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六年后考上大学，他从一个不懂26个字母的工人成为翻译家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著有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等;译有《里尔克诗选》《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心活动》《如何读,为什么读》等。译作布罗茨基随笔集《小于一》是新京报2014年致敬译作。
黄灿然是谁?诗人、翻译家。
他中学时期从山村移居香港,如今又从香港搬回山村。当过工人,辍学六年后考上大学,由一个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对于中文读者,黄灿然的名字常常和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聂鲁达、曼德斯塔姆、卡尔维诺等一长串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为他赢得声名,但并未带来财富,如黄灿然所说的,文学翻译,常常越做越穷。
年轻时,想得最多的是自杀
15岁到19岁,黄灿然想得最多的是自杀。他想要逃离人人渴望移居的香港,又发现无处可去。家人们都在这里,故乡已不存在。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每天醒来去工厂重复同一件事——给牛仔裤装金属扣。黄灿然住观塘的简陋工棚,抬头就是逼仄的空间,没有朋友,没有方向,现实是赤身踩在无止境的流水线上。
对工友们来说,黄灿然有些孤僻,有着不合时宜的爱好:阅读。他们拿到薪水后,往往用于赌和嫖,黄灿然却几乎把钱花在了买书和订杂志上。他对书的痴迷,有时会被他们揶揄,“读书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是要出来赚钱?”
父母对他热衷阅读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因为毫无用处。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你是一名香港工人,只要勤快又愿意加班,甚至能月入过万。大学毕业的文职工作,收入不过两三千。
高中二年级,黄灿然和两个姐姐移居香港,因为祖母。她的经历后来被黄灿然写到诗里,祖母年轻时嫁到宴田,丈夫娶她后就独自去了南洋。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但没有去南洋,因为丈夫在那已经儿孙成群。她领养了两个儿子,长子黄定富是黄灿然的父亲。
1978年,她把儿孙相继接到香港跟她团聚。那年,黄灿然15岁。
当他在睡梦中抵达异乡,离香港不远的广东正面临汹涌的偷渡风潮。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有9.8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机会,逃出1.8万人。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偷渡潮背后是巨大的收入差距,50年代香港制造业兴起,70年代到达顶峰,工人供不应求,收入是内地百倍。
刚到香港的黄灿然被卷入这股潮流,成了制衣厂的一名工人。
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国刚刚经历一场灾难,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对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食物的匮乏: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番薯,见得最少的是肉,饥饿感控制着中国农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在香港第一年,黄灿然住贫民窟,几乎没休息,早上八点多干到晚上。有时为了双倍工资,得通宵。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工厂生活还意味着身体受伤的风险:容易被针擦伤,严重的时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钉子整个击穿。
他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比工伤更令人烦忧的,是对未来的茫然。年轻人总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广东话、不会英文、甚至认不清26个字母,又与工厂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阅读。
他从香港的三联书店订阅所有他能买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学报、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在《信报》上了解德里达、福柯的新潮理论。黄灿然现在仍清晰地记得,自己跟着文学史读新文学以来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有些原书已经绝版,只剩影印本。他偏爱叶芝和加缪,那时候,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荒谬、试图反抗,他又怀疑这反抗也是浪费。
黄灿然对生活的茫然,因为大舅的一句话出现转机。
大舅是老右派,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黄灿然回乡探亲,大舅知道后就跟他说,“灿然,你这么喜欢看书,应该去读大学。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还会有优待。”
舅舅的鼓励让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后,黄灿然报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课,回家再坚持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听英文歌的时候,有些唱片背后附歌词,他就查《新英汉词典》,密密麻麻地写满注释。这本词典一直陪伴他到报社考试,终于被翻烂。
读夜校后,自杀的念头没了,因为逐渐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两年后,黄灿然顺利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很快过上昼伏夜出的大学生活,他喜欢晚上看书,有时读到凌晨三四点。逛书店重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样,他很快摸熟广州的书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钱买书。等大学毕业,书已经有整整25箱。
刚进大学时,隔壁宿舍的同学听说有一位叫黄灿然的书很多,过来串门,找他聊天,谈文学。他说,楼上有一位师兄可以见见,他那边有北岛、舒婷的诗集。这位师兄是诗人沈宏非,已经毕业,只是还没分配,就住在学校。当晚黄灿然去见他,九点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沈很高兴,说,你来红土诗社吧。于是黄灿然开始做诗刊,办报纸,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临近毕业,黄灿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诗集《某种预兆》,当时印了几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亲的口吻,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
“切勿写诗,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
坏诗糟蹋艺术,好诗为诗所误
好或坏,一旦陷入,就无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狈,就是一个例子”
——《倾诉》
余生都用来服务别人
上世纪80年代末,黄灿然回到香港,能从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发现,时代在改变。香港的“去工业化”政策,瓦解了过去劳工在市场上具有的价值,曾经的工友几乎都面临转行,黄灿然也面临新的生活,大学毕业、结婚、女儿出生,她们都在家乡,移居申请迟迟没有通过,让他时常怀疑自己为何待在香港。为了养家,有一两年时间,他最远去到葵涌工作。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地铁,从观塘坐地铁到葵涌,中间在太子转车,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在地铁上的两三个小时,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阅读时光,他的阅读也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译的普希金……
但高强度的工作和阅读,身体逐渐撑不住。原本大学时期就日夜颠倒,加上一直以来抽烟、喝茶、不懂得运动,黄灿然28岁左右生了场大病。
这场病彻底改变了他。他开始觉得人是物质的,从消极变得积极。他学会调整身体,注重饮食,每天吃牛肉、龙虾、三文鱼,早上起来会先喝两杯温水。到90年代,太太和女儿来到身边,黄灿然对香港不适应的部分终于消失。他开始大量翻译,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接下来的人生,黄灿然说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就想明白了。他说,有一天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不是说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他毫无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为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心后,生活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让他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
除了黄灿然自身的勤奋,还有一部分源于香港为他提供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公报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读到国际先驱论坛报、泰晤士报、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距离报社不远的曙光书店,有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和各种新潮理论。
另一个去处是美国领事馆在金钟设立的图书馆,黄灿然记得,那里有很多外文书和杂志,碰到喜欢的内容,他就复印下来带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时光,黄灿然接触到沃尔科特、阿什伯利、布罗茨基……那时候,布罗茨基经常在纽约客发作品,每次读到他的诗,黄灿然就会复印那一页,再剪下方块大小的诗,带回去翻译。
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下行,图书馆关闭。不过很快互联网来了。1996年底,同事给黄灿然介绍互联网,黄灿然一看就傻了,第二天立马买了电脑,为了方便在亚马逊买书,黄灿然申请了人生第一张信用卡。
黄灿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户人家,人口与他现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还有比山还高的海,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远远看到一些渔船。晚上八九点,山里便悄然无声,渔火在海面若隐若现。
2014年,黄灿然从大公报辞职搬到洞背,继续做不挣钱的文学翻译,写没什么人读的诗。去年在洞背和他见面,他说,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