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

“在一些人眼中,我不会用钱。但我想我是很会用钱的人,我在家乡、祖国大陆、香港,无论是捐校舍、盖医院、造桥,都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2018年7月22日下午两点半,距离田家炳先生追思会尚有一小时,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已经人潮涌动。人群里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等行政官员,有香港各大学校长或其代表,也有田氏族人与各地赶来的民众,占最大比例的一群人,年纪不等、三五成群,他们都是田家炳学校的学生。

参与追思会的人排队与田家炳的人形立牌合照,大部分民众直到此刻才知道他的模样。田家炳很少抛头露面,新闻照片也不常见诸报端。外出活动时,即便走在自己捐资的学校,也很少有学生认出他来。

方正的国字脸、开阔的额头,身材始终如一,瘦削而挺拔,田家炳一生都在严格地自我约束——每天早上,他都会做自创的晨练操,16套,每套64式。98岁时,原本并不饱满的两颊微微凹陷,年轻时整齐的牙变得有些稀落。但每每谈到教育,他眯着的眼睛就会一下子充满神采,目光如炬。

也难怪民众认不出,因为他看上去像任何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去世后,田家炳基金会发布讣告,这位老人的故事第一次得以大范围传播。

1982年,62岁的田家炳放下公司工作,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专心致力社会公益。至今,基金会已在国内资助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20所、乡间学校图书馆1800余间。他已累计捐资超过10亿港元用于大陆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

田家炳16岁丧父辍学,到南洋寻找发展机会,开办了印尼第一家塑料薄膜厂。1958年,印尼排华情绪暗涌,田家炳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举家移居香港,隔年在屯门填海建厂,开拓香港人造皮革市场,迅速成为“香港人造皮革大王”。成立田家炳基金会后,他开始系统地推动慈善工作,并在90岁那年决定基金会由家族管理改为由社会人士参与,他只任名誉董事长。

同时,田家炳将余下的物业、资产全数捐给基金会,物业储金作为永久的资助经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他资金周转遇到困难,甚至卖掉居住了37年的别墅,全数用于捐款。晚年只租住公寓,过着他一贯的简朴生活。

讣告发出后,多个官方微博转载,评论转发数量一直上升。田家炳基金会副主席长戴希立本以为,田家炳虽然专注慈善多年,但毕竟是个商人,评论难免会有“沽名钓誉”的负面评价。没想到转发的评论一一看过,竟是众口一词的好评。“人民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你做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到。”

非但如此,在筹备追思会时,田家炳基金会原本无法预计到场人数,计划将大剧院四层的场馆先开启两层,第三层供媒体拍摄。然而现场密密麻麻的人头让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将四层全数开启。能容纳1600人的大剧院座无虚席,甚至有一百多名民众无法进场,只能通过门口墙壁的电视观看场内现场直播。他们的到来成为田家炳一生成就的最好证明。

田家炳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2002年6月26日,他将这句话写成题词,用作田家炳基金会的口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他“重在雪中送炭,不愿意锦上添花”,对于捐助或即将捐助的每个学校,都认真了解必要性、目的与意义。他知道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面貌,重点在中小城市、广泛的农村和大西北的落后地区。几十年来,田家炳的足迹遍布中国贫困地区,年逾90仍坚持去捐助的师范院校与师生座谈,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和教育理念。弥留之际,据其家人回忆,田家炳身体已十分虚弱,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双手一直拿着一张印有全国30个省份的田家炳中小学的地图,不断抚摸。

“我认为田家炳对中国教育的支持、捐款的广度、深度和历史的跨度,以及灌注个人心血的力度及其背后的深刻教育理念,我想在中国当代,没有人能出其右。”在追思会现场,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发言悼念。

这个来自广东梅州、长居香港、普通话带着客家口音的老人,比大多数人更关心内地的教育。他初中辍学,却拥有众多“博士”、“教授”的名誉称号。这些彰显身份、学术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几百座“田家炳大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

长子田庆先望着从各地前来的民众,感慨道:“父亲常说,自己已经很满足了。我想,他的满足,就是他的幸福人生。”

