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入展卢浮宫 摘下“面具”后的他要让自己感到惊喜
这几年来,曾梵志的名字一直都与天价相随——2013年,作品《最后的晚餐》拍出1.8亿港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亚洲最贵当代艺术品;2014年的“胡润艺术榜”上,他凭借5.4亿元人民币的拍卖额,高居中国艺术家榜首。
他的作品频繁地出现在国际重要的艺术场所,从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到卢浮宫,从威尼斯双年展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却极少在北京这个他创作、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亮相。2016年9月19日,持续两个月的大型回顾展“散步”终于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对外展出,这也是曾梵志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涵盖最广泛的展览。
“我今天有点紧张。”曾梵志在“散步”的媒体发布会上说。向来低调、不喜在公开场合发言的他,在成名多年后也未改变。
在大脑里散步编辑本段
曾梵志1964年出生于武汉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印刷工人。作为“文革”年代长大的小孩,他从小敏感、拘谨而害羞。
学校从来不是曾梵志喜欢的地方,他不爱说话,经常回答不上老师的提问,小学时班上仅有3个孩子没有加入少先队,他是其中一个,这个伤痛一直带到后来的画作中。《最后的晚餐》画的就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晚餐”,大队长主持餐会。
画画是这个少年排解伤痛的方式。16岁时,曾梵志就对同学说:“我以后一定要画画。”那年他刚刚初中毕业,也没有考上高中,在印刷厂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白天画画、晚上学文化课。到了1987年,23岁的曾梵志终于考上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超过录取线一分,我也觉得很神奇。”
上世纪80年代,苏联教学体系与法国学院派教学体系在中国同时存在,但学生们的作品大多只是一些技法纯熟、内容空洞的机械习作。真正启蒙整个美术界的是“八五新潮”(即1985年前后,中国美术界不断介绍欧美现代艺术、推介年轻前卫艺术家的美术运动),它使许多人真正开始接触当代艺术思想。曾梵志就是其中之一。
“我进大学时,艺术界在思想上已经十分活跃开放了。虽然艺术院校的训练仍然十分保守落后。”曾梵志回忆起这一阶段的创作:“在课堂上,我按老师要求的做,在课余时间,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画。我并不想遵循那些指导。因为那样的话,我的灵魂就会被束缚起来,作品就不会有创新。”同学们都遵循惯例去西藏、甘肃等边远地方写生,他却留在武汉,画心中所想和身边所闻。
做派与众不同,作品也跳脱于众人外。曾梵志还未毕业,就办起了人生中第一个个展,当时为展览制作的册页上,封面就是那幅《散步》——“当时找到了一种很笃定的内心状态,取名为‘散步’就是证明自己有了方向。”
韶华匆匆,如今曾梵志已年过半百,在艺术领域耕耘了30多年。他说:“我喜欢用记忆连接画作。”尤伦斯展厅里挂着他的自画像,他身着红色道袍,光着脚。而靠近门口的位置,是一幅他画的靴子。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的话说:“可能代表过去走的路,以及未来还要走的路。”
一张画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编辑本段
70多岁的纽约艺术家刁德谦说过一句话:一个艺术家一张画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曾梵志从求学到毕业,从成名到作品卖出天价,从不囿于一种风格,总想寻找突破。
曾梵志最早吸引外界注意的是“协和医院”系列,完成于1991年至1992年间。那时他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小房子里,上厕所只能借用旁边医院的公共卫生间。每天穿梭在医院走廊上,目之所及不是愁苦的病患,就是匆忙的医生,生老病死一一上演,有人痛不欲生,也有人冷漠麻木。在曾梵志的笔下,这些场景被处理为冷酷和神经质的人物形象——他们眼神呆滞而惊恐,手部被不合比例地夸大,骨节突出,呈现出痉挛状态。在香港著名的艺术推手张颂仁眼中,曾梵志早期的画作,都是“关于无法愈合的伤口”。而伤口可以说是整个上世纪80年代绘画界普遍关注的主题。
画“协和医院”系列时,栗宪庭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艺术家,筹办艺术展。他一看到曾梵志的画,就立马联系见面。半年后,栗宪庭带着张颂仁一起来看他的作品,两人都非常喜欢。
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当时买下曾梵志的《协和三联画》,价格2000——以美元计,曾梵志一方面暗自吃惊,一方面更坚定了画画的决心。
1993年,曾梵志放弃安排好的工作,来到北京。起初他依然延续武汉时期的医院题材,但很快意识到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已无关联。那时,他依然保持一贯的边缘作风,艺术家们都在圆明园扎堆,他却在三里屯附近找了间平房,院子里有棵石榴树。由于没有北京户口,经常遭到居委会盘查,他只得以在亲戚家画画为由搪塞,称房东“表姐”“表哥”。曾梵志觉得自己就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无时无刻不戴着面具。他画作里的人物也开始“戴上面具”,表情呆滞而怪异,看上去惶惑不安。
艺术界的普遍解读都认为,“面具”系列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人在尔虞我诈的金钱游戏中透露出的不安和痛苦,描绘的是现代人被异化的生存状态。他所塑造的那些肖像成为西方了解当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不管这种解读是否准确,市场都给了曾梵志极大的认可。1998年,一位美国游客以1.6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他的《面具系列:1996NO.6》,2013年,“面具”系列中的《最后的晚餐》以1.8亿港元刷新亚洲当代艺术品纪录。
当曾梵志第一次看到1.8亿港元的消息时,也很震惊,立刻把报纸翻了过去,生怕人看见。“所有画价卖得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天价做局’。外面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没办法解释,也没必要解释。我也不想自己的画卖到那么高。”他也从其中感受到了危险信号,一度拒绝那些前来求画的买家,因为质疑他们购买的初衷。
