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走出的导演：30年来他坚持讲述革命军事题材故事
翟俊杰
翟俊杰,这个名字总是与“八一”“军旅”紧密相连,表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壮歌《血战台儿庄》,展现三大战役的系列史诗《大决战》,特别是那部有血有肉的恢宏之作《长征》,均出自其手。
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翘楚,擅于军事题材的翟俊杰以其特有的韧性和情怀,拍摄了众多的南征北战,更为荡气回肠的革命史一一留下了光影的脚注。
有人问翟俊杰,这么多年,为何如此执着地把摄影机对准革命军事题材?他的回答简洁有力:“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是的,从黄河岸边的古城开封,到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求学生涯,到解放军报的十年采编,军绿不改。一旦拿起导筒,扛起镜头,翟俊杰的目光更记挂于那血与火的岁月。
三十年来,翟俊杰如同一名虔诚的朝圣者,沿着百年中国的足迹步步探寻,也书写出属于他自己的“长征”诗篇。
爱国之家
1941年,翟俊杰出生在河南开封一户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翟凤鸣是一位心怀家国的传统文人,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取名振华、兴华、保华,四个女儿取名淑华、爱华、喜华、育华,期冀每个孩子的诞生,都能为中华振兴增添一份希望。排行老三的翟保华,字汉生,正是翟俊杰的父亲。
身为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普通国文教员的翟凤鸣,家境虽不宽裕,却珍存了不少书籍。翟俊杰幼时记忆最深的,就是祖父屋里浓郁的书香味。
“四岁时,祖父就教我念古文诗词。我人小,没有桌子高,就跪凳子趴在桌上看书。‘之乎者也’不太懂,就硬着头皮背。我到现在依然清晰记得,祖父教我学《岳阳楼记》的情景,他念一句,我背一句,然后逐句讲解,直到如今我仍倒背如流。”
古典诗文对翟俊杰的影响几乎伴随了其一生,尤其在从事电影工作后,他仍常常从古诗词中寻觅镜头的灵感。譬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是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正是“升”的镜头运用吗?而李白的《静夜思》,宛若一部微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画面、构图、人物、情感、色调乃至若有似无的音乐,都包罗其中。
不仅如此,幼小的翟俊杰还从祖父、祖母的讲述中,受到许多民间故事的熏陶,像杨家将一门忠烈,包龙图为官清正;又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瓦岗寨的绿林好汉……中国人心中最朴实的忠奸之辨,爱恨是非,深深地在一个少年心中扎根。
1938年,父亲翟保华参加了抗敌演剧十队,与《白毛女》的作曲之一、音乐家马可一起深入城乡,宣传抗战思想。然而,就在翟俊杰出生之际,父亲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遭遇严刑拷打。
“我打小就痛恨侵略者,几岁时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们翟家这个大家庭也为报效国家竭尽了全力。”
的确,除父亲外,翟俊杰的二姑也是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成员,小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播音员。三舅是老志愿军,四舅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
翟俊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二舅,这位素未谋面的亲人在与日寇的鏖战中牺牲,长眠于太行山上。数十年后,当他筹拍第一部导演作品《血战台儿庄》时,脑海中仍回荡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二舅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没有念完。临走时,他从灶里拿出一块没烧完的木炭,在门上写下‘爹,娘。下辈子见吧’,从此杳无音信。多少年后,才得知他参军牺牲的消息。二舅死后,姥姥、姥爷劝二舅妈趁年轻带上孩子改嫁。可是,她拒绝了,就这么郁郁而终。”
从小发酵的家国大义与革命之火,让翟俊杰充满了军人的血性。而传统文化与淳朴民情的濡染,则为他日后毅然从军,立志为革命书写铺就了道路。
军旅恩赐