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岁。

在梅州大埔县,坐上的士或电动摩托,一定不能说去“田家炳大桥”——这里共有126座田家炳大桥,它们在韩江流域依次排开,让这块一度只能依靠水路的“瓷土之乡”彻底告别了摆渡过河的历史,也结束了行人常因粗木作桥而落水淹死的惨剧。

在1978年田家炳捐资100万港币兴建湖寮大桥(后改名田家炳大桥)前,田氏宗族已经在大埔绵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经是第18代孙。父亲玉瑚公排行第二,开设“广泰兴”,主营砖瓦与油盐茶米等生意,乡里闻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经商。在贫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尽管陪伴田家炳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础。

广东省梅州大埔县高陂镇银滩村,韩江河畔的田家炳祖居拱辰楼

玉瑚公着重培养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导田家炳两句《朱柏庐治家格言》,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并嘱咐他长期牢记并实践。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并一生奉为圭皋。“这篇家训字字珠玑,涵盖面广,无论是待人接物、生活小节或个人修养,都有许多提醒,是行事为人的准则。”田家炳回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是田家炳践行到极致的一条。招待用的矿泉水全数倒入随身携带的水壶;住酒店一定自带肥皂,出门只选乘公共交通。《明报》总编辑采访田家炳时,想试穿他的西装。穿上一看,衣服内侧绣着裁缝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竟是6位数——这是1976年前(这年香港的电话号码由6位换成了7位)的西装。四子田荣先写过父亲的衣着:款式过时二三十年不说,最要命的是裤子破了,他便找一条颜色接近的来配衣服,只道人人都是色盲,哪会察觉有异?看得见的西服尚且如此,藏在里头的袜子,修修补补更是不在话下。

田家炳幼时偏食,不吃苦瓜。玉瑚公便讲述其母下田种苦瓜到收成的经过,教导他吃苦瓜,还说偏食会令母亲思量儿子少吃一样菜而感到不安。田家炳改掉了偏食的习惯,更特别喜爱苦瓜,从此对食物的唯一要求便是营养。“父亲教导我,做子女不仅要孝敬父母的身体,更要孝敬父母的心。把好菜让给父母吃,是孝敬父母的身体,而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有好的身体,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点好的事业,所以,多吃点好东西,身体健康,就会减少父母的担忧,这就是孝敬父母的心。”

田荣先回忆,田家炳的饮食定时且节制,偏爱高纤维的粗菜及红米,菜谱40年不变,自他懂事起,父亲就是以四片面包涂果酱作早餐。“父亲非常注重健康,他认为健康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责任。”

在田家炳看来,玉瑚公爱得深切,也爱得理智,更难得的是在生活中教爱合一。他会在严冬早上谈渔翁钓鱼的事例,告诉田家炳“六月炉边匠,三冬水上翁,彼岂不知寒暑,只因业在其中”的道理。遇上乞丐乞食,他会分析沦为乞丐的多种可能性——幼年不好好学习、壮年不务正业,并指出如果不好好自爱,老年自身难保,富者也沦为乞丐,怎能谈孝?

他全然沿袭了父亲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严格又开放:坚持在家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让子女学,却从不逼他们讲;坚持祭祖,却也尊重子孙的宗教信仰,祭拜时免去跪拜之礼;要求子女自立,但选择权交给他们……田家炳基金会副董事长、与田家 认识近三十年的戴希立说:“他的儿子、孙子跟普通人真的没有差别。普通人要工作,他们这个年纪也要打拼。从来不会讲自己的爸爸、爷爷是谁。这是他的家教,从一个普通人开始,这是他们家族最重要的教育。”

“我深信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我留给子女的是‘知识’——子女全都接受大学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相信可以自立;还有,就是‘志气’——我不让他们依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专业。”田家炳说。

田家炳在印尼创办的超伦树胶厂

玉瑚公是德高望重兼知识博、交友广的长者,他家还订有当地权威且难得一读的《汕报》,广泰兴除了生意交往外,更成了当地民众长知识、谈国事的场所。田家炳长期在侧,侍候父亲、招待客人,浸淫在世情时局的谈论中,视野扩展很快。田家炳晚年回忆,当时局势不稳,往来客人多谈论国家安危,分享真知灼见,“日积月累、见多识广,我的智慧自然比一般成年人甚或久历人生的长者还要高。”