更重要的是,艺术上他开始极力想撕破“面具”这个标签。“当你熟练掌握某个题材之后,一旦你感觉到自己的心并未随着绘画的手在动,便到了需要打破规矩的时候。因为如果你不能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感动,你的作品便只是毫无意义的重复。你必须建立新的规矩,让自己感到惊喜。”
一种“非正常”的魅力编辑本段
“散步”个展的开幕式上,放映了纪录片《游》,如实呈现了曾梵志创作“抽象风景”画时自我角力、对抗的过程。片中曾梵志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摄影棚里进行了持续73小时的创作,这也是他完成一幅7米长巨幅“抽象风景”绘画的全部用时。
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开始这个系列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据说最初是因为一次意外。20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曾梵志去关工作室沉重的大铁门,一不小心,右手大拇指夹进门缝,缝了6针。养伤的日子,他只能用左手拿勺子、筷子,这种感觉给了他不同的体验:一切在控制中,但又时常偏离轨道。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开始用左手画画,意外和惊喜出现了,那些出自左手的线条,竟有了一种“非正常”的魅力,造就了画面中看似凌乱实则有序的笔触。
站在绘于2015年的抽象风景《蓝》前,曾梵志说,为了这幅画,他让助手找来所有的蓝颜料,反复研究、实验。最终的画面,也是由各种蓝色构成,最亮的部分如同波光粼粼的水面,曾梵志说这是在向蒙克(挪威画家,表现主义先驱)致敬,“因为蒙克也喜欢画水面上的光斑。”
西方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思潮深刻地影响了曾梵志。从2010年起,他长居法国,并继续创作。“抽象风景”系列里的主体也变成了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典故:代表作《兔子》就挪用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所画的兔子。
当时曾梵志刚开始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有机会看到丢勒的原稿,“它很小、很精致,而且还没有被转化为架上绘画。我想用我的方式去帮他完成作品。将巴掌大的手稿,转为两人多高的油画,将简单转为复杂。”
以西方艺术界的标准来说,“摘下面具”的曾梵志无疑又成功了。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这终于发生了——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个展,其力量和兴趣却并不拘于中国的主题与素材。”
2014年10月,曾梵志的《从1830年至今》第四号作品亮相卢浮宫,与经典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一起展出。古典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作品于同一空间并列布展,这在卢浮宫200多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一个矛盾体编辑本段
和西方巨大赞誉形成某种反差的,是国内的质疑——他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个迎合西方审美,又被西方市场夸大了价值的中国画家。
曾梵志说,事实上,在尝试“抽象风景”的同一时段,他对中国主题与素材并非决裂,反而重新开始审视传统艺术,如宋元绘画。“我一直希望能在西方与东方艺术之间开展对话。”
就在人们从他的油画里看到更多西方艺术观念时,他其实一直在创作模仿宋元山水的“纸上作品”系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觉得古代的艺术还挺有意思,开始与传统产生了一种特别微妙的关系。”在曾梵志看来,这种自我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我喜欢设计园林,那么就必须对石头和植物等欣赏、研究。比如10多年来,我一直在欣赏宋徽宗《听琴图》里的松树,当我到某个地方时,也会特别注意松树。当然,这可能也与我的年龄有关。因为当你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开始反思和反省自己,转向传统。”
成为“天价画家”之后,毁誉参半。身处漩涡中的他更加孤僻,闭门谢客,只与故交好友往来。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肆无忌惮的。2015年3月,时隔5年首次回国内办个展,开幕式极其另类——展厅门口架着炉子烤羊肉串,他自己时不时走过来点一串。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在恣意和拘谨当中,构建了自己的世界。出现在公众及媒体面前时,他总是身着考究,西装革履,圆寸头,不善言辞,似乎循规蹈矩。他自己说:“我觉得社交场合以及与人打交道让我十分焦虑。我本身就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待在画室创作,我可以无拘无束到自恋;要让我当众发言,真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如果对方一定要与我说话,会让我更加焦虑。我并不是反感对方,只是沟通对我而言很困难。”他宁愿在个展上重复播放自己录制的视频,用一种“隔离”的方式与公众交流。
曾梵志曾说:“我是一个既封闭又固执的艺术家,一定是朝着我自己的方向走,要不然就很难坚持到现在。”这一方面是他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推动。与他出生年代差不多的同辈艺术家里,大名鼎鼎的“艺术界F4”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方力钧都与他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上世纪80年代接受正规的学院派美术教育;“八五新潮”前后以先锋的姿态亮相艺坛;都被西方藏家追捧;都以独特的作品风格贴上标签——方力钧的“光头”、岳敏君的“大笑”、张晓刚的“家庭”、王广义的“批判”;而最终,他们也都想尽办法要与自己的标签一刀两断,曾梵志摘下“面具”,其他画家也先后推出过“另一个王广义”“再识方力钧”等展览。
一次展览,从展厅这头到那头不过几百米。对画家来说,却是一条漫长的艺术路,折射出曾梵志和中国当代艺术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