的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复习非常辛苦,七八个月,连头发都没剪过,人也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自信心最强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考试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复习就是一遍一遍看书,把能够找到的书全都看完。然后再做习题,一遍又一遍地做。”
马勇回忆上夜间补习班的情形——“大家吃完晚饭就冲进教室,里面轰轰烈烈几百号人,拥挤不堪。但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老师讲、做习题。回想起来,非常激动人心。现在有很多关于高考的影视剧,应该把这种情景拍出来,唤醒一种精神,激励后来的学生们。”
1979年马勇已经24岁,是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报考机会。“我年龄偏大,确实没有把握。从1966年到1976年,我是混过来的,没有学过什么。”马勇心想,考不上大不了再回煤矿,尽管很苦,但可以挣钱。
最后,数学只考了13分,原本信心满满、本以为可以拿90分甚至100分的政治,只考了59分,其他科目还算不错,他以361分的成绩进入了安徽大学历史系。这个分数是安徽大学的最低分,据说也是入校学生中的倒数几名。报考历史系,除了兴趣,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专业没有人愿意报,录取分数低;当时最热门学科经济学、法学,马勇根本不敢报。
考上大学,马勇父亲很高兴,请全村人吃饭。后来,马勇和兄弟姐妹都陆续考上大学,对整个村都起到了带动作用。他们从村里搬走之后,他们家的老房子被亲戚要走了。亲戚住在里面,几十年都不改变房间格局,连灶台都没有动,就希望能够沾一下他们家的好运。直到几年前,亲戚的女儿考上了合肥的大专,他们才把这座宅子推倒重建。
马勇在复旦大学的宿舍。
1983年,马勇在复旦读研时的留影。
“那时觉得读书是很高雅的东西”
进入大学,马勇学习刻苦,几乎不出去游玩、看电影,每天吃完晚饭,就跑到阅览室上自习。在4年的本科学习里,马勇几乎把图书馆里所有中国史方面的书都读光了。马勇说,因为自己年龄大,有一种补偿心理,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马勇清晰记得他去图书馆借的第一套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书给了马勇很大的震撼。通过这本书,他开始追踪阅读,书里讲到哪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找来看。“我几乎把安徽大学图书馆里与专业相关的书都读完了。”
马勇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扎扎实实的读书风气,“那个时候还没有市场,也没有疯狂的经济大潮,我们都觉得读书是很高雅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学生们学习的动力与当下不同。他们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希望能够为民族、为国家的繁荣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宿舍里一共七个同学,大家每天都非常焦虑,不停地学习,想拼命抢回丢失的时间,将来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做贡献。80年代初,影响我们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口号,此外,还有中国女排。每一次,女排只要获得一个奖项,学校里面就很亢奋。当时我们觉得是在大的群体中,不像今天从小我立场发展自己。”
1983年,马勇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史学大家朱维铮。在上海,新事物、新思想都在这里汇集,马勇的眼界比在安徽大学开阔了不少。
3年后,马勇从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朱维铮帮助他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正当马勇准备前往报到时,朱维铮的老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志琴来上海,劝马勇不要去历史所,请求改派近代史所。
刘志琴告诉他,近代史所很快会有一幢宿舍楼,分房子肯定比历史所快。那时,房子还没有私有化、市场化,所有人只能等待单位的分房。已经30岁的马勇就这样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这一走就是30多年。
马勇说,近代史研究所风气很好,老一代学者会告诫他们,50岁前不要写东西,年轻时候就是看资料、读书。
一生被外力推着走
“我这一生都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都是被动的选择。”马勇说,他们这一代,因为特殊历史原因,或参过军或下过乡,这些经历让他们“先天不足”。
“和台湾地区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没有完整接受从童年到成年的教育。和我们后一代相比,我们也很自卑,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的童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段经历对我研究历史,又有直接的好处——能近距离观察社会,尤其是穷苦农村的经历。”
“我看农村史料,比如研究义和团问题,我能很自然地理解参加义和团农民的心情。后来我当兵,我也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晚清时期中国军队老打败仗。八国联军时期,中国30万军队为何会被几万外国军队打败。”
谈到对高考的评价,马勇觉得高考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
“高考有很多问题,我们应坚持改进高考而不能否定它。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兄妹七个全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我们兄妹的下一代要么在国内读研究生,要么出国深造,仅对我的家庭而言,如果没有那时高考的恢复,我们可能还得继续在农村修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