他深知视野的重要性,也明白子女没有自己幼时成长的条件,便变换方式拓展他们的见闻。儿子田文先记得,1960年初,香港举办“空中游”,父母带他们坐飞机环游香港,飞机在云层中随气流升降,吓得兄弟姐妹们大呼小叫。他惊讶又感动:平时连坐巴士的钱都可省则省的父亲,为增加儿女见识,竟舍得花那么多钱。

15岁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学二年级,玉瑚公去世,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学业,结束短暂的求学之路,肩负起持家重任,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他负责广泰兴商铺及对外往来事务,两年时间,事业蒸蒸日上。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工商业不发达,当地人谋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乡瓷土前景后,决定开发海外市场。

18岁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开始了海外创业的历程。这是他第一次旅行,十几个月后,他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

在他看来,越南缺乏上乘原料,产品品位低,销路不好。大埔高岭土质优而藏量丰富,运往越南,可进一步扩大家乡瓷土产业,并使越南的瓷器厂得到好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品位,而祖传的瓷土山地地处韩江河畔,比他人在深山开采的成本低,因此前景广阔。

许多大埔同乡在越南做家用窑厂生意,年轻的田家炳将家乡的瓷土加工成面浆,运到西贡,卖给开瓷器厂的老乡。他创办了泰安龙瓷土公司,此时早翁市有三家同类公司,货源都是经过多层经销商从大埔的小型瓷土公司买进,品质层次不齐,产量小,成本高。田家炳的瓷土自家生产,质量稳定,产量充足,又减少了中间商分账,不到一年便占领了越南瓷土市场的六成以上。1938年,田家炳计划扩大公司业务。此时,另外三家公司的老板找到他,表示愿意合作。田家炳牵头组建了茶阳瓷土公司,他占60%,剩下三家占40%。四家以相同的价格售卖,利润平均分配。经营一段时间后,三家公司不愿意再为40%的货源奔忙,将自己的货源供应权让出,田家炳得到了全部供应权。不到20岁的田家炳成为了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创业第一步成功了。

1960年秋,香港屯门,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

田家炳离家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39年6月,日本侵略汕头,田家炳往越南运瓷土的出海口被占领,运输线被切断,第一次创业结束。

印尼义兄田家烈在万隆经营一家土杂洋货商店,希望他去照料生意,同其子田沧先经营商店,自己则准备回乡。但未动身便身染重病,田家炳初来乍到他便因病逝世。田家炳只好开始自学印尼语,经营洋杂货和土特产。

当时印尼仍是荷兰的殖民地,大企业或大型进出口生意由荷兰商人掌握,中下层生意则90%以上由华人经营。当地人对华人还算友好。几年时间,田家炳积攒了不少资产。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家炳将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几年以后,日军撤离,印尼独立,田家炳当年埋钱的地方已经建起了大片房屋,他一无所有。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度尼西亚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印尼出产天然橡胶,百姓熟悉橡胶生产,拥有充足的原料和人力。树胶用处广,可用于生产雨衣、胶鞋、轮胎等日用品,刚好能满足战后物资需求。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手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第二次创业开始。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销路一路走高,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注意到聚氯乙烯(PVC)生产的人造革产品,绝缘、防水性能和外观都比天然橡胶强,决定从天然橡胶生产转向塑料薄膜生产,开拓塑胶薄膜市场。同年,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田家炳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三十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田家炳决定将蓬勃发展的印尼厂务留给侄辈管理,举家迁往香港。他曾数次回忆那次“迁徙”:“战后,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原住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原住民不奋发图强,反而认为他们的贫穷是华人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再加上文化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原住民对华人的强烈不满……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我看到局面对华人越来越不利,华人也随时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同时,我也希望子女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但当时在印尼,根本没有正规的华文教育。香港社会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出入境、金融贸易都很自由,具国际城市的基本条件。人民安全得到法律保障,生活习惯完全与大陆一样。经多方考虑,我决定全家移居香港。”