由于父亲的影响,少年翟俊杰对唱歌演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958年,他先是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第二年,正赶上西藏军区招收文艺兵,年仅17岁的他二话不说,仅随身带了一本《演员自我修养》,便毅然奔赴了喜马拉雅的风雪高原,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身为文艺兵的翟俊杰,先后经历了两场战争,即1959年的平叛战役和1962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每逢战事,文艺兵们必然挺身而出,赶赴前线,鼓舞士气。
在雪原,在哨所,在草原,在阵地,翟俊杰拥有了一个广阔的大舞台。无论前线或是后方,他迅速跟藏族同胞及指战员打成一片,睡过羊圈、牛圈,躺过墙根、车底。
“高原温差大,晚上睡觉都不脱衣,得裹着军大衣,把皮帽耳朵放下来。早上起来以后,眉毛上、帽檐上都结着一层白霜。”
此外,翟俊杰还担负起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的重任。每次战斗之后,他和战友一起,用披风一样的军用雨衣铺到地上,把烈士裹起来,雨帽扣在脸上,再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用两根粗牦牛绳抬起,牵着四角放进墓穴,摆正。
逝去的面孔中,有许多让翟俊杰印象至深:当年的班长牺牲时只有21岁,还没有媳妇;许副连长开战前会抽着烟,满不在乎地说:“兄弟,我要是牺牲了,赶紧告诉你嫂子改嫁,该干嘛干嘛。”粗糙的话语,却是军人不畏牺牲的最真切写照。
青藏高原四年的艰难岁月,不仅磨炼了翟俊杰的心性,也让他沉入生活,窥见了一个鲜为人知、却异常真实的战地图景。
身为战争的亲历者,翟俊杰对文艺作品中的战争呈现,有着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
“现在很多军事题材影视剧失真。譬如端起机枪一通扫射,就不现实,为了节省弹药,有效地杀伤敌人,多是快速点射;投手榴弹不能投太早,要不敌人捡起来还能往回扔;战时条件有限,绷带都会沸水消毒回收,沾血以后会发黄,怎么可能那么雪白?”
不同于书案上凭空编造的粗暴打斗,翟俊杰记忆中的西藏战斗生活,是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藏族贫苦农奴、牺牲在战火中的士兵、执行特殊任务的武工队队员等无数个体交融而成的。这些面孔清晰可辨,同他日后的镜头一样,既生动多姿,又动人心魄。
在西藏的一天夜里,翟俊杰正和战友宿营,远处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分队长领着他们隐蔽搜索,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挎着腰刀。
“什么人?”
“我是这附近村子里的,人头地界都熟,想给你们义务放哨。”那人用藏语回答。
荒野雪夜,藏族老乡相助令人感动,但军人的警惕还是让他们将信将疑。没想到,老人口音一改,不再说藏语,而用四川话说:“天亮后,请到我家来。”
第二天清晨,分队长领着翟俊杰几个人来到老人家,老人则带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处深山坳。他们在那里惊奇地发现,这偏远之地竟有一方小小的简陋的关帝庙。
此时,老人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本是四川人,当年清朝大臣赵尔丰进藏镇守边关,他随军出征,惜国力衰微,边关失守,报国无门。部队散了,老人四处流浪,成为一名藏民,取名“扎西”,一直未娶,无儿无女。
“只有金珠玛米(解放军)来了,才能真正保住西藏边关。”这位老人的话,翟俊杰记忆犹新。
光影之路
1963年,翟俊杰随团进京汇报演出反映西藏现实斗争的话剧《雪山朝阳》,周恩来、聂荣臻、贺龙、罗瑞卿等党政军领导前来观戏。由于舞台上出色的表演,翟俊杰脱颖而出,得到了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机会。
翟俊杰被录取了,他演艺道路的又一扇大门也由此开启。
大学四年,正当韶华,勤奋的翟俊杰没有辜负好时光,开始了“闻鸡起舞”的生活。他学台词,学形体,学戏剧表现技巧,努力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契诃夫、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家的理论中汲取养料,也从盖叫天、周信芳、魏喜奎等中国戏曲大师的实践中继承传统的神韵。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毕业之际,“文革”爆发,全国停工停课,部队文工团无戏可演。一时间,翟俊杰陷入了窘境。随后,他被分配到了解放军报,从事了整整十年的记者编辑工作。
