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来，他把收入的1/3以上用在了藏族学生身上

杨昌林与藏族学生在一起。张全友摄

又是一声“阿爸”。没有比听到这,让75岁的武汉大学教师杨昌林更乐呵的了。这是在武汉求学的藏族孩子们对他的称呼。这一叫,在一代代藏族学子中传了33年。

已是古稀之年,人们还不曾在他身上找寻到“退休”的些许痕迹。

他们的武汉“阿爸”总是背着一个磨得发白的、拉链都拉不上的旧黑色帆布包,要么穿梭在为孩子们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路上,要么奔波在为孩子们组织各种活动的单位之间。

珞珈山下,他那简朴的家成为藏族孩子们向往的温暖之地。

“虽然无法扎根西藏,但回到内地坚持多年帮助培养藏族学生让我不再遗憾。”杨昌林说。

2005年,他又一次回到西藏。

他的那些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为建设美好西藏的中流砥柱。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轻轻地挂在他的脖子上。“扎西德勒!罗萨扎西德勒!”祝福声此起彼伏,学生们的热情好像要把他整个淹没。

那些日子又在他心里晃动,西藏的岁月又被摊开,每一天又仿佛重新来过。

46年前,他28岁,是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学生。毕业之际,心里念叨的只有两个字:西藏。

如愿以偿。他的西藏故事从昌都开始了。他第一次骑上了马,第一次对藏民们说“阿妈啦哑咕嘟”(问候语),也第一次受到了“太巴厅”(音译,是西藏最高、最亲切的礼仪,用额门相碰,久久不离开)待遇。

不行,还要到更艰苦的地方,他又申请来到“西藏的屋脊”阿里,参与筹建阿里地区体委。他教人们打篮球、做运动。尽管,更多的是寒冷,不习惯,他依然感受到藏族人民的热情、淳朴。甚至,那里的人民“把这么优秀的女儿嫁给了我”,对此,他永远心存感激。

然而,十多年的西藏生活在1976年画上了句号。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使得健壮的身体受到损伤,突发高原性心脏病,经紧急抢救,他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领导“命令”:不许再回西藏工作。

回到武汉,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藏族妻子次仁德吉,他们都被调入武汉大学。

“援藏不仅仅是身在西藏。”记得自己到西藏时的不适应,记得藏民们对自己的友善,他更能理解身在异乡的藏族学生的心情。将心比心。在江城,他把真情回馈给每一位他认识的藏族孩子。33年来,他们接待、帮助过的藏族学生近1万人次,收入的1/3以上用在了孩子们身上。

对自己、对这个家他近乎苛刻。每件衣服都是穿到不能再穿了他才作罢。早年买的家具已经油漆剥落,不舍得换,但他却在1987年就早早地安上了电话。“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随时打来电话了。”

发黄的记有学生联系方式的笔记本换了一个又一个,相册记下了老人与孩子们一起走过的美好时刻。

藏族孩子们都还记得那张大大的能容纳19人的餐桌。每每到“阿爸”家去,最美味的食物总会摆在那里,喝酥油茶、吃糌粑、萝卜炖牛肉……尽管要挤着、站着,但那却是地道的家的味道,有乡音、有乡情。

从10平方米、50多平方米再到70多平方米,迎新、迎国庆、藏历新年……一拨拨这样的聚会、交流深藏在一茬茬藏族孩子心里。

相聚的欢畅,是他费尽心思的执著。2008年2月,南方遭遇大雪。当时,已回到湖南老家的杨昌林惦记着回不了家的孩子们,硬是花高价租了辆面包车,连夜“爬行”到吉首,挤上到怀化的火车,在那里冻了一天一夜,才搭上回武汉的火车。仅仅在家歇了6个小时,天一亮,他又赶往10公里外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买年货。回程的汽车在武大门前停下,他扛着40多公斤肉和菜,在结冰的路上,走走停停。平常只需10多分钟的路,他花了40分钟。

每一次聚餐,杨昌林总是亲力亲为。眼看着来家里的学生越来越多,他干脆将聚餐改到餐馆。但饭前,他总是先安排学生来到家里喝茶、吃水果,看看家、认认路,好让学生以后能找到家。“记住,这里就是你在武汉的家。”对每一位来到家里的藏族孩子他都反复叮咛。

