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尊敬的“中国医生”：半个世纪走进66个国家诊治病人2.6亿人

桑给巴尔人苏莱曼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桑给巴尔前副总统，一个是“中国医生”。这位总统父亲曾对中国医疗队说，我只给了他一个身体，真正使他成为有用之才的人是“中国医生”。

在刚果(金)南基伍省首府布卡武机场,中国第11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医护人员搬运油罐车爆炸中的受伤者。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甘忍亲人相隔之苦、甘冒殒命之险,在遥远的异域,不畏艰辛,为当地百姓消伤除痛,他们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中国医生”。

这是一支无坚不摧的队伍,他们的眼里只有病人,而无国界之分;这支队伍日渐庞大,在1963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中,从第一批24位累计到今天的2.3万名;这支队伍跨洲越洋,走进66个国家和地区,为医疗技术落后的受援国诊治病人达2.6亿人次。这就是被受援国人民视为亲人的中国援外医疗队。

在非洲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有很多人叫做同一个名字“喜努华”。这个名字来自法文音译,直译成中文是“中国人”,非洲人为何要称自己的孩子为“中国人”?

回溯至1962年7月,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外籍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几乎全部撤走。阿境内缺医少药、疾病横行,人民求医无门,阿政府向世界发出医疗援助呼吁。

彼时,我国第一个向世界宣布将派遣医疗队赴阿长期工作。随即,1963年4月6日,从北京、上海等地优秀医生中抽调组成的医疗队开始奔赴阿尔及利亚。面对来自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当地百姓似乎并不欢欣,而是怀疑: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生,能比得上刚撤走的欧洲专家吗?

其实,为了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医疗队在组建时就采取了高职低派的做法——主治医师当住院医师用,年轻外科医生当护士用。尽管如此,当医疗队的放射科医师魏金元为一位病人诊断出胃溃疡时,病人并不信服,特意跑到170公里外的大城市奥兰做检查,但检查结果与中国医生的诊断并无二致。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们认可“中国医生”,直至医疗队让他们“重见光明”。在当地,白内障是常见病却无法医治。当眼科医生刘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愈了一位病人时,当地人奔走相告。

就这样,医疗队陆续开展的大型外科手术和疑难重症治疗,相继填补了阿国的空白。他们的针灸治疗因为治愈了一位饱受“幻肢痛”的截肢军人,而闻名整个阿尔及利亚,被称为“神针”。

当中阿双方初定的半年援助期将满时,阿国政府3次挽留,医疗队拖至1965年10月才回国。在2年半的时间里,医疗队诊治37万多人次,做了3000多例手术,接生1000多个婴儿,而且,从没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这些经过“中国医生”的手来到世上的婴儿,很多被他们的父母取名为“喜努华”。

此后,从乞力马扎罗山到几内亚海湾,从尼罗河河畔到东非大裂谷,从广袤的非洲大草原到茂密的丛林深处,中国医疗队像珍珠般洒落在非洲大地上,并向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继续延伸。

不仅于此,医疗队还为受援国无偿援建了上百所现代化医院、开展短期巡诊……他们受到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信任和爱戴,迄今已有1001名医疗队员获得受援国首脑颁发的勋章等多种荣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援国医院条件简陋,医疗队员常亲手制作必要的设备和器械,如无影灯、手术床、高压消毒锅等手术设施,甚至因生活物资缺乏,他们自己种菜养鸡,以备不时之需。

但这并不算什么,最大的苦楚来自思亲念乡。队员们奔赴国外时,在对父母的尽孝中,他们缺席;在对爱人的陪伴中,他们缺席;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他们缺席。援外医疗的工作期限一般是2到3年,但经常受当地政府挽留,归期一拖再拖。队员们将自责和遗憾深藏心底,面对病人却仍然是大医精诚。

第一批援外医疗队队员徐贤泽离开家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让他为孩子取名。徐贤泽说,男孩叫彬,女孩叫文,取文质彬彬之意。

徐贤泽本以为最多1年就能回国,但因为延期,回国已是2年半以后。徐贤泽想象着儿子见到他扑进怀里的天伦之乐,但是面对的却是一个看到他不知所措的儿子,酸楚无从说起。但与其他人比起来,徐贤泽自谓不算苦,有的队员甚至失去了生命。

当时,受援国多是环境堪忧之地,战乱频发、疾病肆虐。尤其是非洲国家,国内罕见的艾滋病、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在那儿司空见惯。

面对这些疾病以及缺乏有效防护措施的医院,每一次诊治,队员们都遭受着感染风险。在马里,一位医疗队员为一名艾滋病人做手术时,病人的血液溅进她的眼内,经过及时处理后,她仍坚持为病人做完手术。术后她交代同事,如果她染上艾滋病,就不回国了,死后葬在马里。

就是这一位位普通却不平凡的队员们抒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在中国派驻援外医疗队的半个世纪中,因疾病、战乱、工伤和意外事故,50位优秀队员先后献出了宝贵生命,大部分安葬在国外,缺席了自己后半生。

尽管有着缺席的人生,但只要受援国需要,援外医疗队员从不缺席。他们期望,带给受援国的不是一年又一年的外部救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技术自立。

桑给巴尔人苏莱曼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桑给巴尔前副总统,一个是“中国医生”。这位总统父亲曾对中国医疗队说,我只给了他一个身体,真正使他成为有用之才的人是“中国医生”。

1965年,周恩来访问桑给巴尔,对正在援桑的医疗队说:中国医疗队迟早要走的,我们要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的确,桑给巴尔医生奇缺。在614位医务人员中,本地医生仅有2名,其余32名医生全是从国外招聘来的外籍医生。为改变这一窘境,中国医疗队开始了“既当医生,又当老师”的双重工作。

苏莱曼就是学生之一。经过中国医疗队的培养,他的乳腺癌切除术、食管癌根除术、肺叶切除术、心脏缺损修补术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外科医生。

他只是一个缩影,50年里,中国医疗队通过临床带教、学术讲座等各种形式为受援国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中国医疗队”。他们先后为受援国引进心脏外科、肿瘤摘除、断肢再植、微创医学等高精尖医学临床技术,同时将针灸、推拿等中国传统医药的诊疗方法带给这些国家。

此外,自2003年迄今,我国每年举办数十期卫生领域的援外人力资源培训班,邀请数百名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人员来华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传染病防治、卫生服务管理、传统医学、临床手术和护理技术等。

援外医疗队不仅要给当地百姓授以医术,还要用大爱无疆的精神感召后人。1985年,医疗队队员程纪中在中非因公殉职,17岁的儿子程军在丧父之痛中立志学医,并在5年后成为一名脑外科医生。2000年,程军继承父亲遗志,毅然参加了援外医疗队,成为第9批援中非医疗队队员。

程军并不是唯一追寻父亲足迹的援外医疗队队员,同样受着父亲感召的黄玫是第15、18批援马达加斯加医疗队队员,其父亲曾在马达加斯加做了4年的援外医疗。因此,医疗队去了一批,又回来一批,但后继队员如有根之水源源不断。

如同一位队员说的那样,援助医疗不一定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要把我们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给他们,把“中国医生”的形象展示给世人。其实,医疗援助仅仅是我国对外援助中9项主要工作之一,其他如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项目,在前继后续的工作中,一直传承着“大爱无疆”的中华精神与世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