军报十年,翟俊杰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一次次的疾风暴雨中,总有一些不卑不亢的身影让翟俊杰铭记,也坚定了他身为军人宁折不弯的操守。
“记者用笔写文章,导演就用镜头来‘写’,其实是一个道理。十年记者生涯对我文字与心性的磨炼,在后来的导演事业中大有裨益。”
有一位老电影人,对翟俊杰走上电影道路产生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八一厂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959年,黄宗江受总政之命赴西藏深入生活,创作了表现西藏贫苦人民血泪史的电影《农奴》。年龄相差20岁的翟俊杰与黄宗江正是在此间相遇、相识,并最终结为忘年交。
“宗江师可算是最了解我的人之一,他当年就‘断定’,我是吃电影饭的。”翟俊杰回忆,他和黄宗江常常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谈得最多的就是电影。
“黄宗江始终叫我‘小翟’,这个称呼到后来也一直都没有改过来。”每忆及此,翟俊杰总是倍感亲切。
黄宗江对翟俊杰有一句评价极为精到,就是他“经常能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魔咒似的化为一种电影语言”。这也让翟俊杰意识到,自己的天分也许正在此处,他也开始思考未来更多改变的可能性。
这次改变很快就到来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艺生态得以拨乱反正。随后,翟俊杰经黄宗江力荐,由解放军报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从那一刻起,翟俊杰正式走上了与光影相交的漫漫征途。
到八一厂之后,翟俊杰算是“白手起家”,这需要极大魄力,他先从编剧做起,陆续参演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木屋》《黄桥决战》等多部电影,亲口尝了尝“梨子的滋味”。
翟俊杰步步为营,逐步熟悉影视拍摄的各项流程,直到后来担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
其间,翟俊杰结识了许多编剧“大腕”,如写《西线轶事》的徐怀中,写《五更寒》的史超,写《闪闪的红星》《战火中的青春》的陆柱国。共事多年,濡染日久,于他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知名电影人卓尔不群的风骨同样令翟俊杰如沐春风。为人谦逊的于是之,熟知西方的孙道临,天性豁达的赵丹,为戏入迷的谢晋,如今这些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仍栩栩如生。
翟俊杰记得,有一次去谢晋家喝酒涮锅,只见谢导聊着聊着,便激动起来,蹦出许多不知所云的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还未开机的电影《天云山传奇》里主人公冯晴岚的戏。”
如此这般,为戏入迷。老电影人的风采让翟俊杰心向往之,更渴望亲自执起导筒的那一天。
进入八一厂的第十个年头,由杨光远、翟俊杰联合执导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横空出世。
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处女作,《血战台儿庄》在当时可谓“破天荒”,翟俊杰称其是“强行起飞”。影片首次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在香港票房收入343万港币,跻身当年大陆电影在港票房的前三之列,甚至在台湾,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翟俊杰”的名字,由此一炮打响。
回想起当年的“石破天惊”,如今的翟俊杰多了些风轻云淡。他忘不了与其共同执导影片的“老杨哥”——杨光远;他也谈及演员不够自己来凑的有趣经历,亲上“战阵”塑造抗日英烈王铭章将军。
翟俊杰坦言,艺术需要时间的磨洗,一切好坏都应交给后人评说。
《血战台儿庄》之后,翟俊杰的视野更加宏阔。1988年,他自编自导并主演了反映国家大型钢铁基地改革建设的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之后,他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摄制组——《大决战》摄制组,奉命担任“国民党统帅部”的导演。
为了再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的真实状况,翟俊杰用心至深。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史诗级的大作,最终以其精良的团队创作赢得了一致好评,其中就包含着翟俊杰在人物塑造和镜头运用上的卓越贡献。
从那时开始,翟俊杰更加明确了自己在电影征途上所要行进的方向。从此一去,雄关漫道真如铁,他的长征步伐也将“从头越”。
长征!长征!
