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浮沉大运河：亡了一个帝国 兴了一批城市 出了一个帮派

历史上，大运河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而申遗成功，又让历经千年浮沉的大运河有了新的开始。

唐代诗人胡曾描述大运河:“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这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曾被看作是民众的苦难、家的祸端。千年之后,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四十六个世界遗产项目。朝代兴亡交替,大运河也在变幻莫测的历史中浮沉千年。

民间都说大运河是隋炀帝杨广开凿的,严格说来并非如此。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一段大运河是邗(音同含)沟,开凿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吴王夫差为了与越国争霸,运输军队粮草而建。在以后的朝代中,封建帝王们出于政治、军事需要,多有兴建运河,这为后来隋炀帝把运河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

其实隋炀帝打通运河也不是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继承父辈遗志。隋统一中国后,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当时中国经济是关中贫瘠、江南富庶,而政治中心依旧在西部。不管谁当皇帝,要解决这个问题都只能是利用水路,把钱粮从南方运到西北。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做的,他挖通了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了修浚。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继位后,子承父业,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大运河的开凿工作。

不过隋炀帝的魄力和野心绝对比他的父亲大得多!他相继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邗沟,还修浚了江南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起点,又以北京和杭州分别为北方和南方的终点,全长2700公里的南北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因为这条大运河,有人把隋炀帝当成暴君,也有人说他祸害了当世,却造福了后世,褒贬不一,这都是有缘由的。

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挖掘运河全靠人工完成,修河是民工的一部血泪史。相传,隋炀帝派遣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征天下15岁以上的男丁,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还采用5家抽1人的方法,负责民工的后勤保障。他还派了5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督工。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严刑苛责,不到1年,360万民工竟死了250余万人。这条条人命都记在了隋炀帝头上,让他甚至有超过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的势头。

而相传隋炀帝修运河的目的,更是让人觉得他昏庸无道,竟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公平地讲,隋炀帝的确喜欢游乐,在位14年,出外巡行不下10次,但他并不是为了看区区琼花就会要250万条人命的昏君。589年,他才20岁,就当统帅灭南陈,之后平定江南叛乱,北上击破突厥,屡有战功。他也有文采,写一手好诗,《全隋诗》里现在还有他的诗作40多首。35岁登基时,光从年号“大业”就能看出他的雄心壮志。开凿大运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为了调配物资,巩固政权之用。

只可惜隋炀帝只懂得建功,不懂得惜力。他自己精力充沛得惊人,便以为天下没什么办不成的事。但整个国家却跟不上他的节奏,民力不堪,隋炀帝还火急火燎地搞“大业”,又是东征高句丽,又是巡游显摆。也难怪百姓恨他入骨。

在历史的众说纷纭中,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算是对隋炀帝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大运河贯通南北,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9省市,沿线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能聚集相当数量的人口和物资,于是,一系列“运河城市”应运而起。隋唐时期的汴州、扬州、苏州,明清时期的济宁、淮安、镇江等,都是水陆交通的枢纽,皆因河而兴。从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便可见当时城市经济的繁华。

传说张择端年轻时,专门靠为寺庙绘画而谋生,尤其擅长画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因为画得好,有了名气,汴京相国寺便把他请到寺中,包吃包住,好让他为自家墙上添几笔香墨。

一天,宋徽宗赵佶去相国寺上香,听说才华横溢的张择端住在寺中。因为皇帝本人也是绘画高手,就来了兴致,亲自命题,让他画一幅能表现北宋汴京繁华盛景的图。张择端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提出条件,说不能把他关在皇宫,要找一个安静的农舍作画。宋徽宗同意了。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终于创作出了《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见此画后大喜过望,把画收入皇宫。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到北方,藏于北宋皇宫的《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走。为了让在杭州称帝的宋高宗赵构不忘国耻,张择端闭门谢客,呕心沥血,重新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于宋高宗。而宋高宗却压根对画不感兴趣,直接把画退给了张择端。张择端看到画作被退,而高宗丝毫没有理解自己的隐喻,心绪难平,一气之下,将画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抢出了一半。这位忧国忧民的画家此后不久便忧郁而死,令人唏嘘不已。