1960年,印尼大规模排华,1962年达到高潮,数万华侨经中国政府派船接载回国,由政府统一安排,分配到海南岛、云南、广东等地的华侨农场安置。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九个孩子,挤在80平米的房子中。长子田庆先回忆,“当时只有两三个房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上下床堆在一起住,生活看起来也比较紧张。”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故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当时香港工业以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为主,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塑胶化工业无人涉足,曾有几位想投资的企业主都放弃了。香港寸土寸金,难以找到适合生产人造皮革的工厂用地。在新界乡议局主席陈日新的帮助下,田家炳找到了一块30万平方英尺(约2.8万平方米)的土地,但这块地在屯门海滨,想要利用必须先填海。香港从未有过私人填海的先例。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行投资大、技术高、获利微薄,他的行动被看成是往海里扔钱。

在田家炳看来,这件事必要且有前景:“我觉得这种工业在香港应该会发展下去。但是那时候,香港没有塑料薄膜的下游加工业,主要因为它没有这种材料工业,当时可以向日本和台湾地区买材料,但毕竟这个东西太复杂,下游加工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我想在香港自己生产,来扶持下游加工。”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的头上。

每次提及这个称号,田家炳都会摆摆手称“过奖”,“香港其实就是我这一家,也没有大王小王问题了,我开业以后,成立了五六家,好像看到田氏推销怎么成功,开发怎么成功,觉得可以做这种行业。结果他真正投资下来,客户要求都很高,几家都做不下去,还是我自己做,所以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比较,也不能说我大王了。”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其他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 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都能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数亿家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专心慈善事业,捐出十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了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外人无一不盛赞田家炳的眼光与对时局的把握,但在戴希立看来,田家炳不仅仅眼光独到,“他内心有一套想法,觉得这样做才对。加上他的宏观眼光,二者合起来,每次关键时刻做的大决定一定是对的。他在最恰当的时候离开了印尼,一点也不留。在香港举目无亲,还是做人造皮革。这不是赚钱最多的,为什么做?这不单是一个商业决定,他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香港找工作,他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给这些人。后来证明这也是正确的。”

田家炳做慈善教育也被戴希立认为是他“内心那套想法”的展现。他问过田家炳为什么要做教育,田家炳对他讲了十多分钟,最后说了四个字——“改革开放”。

在这之前,田家炳的慈善事业都在香港和台湾,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他还成立了台湾田家炳文教基金会。“1977年看到这个变化,他感觉机会来了。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现在是时候去内地投资教育了。他每次做的决定都是和整个世界的趋势相关联的。”

改革开放后,田家炳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设家乡。从田家炳大桥开始,他接连捐资兴办各类有益民生的工程,创办医院、电视台、电视广播中心、少年宫、妇幼中心、轮渡码头、水电站等民生项目,捐助幼儿所、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卫生学校、电视大学等学校。

田家炳对家乡的要求尽量满足,为了配合家乡建设,甚至同意迁移祖坟。1992年,田家炳的侄孙田玲发时任村委书记,负责每年大年初一给田家炳拜年以及转达村内需求。这年他代村民提出希望田家炳将乡道修缮完成。按照田家炳的计划,乡道将按两次分批修建。接到电话后,田家炳要了一份计划书,完成了乡道建设。田玲发说:“银滩村两公里的乡道,除了一位印尼华侨建设的200米,都是田家炳出资建成的。他说话算数,你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但超出的部分由我们承担。”

1997年,田家炳捐助国家教委师范课程改革计划,时任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马立向田家炳赠送字画

比起捐助实体的项目,田家炳更希望村民能够自强不息,让他可以从“输血”变成“造血”。

1980年,田家炳在出生地捐资建设水力发电站,希望银滩村能早日通电。他委托当地水电局全权策划,但在施工期间,村民为一己私利,造成浪费,水电站发电量不高,管理不完善。完工后村民以公益企业为由不交电费,还争相照得更亮。

为增加村民经济收入,田家炳请堂弟与田庆先几次实地考察,计划捐款创办银滩村经济发展基金会,请县镇两级领导参与协助政府管理,资助乡亲发展种植业。但借款到位后,并未落实到计划内,政府不得不停止贷款,该项目无疾而终。