今年3月,杨昌林正式受聘成为武大学生辅导员,专门指导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在更多的人看来,这只是一份迟来的仪式。33年了,他自觉地当起“辅导员”,让远离家乡的藏族学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党的温暖、祖国的温暖。

这个“家”的成员越来越多,当初只有湖北金融高等专科学校10多名藏族新生,现在涵盖到在汉的有藏族学生的所有高校。而这段生活,也成为一种让他们可以慢慢品味的人生经历:亲情、友情、成长、关爱、自强、奉献、国家、认同。

“阿爸”的身份,常常让人忽略了他的真正职业——体育教师。

他的学生、已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的武汉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刘正猷说:“还记得天一亮杨老师到处敲门的声音。”

同事李海冰说:“看杨老师的指导计划,非常细。针对每一个同学要做什么样的训练,根据训练结果,再做什么样的调整,密密麻麻的,工作量很大。而一到集训时候,他又给学生熬排骨汤、绿豆汤。”

他是学校体育部长跑队的教练,早起要带操,下午要训练。他这个教练与别人不同,人家的队员都是特长生;他的队员则是他通过校运会、院系比赛从普通学生中招进来的。

他这个教练是训练队里最辛苦的教练。500米、1500米、10000米……还有障碍,队员最多、基础相对薄弱、训练时间跨度大。

从杨老师那里接手他的长跑队后,年轻的体育老师陈文英感受到了那叫一个累。“一到3点半,学生们上完课,他就坐在操场上等同学们来。那时正是武汉最热的时候,队员们训练时间不同步,训练项目又不一样。他拿着秒表一个一个计,中长跑要求多,对心肺功能、体能恢复情况都要一一记录。每年省里高校比赛,杨老师的学生都有进入前3名的,这对普通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成绩。”

他看重的并不是成绩,他希望这些队员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作为老师,要对学生负责,必须有人格品德的影响。”6点做操,他就要先到。学生没来,他要到宿舍看。病了,就安慰;没病,就要给学生讲道理,下次就一定要来。在他带的出操班级里,学生们自然而然将跑步坚持下来。

多年后,在校园晨练时,他依然还可以碰到他曾经教过的留校的学生,体育锻炼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习惯。

2006年,杨昌林妻子次仁德吉逝世一周年,武汉高校藏族学生自发举办“德吉杯”足球赛。在孩子们看来,这是对“阿爸”最好的安慰,对“阿妈”最好的纪念。

学生为重。

“一到午饭和晚饭时间,就是爸最忙的时候。我们饭菜做好了,有时甚至已经吃完了,他还在打电话。他总是等孩子们下课了再打,怕影响他们上课。”女儿杨红梅说。

“青藏铁路通车后,从广州到拉萨T264次列车经停武汉,但一票难求。恰巧那会儿又是期末考试最紧张的关口,又要通宵熬夜排队买票。”华中科技大学的次仁多布杰想到了“阿爸”。

杨昌林陪着他,开证明、写申请,在铁路局、教育厅、援藏办等多个部门间奔波,终于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次仁多布杰从中读出了“阿爸”的苦心。“他是要我们常回家看看,看父母,了解西藏的发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家乡。”

“西藏的发展和安定,更需要专门的本地‘永久牌’人才,需要一批顶尖人才。”这是杨昌林经常告诉她和孩子们的。

2007年,杨昌林撰写了《关于高校为西藏培养专门人才的几点建议》,建议各高校“因材施教”,采取定向、保送等措施招收研究生。

华中农业大学的普努来自阿里,他还记得听到自己入党后“阿爸”的兴奋,“他一下子从病床上起来,告诉我,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人民服务。”

杨昌林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普努说,阿爸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毕业后回到家乡正是他的设想。“阿爸自己用一辈子的时间做援藏工作,他的儿子也扎根阿里,至今已奉献了19年,我怎么能不回去呢?”

民族情谊在这里汇聚、升华。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生家长嘎玛说,“藏族之家”是“藏族学生前进的加油站”,是“西藏驻汉办事处”,在这里,他和家人真诚地接待不少来汉学生的父母和亲友,管吃管住、帮买飞机、车、船票。

“藏族之家”,这个爱心之家在逐渐扩大。援藏回来的女儿、女儿在西藏的同事、从西藏回来的朋友也加入进来。

只有夜晚是属于他的。夜深人静之时,杨昌林会拿起笔,一点点回忆起妻子次仁德吉从农奴到大学生的人生改变。妻子的话“家,不能散”仍会在他耳畔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