三十载光影之旅,翟俊杰的“三拍长征”最为人称道。每一次拍摄,于他而言,都意味着一次朝圣,而每一次回归历史,他都能以“创新”求“突破”,为长征的影像建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长征是地球永恒的‘红飘带’,不仅因为它是当年人民军队生死存亡之际奋力拼杀的悲壮史,更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类最崇高的精神。”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硬汉”的翟俊杰,却能从长征作为精神象征的永恒意义之中,细腻地洞悉出人性深处的波澜。
1994年上映的《金沙水拍》,是翟俊杰的第一部长征之作。
相对于老式主旋律电影那样一板一眼的叙事,翟俊杰没有墨守成规,相反,而是将悬念片的元素融入其中,从一开始贺子珍生女,毛泽东被迫放弃女儿,到后来贺敏仁为给负重伤的姐姐买酥油增加营养,擅取了寺庙的铜钱而遭枪决,诸多细节的处理让整部影片萦绕着传奇色彩和悲壮氛围。
“电影应该以塑造人物为重,而不是像教科书一样,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像美国军事片《巴顿将军》,那不是美国的‘主旋律’吗?但其细节之生动,人物之鲜活,同样跻身于影史经典之列。”
在《金沙水拍》中,翟俊杰大胆实践,不落窠臼,将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置于创作核心。
《金沙水拍》中的毛泽东形象“有血有肉”。在爱人面前,他真情流露,不加遮掩;面对亲人的遭遇,他忧愁满怀,却顾全大局。不同于主流叙事中的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翟俊杰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头发蓬乱、身形瘦削的毛泽东,尤其在红军陷入险境之际,其眼神更透露出诗人一般的忧郁。
在翟俊杰看来,这才是那个时代伟人最真实的写照。
对长征时期毛泽东的形象把握,延续到了翟俊杰的第二部同题材影片《长征》之中。就在《金沙水拍》上映的两年之后,实现了自我突破的他,试图从思想内涵上对长征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
“长征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它是异常悲壮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被采纳,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节节败退,这才有了长征。”
于是,在电影《长征》里,党的内部斗争之严苛,被他前所未有地推向了前台。
影片中,长期受到打压和被边缘化的毛泽东,形容憔悴,愤懑忧郁,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但始终不退让、不妥协,作为革命家的风范由此凸显。而对于个性化的人物群像,导演也并不急于褒贬,而是力求还原人性的深度与复杂。
此外,翟俊杰还对电影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比如在音乐运用上,便首次采用了“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凄美的《十送红军》曲调反衬出惨烈的厮杀场面。
独具匠心的呈现,让“长征”二字的意蕴显得深沉、悲怆。
“我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而现实却是,大多数人都在长征途中倒下了,永远回不来了……”
翟俊杰对饰演领袖演员的选角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在他看来,过去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固然出色,但如果总由同一位演员出镜,新片难免会有陈旧感。为推出一个新的领袖形象,他力排众议,邀请之前被戏称为“奶油小生”的唐国强扮演毛泽东。
事实证明,这一着“险棋”下得相当成功,而也正是从那时起,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形象慢慢深入人心。
十年之后的2006年,翟俊杰第三次执导长征题材影片《我的长征》,却不再是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王瑞来贯穿电影始终。
经历过亲人的牺牲、战争的磨砺和领袖的激励,《我的长征》透过王瑞的个人成长史,谱写了一曲普通战士温情与信念兼具的长征之歌。
有评论说,《我的长征》是“中国版”《伊万的童年》。这正是翟俊杰在茫茫影史长河中所撷取的精髓——任何情节和理念,都必须付诸可感的人性,付诸全人类共通的永恒主题,并以此触动人心。
“思想性永远建立在艺术感染力之上,没有感染力而空谈思想,连观众都留不住,谈何教育,谈何弘扬?”翟俊杰常常提起一些对他影响至深的影片,如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这些作品,无一不聚焦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作为“长征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的长征》成为凸显翟俊杰个人电影观的最鲜明一笔。
“不是我选择了长征,是长征选择了我。能与先烈对话,讲述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是我毕生的荣幸,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长征’。”
面对长征路上那一面鲜血染红的军旗,如今年届古稀的翟俊杰神色肃穆,眼中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