江苏盐城,田家炳与田家炳实验小学学生合影

80年代中期,田家炳拟捐出数千万元在大埔成立“田家炳基金会”,由县政府全权策划及管理,投资有利就业及利用当地资源的营利事业。但大家对利润稍薄或投资期较长的事业并不感兴趣,该项目胎死腹中。

1989年,离开家乡47年的田家炳第一次回到银滩村时,原本风景秀丽、聚族而居的家乡已暮气沉沉,满目荒凉。连他祖辈世代居住的拱辰楼,都只剩堂侄一家居住,其余子孙均在大埔境外定居。

一系列的“造血”计划未能实现,田家炳唏嘘半生。“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对家乡人民没有做好扶贫工作,迄今,我的捐献都是治标的,如你没饭吃就给点米,这点米吃完了,困难仍然还在。”

回乡数天,田家炳请大埔县政府特别成立了“家炳建设工程筹建委员会”,统办一切他捐资的项目。十年间工程金额超过一亿元,完成了四百多个项目。被大埔人称为“前无古人,难有来者”。

田家炳几乎贡献了大埔县大部分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6条公路、23所医院、33所学校和126座桥,这些工程星罗棋布,遍及大埔城乡内外。大埔县政府决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田家炳系列工程落成和奠基典礼。现任大埔县政府新闻秘书刘招迎曾是列队中的一员。据他回忆,在田家炳参与的几次庆典中,都有数万群众夹道欢迎。

2006年,田家炳站在自己捐助的大楼前 

戴希立跟着田家炳参与过庆典,在他印象中,只有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他在电视上才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一次庆典途中下雨了,戴希立打车回酒店,司机提出先去接参加庆典欢迎队伍的女儿。他问女儿是不是被强迫去的,还淋着雨,会不会有意见?司机回答他:“老实讲,我的女儿参加欢迎会我有意见。但田家炳我没意见,他做的事情很多,还那么低调。”

田家炳去世后,大埔县和银滩村各办了一场追思会,银滩村那场,当天只要在家的人都来了,五六百人挤在广场上怀念田家炳。在政府工作人员田厅祥印象中,只有每年正月十四村里祭拜祖先时才会有这么多人参与。按照大埔的规矩,96岁以上的老人去世算高寿,是按喜事来办的。仪式现场甚至没有用白色的灵堂,几百人也没有陷入沉痛与哀悼,都带着怀念与追忆。田家炳医院的护士穿上了白色医护服,学生穿上了田家炳学校校服,以各自的方式感恩田家炳。

或许是对家乡捐助计划给了田家炳一些启示,也或许是从小读书少的遗憾挥之不去,田家炳在大埔捐建学校,渐渐扩及广东省,1995年后扩展到全国,他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

他深受父亲玉瑚公的影响。“老人家、孤儿寡母来到我家,对我爸爸跪拜,感谢他的救济,我想如果自己有点力量,能改善别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事情。”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总结更多的标准词汇,说得最多的是“我应该这样做”。

中国慈富并不多,社会仇富情结也存在,富人阶层对社会的漠视或无所贡献,常常遭到谩骂,即使有所贡献,也被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提款机”,或被嘲讽“沽名钓誉”。

数年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田家炳对此的评价很谨慎:“我不方便批评人家,各人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追求名利是很应该的,不然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有人喜欢把钱花在古董名画上,花在个人享受上。我,花在学校上。”

戴希立去仁爱堂田家炳中学面试校长时不过三十多岁,他提出“学生为本,教师治校”,得到当时校监田庆先的支持,将他选为仁爱堂第一任校长。这也成为他与田家交往的开始。

在通信中,田家炳与戴希立达成了“己立立人”的共识,并将此作为仁爱堂的校训。第一次见面,田家炳带全家人访问学校。在校门拍照时,田家炳让家人把位置空出来,“第一张留给我跟校长。”戴希立吓了一跳。

很快他发现,对于校长和老师,田家炳十分尊重且重视。在内地,学校剪彩都是领导参与,校长很少安排位置,能够担任司仪已经非常难得。而田家炳每次都会问:“校长在哪里?”不但安排座位,还一定要校长上台参加剪彩。但看到学校施工图校长办公室过大时,田家炳又会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间给老师和学生。”

