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7万余例麻醉无事故奇迹，肝癌晚期仍强忍疼痛做手术

对病人,他一视同仁,从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用便宜药解决问题的,就不用贵重药;怕术中着凉,他总会轻轻地为病人盖上毯子;推不掉的红包,他就算到病人的医疗费中……在病人眼里,他是可以信赖的医生,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青年时期的陈绍洋。

西京医院手术室里,一台90岁老人的心肺手术正在紧张进行。麻醉医生陈绍洋的眼睛始终紧盯监护仪,不断根据病人生命体征微小的变化调整用药。数小时后,气管导管顺利拔出,陈绍洋一边检测血氧饱和度,加压面罩给氧,一边握着老人的手轻轻呼唤,终于,老人按预期时间苏醒了。此时的陈绍洋如同驾驶飞机安全着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他又一次创造了麻醉界挽救危重高龄患者的经典案例。

在很多人眼里,麻醉医生的工作不起眼,就是打一针、睡一觉的事。但事实上,手术能不能顺利进行,病人术后能否平安苏醒都取决于麻醉医生。同一台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40岁和80岁的病人差别不大,而对麻醉医生来说,多一毫升与少一毫升,效果可能有天壤之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麻醉医生是手术台上的生命守护神。

每次大手术后,奋战数小时的陈绍洋都要等待他的病人安然醒来,而现在,苏醒的患者却再也见不到那位满面笑容的麻醉医生。

2013年8月4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陈绍洋因肝癌去世,年仅50岁。英年早逝的他从医30年,一直勇攀医学高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舍不弃。他对事业的执着、对生命的热爱,感动了万千患者。

有一天,学生孙思斯跟着陈绍洋去实验室,路遇一位老人背着行囊匆匆而过,陈绍洋问孙思斯:“知道老人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吗?”她摇摇头。“是馍。”陈绍洋说,“不少老百姓家里穷,是揣着馍来看病的,这可能就是一个星期的全部干粮。当医生要知道心疼患者。”

对病人,他一视同仁,从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用便宜药解决问题的,就不用贵重药;怕术中着凉,他总会轻轻地为病人盖上毯子;推不掉的红包,他就算到病人的医疗费中……在病人眼里,他是可以信赖的医生,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陈绍洋说:“医生应该用心为病人治病,全力为他们着想。”每台手术麻醉,他总是术前查房,和患者交流,来消除病人的紧张情绪;术后又多次随访,观察麻醉反应,让每个危险信号杜绝在萌芽状态。

2012年5月21日,做完肝移植手术两个月的陈绍洋在病房进行术后恢复性锻炼,透过玻璃看见肝移植术后病人李志铭突然晕倒,他立即冲进监护室,对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进行心外按压,并指挥护士吸痰、加压面罩吸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一分钟后,病人心脏恢复跳动,陈绍洋却累得瘫坐在地上。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神经高度紧张,陈绍洋患上严重的神经性皮炎和神经性耳聋。皮炎没时间治疗,他就只靠“挠”来解决。正在治耳聋的时候,得知有位煤气中毒重症患者急需抢救,他就立即冲向事发现场,对患者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病人成功获救,他的耳聋却更重了。

1980年9月,来自浙江绍兴的普通农村小伙儿陈绍洋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护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京医院手术室当护士。陈绍洋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完成了从护士到教授,从技师到医师的跨越,并荣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7个重大奖项,被誉为军中名医、麻醉大师。

“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陈绍洋说,“麻醉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麻醉医生必须练就‘梦醒之间,游刃有余’的本领。”他从每次麻醉中寻反思、找差距,在国内麻醉界创造出7万余例麻醉无事故的奇迹。他承担了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移植、全国首例换脸术、全国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等30多项重大手术的麻醉任务,总结出一整套大器官移植术麻醉方案。

2012年3月29日,在手术台前连续奋战8小时、滴水未进的陈绍洋,在准备为一名重症病人实施麻醉时,突然感到肝区剧烈疼痛,豆大的汗珠瞬间从脸颊滑下。一旁的主刀医生劝他休息,但他咬紧牙关,用拳头顶着腹部完成最后一台手术。次日,在家属和同事的“逼迫”下,他做了超声检查,发现肝脏上长有4个鸡蛋大小的瘤子已顶破肝膜,已是肝癌晚期。4月1日,陈绍洋实施肝脏移植手术。8个月后的2013年1月16日,因癌细胞转移,医院又为陈绍洋实施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住院期间,陈绍洋一直琢磨着如何更好地减轻移植病人术后疼痛和不适。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建议护士在给病人拔尿管之前,先输上100毫升生理盐水,好让病人尽快小便,避免感染。

得知陈绍洋快不行了,他的恩师、著名医学专家、85岁高龄的臧益民和老伴儿去看望他,一向坚强的陈绍洋流下了眼泪,握着老师的手说:“我做的真的很少,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2013年8月4日12时50分,陈绍洋永远地走了。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若走到人生最后,我愿将双侧肾脏捐献给所需患者,为医学事业作最后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