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前口述大纲200字，周汝昌打算写这样一部书

已经无力起床的周汝昌把周建临叫到床前，他告诉儿子，又构思了一本新书，暂定名为《梦悟红楼》。根据父亲的口述，周建临将新书大纲一条条记下来。

2012年5月31日凌晨，周汝昌先生在北京红庙家中去世，享年95岁。

当天下午6时许，获悉消息的本刊记者赶到周汝昌先生家楼下。一切仍如往日般宁静，周家二楼窗台透出泛黄的光亮，窗台上的一束白花在无声诉说着一位老人的故去。

周汝昌先生的女儿周伦玲告诉外界，家属决定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当天晚些时候，周汝昌先生的儿子周建临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此前几天，父亲进食困难，离去时并无其他病症，没有痛苦。

两个月前，本刊记者曾走进周汝昌先生家中探访。当时，即将迎来95岁寿诞的周汝昌精力充沛，思维清晰。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老人的谈话逻辑缜密，说到高兴处抚掌欢笑。谈及红学现状，先生不无忧虑，认为近年红学并无大突破；谈及自身，先生也仍不忘呼吁“国家多给我些关心”。

这竟是周汝昌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周建临透露，本刊稿件刊发后，他曾为父亲读过多遍，父亲颇为自己的心声能顺利发出而高兴。

周汝昌（资料图）

6月6日上午，在周汝昌先生去世后的“头七”，本刊记者再次来到北京红庙周老家中。

局促的客厅里，一张红漆斑驳的折叠圆桌上摆放着先生遗像，两盆绿植从旁依偎。遗像中的周汝昌先生微笑着，一脸慈祥。两个月前，他就是坐在这张桌子前，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

“我活到100岁没问题。”生前，周汝昌曾不止一次向来访者表达他的乐观。

就在去世前的5月23日，已经无力起床的周汝昌还把周建临叫到床前，让其在一旁读书给他听。他告诉儿子，又构思了一本新书，暂定名为《梦悟红楼》。根据父亲的口述，周建临将新书大纲一条条记下来。

大纲第一、二条分别是“没有曹振彦、曹玺就没有大清国”；“康熙大帝重视汉族文化”；第七条是“要懂得《红楼梦》的内容，就必须懂上列诸条内容”。全文200余字——这是著作等身的周汝昌留给世界的最后文字。

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双眼仅能识别模糊光亮，听力也需借助助听器，讲述也多口齿不清，即便是身边的子女也无从听懂。每当这时，周伦玲、周建临等不得不打断他。正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周汝昌先生因此而甚为不满，会生气地大声责备“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尽管目不能视耳不能听，但周汝昌记忆力极好，精力也极充沛。周建临回忆，近几十年周汝昌几乎每天都要口述，不是为新书内容就是为查证各种史料。时日一长，让子女心力交瘁。

“按照我们的想法，好身体才是第一重要的。他这样太辛苦了，好多次都不想让他讲，让他好好休息，他一听就很生气。”说到父亲晚年治学的辛苦，周伦玲顿觉感伤，“我们还是不了解父亲的。”

周汝昌先生有五名子女，周伦玲排行第三，曾下放到陕西宝鸡市一工厂当工人，1980年8月，经胡耀邦批示奉调回京，经组织安排进入红楼梦研究所，任父亲的助手。周建临排行最小，也已年届60，前些年从北京市大观园管理处退休。五个子女散住在北京市各处，由周伦玲、周建临等子女轮班守护在父亲身边，照顾其生活起居。

周汝昌去世后的第三天，周汝昌遗体被送到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时，胡耀邦长子胡德平通过秘书跟周家联系，希望亲自前往送别。

6月6日下午，周汝昌先生去世后的“头七”，北京曹雪芹学会在西山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低调的周汝昌去世追思会，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出席。周建临发言时，突然站起身来，离席向坐在身旁的胡德平深深一鞠躬，“谢谢耀邦和德平先生对我父亲的关照”。

周汝昌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红楼梦新证》。自1947年至1953年间，周汝昌穷尽数年心血，搜罗到当时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史料，细致地展开了对曹雪芹身世及《红楼梦》的考证。

尽管书中一些观点引发学术界争鸣，比如他倡导红学的四大分支，极力将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对林黛玉、史湘云等最终命运的推断，以及对“程甲本”后四十回的否定，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部“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的巨著。

在6月6日的追思会上，红学家胡文彬说，今天某些学者通过上网搜索一夜之间就整出上万言，而当年周汝昌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那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的。”

北京曹雪芹学会正是以周汝昌奠定的曹学及红学为研究基础。会长胡德平说，今人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就离不开周汝昌和《红楼梦新证》。

“他从来不是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追思会上，胡文彬回忆起数十年前和周汝昌一起开会的场景：周汝昌讲完后，转过身对一旁比自己年轻20岁的胡文彬说：“文彬，我知道你观点跟我不同，你讲讲。”在胡文彬看来，学术观点不同本是正常现象，但极为诧异的是红学界一些人士竟与周汝昌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不能喝着周汝昌的奶，还骂周汝昌的娘。”胡文彬说，新中国的红学从一开始就陷入政治斗争，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红学会死。”

6月1日下午，周汝昌去世的第二天，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到周家致哀。红学家、原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也向周汝昌子女发来短信表示哀悼和慰问。

当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还送来周汝昌先生去世的讣告、生平及治丧委员会名单，请家属过目。周伦玲提笔将周汝昌名字前罗列的一长串生前社会兼职全部划掉，仅保留“著名学者、著名红学家”两项。

尽管子女一再表示不搞任何追悼活动，但舆论关注的热忱很高。“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周建临说，那几天他们姐弟俩接听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家记者的求证和采访电话，“要是父亲知道有这么多人关注，他会很高兴的。”

6月2日，周汝昌先生遗体在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在场的只有亲属，没有外人。此后，外界的关注渐趋沉寂。至本刊记者发稿时为止，周伦玲说她尚未见到父亲去世的官方讣告，只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官方网站上看到由中国红学会、《红楼梦学刊》分别署名的两篇表示悼念的官方消息稿。本刊记者就此致电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讣告在院机关内部发布过，未向外界公开。

上文提到的6月6日下午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的那场小规模追思会，是周汝昌去世后唯一一场公开悼念活动。

本刊记者作为少数的媒体代表获准参加了这次追思会。胡德平在发言中说，追思会是对周汝昌先生清贫一生、寂寞一生的很好纪念，“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如果外界(对周汝昌先生去世)没有任何表示，太不正常了。”

生前，周汝昌甚少谈及身后之事，据其子女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临终前也未留有任何遗言。2002年，周汝昌先生夫人去世，骨灰已寄存了近十年，周建临曾数次跟父亲商量是否购置一块墓地，但周汝昌每次均表示拒绝。

在周汝昌先生生前经常使用的客厅沙发上，摆着几尊木雕佛像，据周伦玲介绍，那是父亲生前最爱之物。由于目盲耳聩，在口述书稿之余，抚摸这些物件就成了晚年周汝昌的最大乐趣。

周汝昌在世时，从未停歇的学术热忱曾让子女疲于奔命。“那种生活很辛苦，但我愿意再延续，只是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周伦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