“他会觉得你是领导,你应该做个榜样。其实他非常简单,三句话: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校长和老师;德育为先。他很清晰,一直坚持。”戴希立说。

2007年,时任江西省教育厅财务处副处长刘秋生带着奉新、丰城、南康三个市县的校领导找田家炳对图纸,内地过关不便,田家炳一大早搭地铁从罗湖排队过关。找个平常与人谈事的餐厅,点几个菜,长话短说。看了图纸,田家炳说:“设计很好,但是课室之间距离太近,相互干扰,为什么不是一字排开?这样可能不好看,但是,阳光和空气对学生与老师来说永远是免费的。”

师范院校也是田家炳重点捐助的部分。他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要有好的老师。师范大学是培育教师的重要基地。”1995年,他向四川、东北、华中、山东、南京的五所师范大学与杭州大学各捐资800万创建田家炳教育学院/书院,又向山西、西南、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六所师范大学,以及广东省的惠州大学与嘉应大学(后都改称学院)等八校共捐4800万元。

1999年,各省市师范大学热情推荐、重点中学慕名申请资助,还有学校自愿减少资助金额,接受拨款时间向后延伸,但务求加入田家炳中学的行列,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当时,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市价较高峰期下跌过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观不俗,保养适宜。这套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高尚住宅区,面积超过700平米,带有游泳池、私家花园和运动场等,田家炳在此已度过了37个生日。据地产公司估算,可卖过5000万港币。按照田家炳的计划,能够资助二十余所中学。为了恪守捐资承诺,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卖掉房子。在洽谈过程中,对方得知了田家炳卖房是为了助学,还多付了300万港币的房款,最终以5600万成交。

田庆先回忆:“爸爸觉得我们都搬出去了,这房子留着给谁住呢?我跟弟妹都同意把房子卖掉,这也是对他的孝心。爸爸最会计算,每天盘算着自己住那个大房子,每睡一晚要多少钱,不合算;如果卖掉,租小屋住,就划算多了。”

卖房所得款项全数捐资教育,80岁的田家炳成为无产者,租了一间130平米的公寓,窗户还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3年,香港教统局宣布,拿出10亿元实行“等额补助计划”,若大学取得私人捐款,则可获政府一对一配款。第一期基金截止日期为12月底。香港理工大学与城市大学找到田家炳,他一口答应捐资300万,但因现金不足,计划分三年付清。两所学校向田家炳说明等额补助计划,田家炳向银行借贷,筹集资金600万,捐给两所学校,使他们获得了足够的等额配款。

2005年,为增加资金扩大捐资,田家炳将13万平米、24层的田氏广场售出,得款近3亿元,为数十所大学、中学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学院”。类似的教学楼,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共有九十多栋,加上他捐建的中学166所、小学44所,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田家炳。田家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

“捐我的生活费”

田荣先怀疑过父亲到底是节俭还是吝啬,“以他的身家财富,根本不应该活得这么寒酸,为什么他老是怕过分享受,怕宠坏自己,自约得近乎自虐?及后才体会,吝啬的小人是省自己的钱而慷他人之慨,绝不会像父亲那样,连宾馆里的肥皂、抹手纸、蒸馏水或电源都替人家珍惜。长大以后,看见父亲倾囊为善的义举,更深深敬佩他薄己厚人、坦荡无私的情操。”

田家炳将基金会交由社会人士参与、自任名誉主席后,仍会参与捐助项目的讨论。他没有决定权,但每次总坚持“都要捐一点”。如果基金会不批准,他就会说,“捐我的生活费,我不需要这么多。”

“在一些人眼中,我不会用钱。但我想我是很会用钱的人,我在家乡、祖国大陆、香港,无论是捐校舍、盖医院、造桥,都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2004年3月2日,田家炳(左)与来访的饶宗颐教授交谈

田家炳不喜出门远行,又起卧有序、作息定时,最怕出门打乱生活规律。但为了多去鼓励关怀受捐助的单位,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各地院校拜访。又因为怕打扰对方,行程总安排紧凑。以2006年9月的行程为例,他只有7天在香港,余下时间奔赴了13个城市。几个陪同的儿子都吃不消,接班轮流陪他,他却兴奋莫名。

哪怕年至耄耋,田家炳依然积极奔走在全国各地,84岁时,他还乘坐了7个多小时的火车从兰州到天水,参加田家炳中学捐赠仪式。为了方便内地的受捐单位,他常常跑到深圳会客,作为捐资介绍人的卢乃桂教授,经常和他一起坐火车。“每一次要去深圳,他就说,我们早上8点钟,在大学站第二个车厢见。你看得到,打开门,田先生就在火车厢里面站着。”

在田家炳看来,以“田家炳”命名学校,是因为田家炳有些事可以影响到一部分人,或者大家共同研究怎么发扬这种精神。“我要达到这种目标,首先要真正把学校办好,办不好不但没有给我光荣,反而丑化了田家炳。家长就会说,我们儿女千万不要送到田家炳学校去念书。这样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报答大家对我的爱护与热情。我很希望确确实实把学校办好,不要辜负大家厚爱。”

他关心学校真实的创办情况。每到一处虽有领导陪同,人群簇拥,但他总提前知会随员,私下观察下学校的真实情况,并向他做汇报。

戴希立觉得,对于名声,田家炳在意又不在意。“人有三立,立名立功立德。他不重视名利,但不反对学校用这个名字。因为立了这个名字,对自己就会有要求,起码要立功,再立德。用了他的名字,他要一辈子做好事,做好人。”

田家炳曾对戴希立讲,现在中国强大了,有钱的华人越来越多,将来会更多,但是怎么处理财产才没有麻烦?这样的例子很少。“我心想,你现在就是先做一个榜样。比他有钱的多,但像他这样处理好大家都没意见的少。他身体力行,很多人都是最后一刻还将财产话语权留在自己手里,他不是,这不简单。”

陈日新卖给田家炳屯门的土地后,两家成了世交。田家炳去世前,陈日新的儿子从英国飞回来探望田家炳,见到戴希立,第一句话便问:“医药费谁付的?”得知是从田家炳生活费中扣取之后,询问为什么捐了了那么多钱还要扣生活费。戴希立只得解释,他问过田家炳,老先生有自己的原则。

98岁后,田家炳的身体不复从前,无法按照过去的规律生活,早上再难做自创的体操,腿脚不灵便也无法再每天散步,身体的病痛甚至让他按时入睡都做不到。生活失控的自己常与规律打架,这让他倍感痛苦。

田家炳基金会从去年开始策划庆祝田家炳百岁寿辰的系列活动,希望展示基金会的项目成果和田校的跨越式进步,使田家炳获得精神的慰藉。“即使知道近期他身体状况不佳,我也始终心怀侥幸,他走过的难关不计其数,这一次也会挺过去。”田家炳基金会干事甄眉舒在悼文中写道。

在这一天到来前,田家炳先生逝世。关于他的影像资料停留在基金会为他录制的98岁心语,在那段3分44秒的影片中,他说:“我今年已经98岁,以传统历法计算,每五年两个闰月,每30年就可以多增加一年。我现在98年,第四个30年,这样算我已经102岁了,几十年来我都没有什么建树,只是做小生意小工业,累积了一点财富,我很高兴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让大家将我的一点点收入来为国家为民族的事业做贡献。让全国几十所大学和160所田家炳中学受惠,还有几十个省市颁赠的荣誉市民,种种光荣受之有愧。我现在留下来的资产,四座大楼的收入,每年有八九千万租金收入,用长期稳定收入办点好事,我觉得将来还有很多自己要努力的地方,我很希望大家把田家炳基金会的事业,共同努力做好。这个收获也是你们的收获。”

7月5日晚,甄眉舒在电梯遇见田庆先,聊到田家炳,田庆先说:“现在一不回去看董事长,他就会打电话来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去看他。我被他批评反而好开心,觉得他想念我了,觉得他是很在乎我的。”

家庭成为田家炳最后的牵挂,临终前,他提笔,颤抖着写下:“每逢拜六晚,全家将来回住家,作全家聚会,以表亲情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