说回到《清明上河图》,它所描绘的虽然只是宋代汴京一个节假日——清明节的热闹场景,却展示了运河对宋王朝的影响力。

当时的汴京,城里流贯着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都可做漕运。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每年光从南方运到汴京的米,就有600万石,更不要说布帛、茶叶等其它物资。因此,在宋朝人眼中,大运河称得上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张方平就说过:“汴河之于京师,乃建国之本。”

这条生命线给北宋带来了与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的商业价值。宋朝以前,大宗长途贸易仅适用于丝帛、茶叶这类轻巧之物,商人们默守“千里不贩籴”的习惯。大运河却让粮米远途交易成为可能,于是商人们从江淮把便宜的粳稻转运京师,从中狠赚一笔,甚至很多朝廷官员都垂涎于经商。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鳞次栉比,连桥的旁边也摆满小摊。事实上,北宋的“河岸经济”遍布整条水系,在《宋史》中能找到的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3都位于运河沿岸。这些市镇不同于传统的农业、行政构建城市,完全是随运河而生的工商业、制造业、运输中心。正因如此,才有很多海外学者把宋代视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线。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就曾说过:“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

很多人也许都会畅想,要是中国能沿着宋代的工商业之路往下发展,现在会是什么样。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大运河维系了明清两朝的命脉,也躲不过被历史抛弃的命!

明、清时,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漕运总督府,总督为正二品,由皇帝钦点,足见王朝对漕运的重视。

明朝永乐年间,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负责漕运,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漕米受潮等情况,军户就算安稳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也说不定会被拉去当替罪羊,因此大量逃亡。政府不得不雇佣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明朝中后期,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佣。至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有军籍外,剩下9个都是“临时工”。舵工、水手、纤夫等聚集在一起,人数庞大,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漕帮。

漕帮因漕运而生,地位却一直很尴尬,说是“工会”,没啥名分;说是黑帮,做的却是正当差事。因此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直到雍正初年,才为世人所知。

雍正皇帝重视农业,广设粮仓。登基没多久,便派钦差大臣田文镜放出皇榜,招揽能人志士兴办漕运。

当时杭州有3个拜把子兄弟,翁岩、钱坚和潘清,揭了皇榜,向田文镜叙述整顿漕运的办法。田文镜一听,觉得他们有点能耐,便向皇帝汇报。三兄弟还提出,要统一粮务,就得开帮授徒,皇帝也批准了,于是漕帮从地下转为地上,三兄弟被奉为漕帮“三祖”。

翁岩是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少林寺学过功夫;钱坚本是山东人,后迁居河南,走南闯北经商;潘清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三人创立漕帮后,翁岩收徒弟8人,合“八仙”之数;钱坚收徒弟28人,合二十八星宿之数;潘清收徒弟36人,合三十六天罡之数。3人共收72人,象征七十二地煞。

漕帮成立不久,翁、钱二人便先后去世,潘清一个人挑大梁。他劝诫帮众修德论道,将一帮市井船夫治理得有条有序。凡入帮者,不论何姓,一旦入帮,均为潘家子孙,俨然一个大家族。

原本漕船上,从负责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纤夫,人可欺凌。漕帮壮大后,人多、船多、势力广、声势大,一旦漕帮不动,各省百姓的吃喝、年粮、军饷,马上就会不继。所以,各地官府甚至朝廷,都不敢轻看漕帮。漕帮盛极一时。

自然,有漕运才有漕帮。晚清道光年间,一方面“运河淤阻”,一方面“江淮烽燧”,英军不满清廷禁烟,把战火从东南沿海一路烧到了江南,上海、镇江失守,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这对清廷来说,无疑是被切了大动脉,只能与英军签订《南京条约》。

只是,一纸和约、百万赔款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英国这尊大神还没送利落,洪天王又带着太平军大动干戈,南京、扬州、苏州一路战火,运河更是不能正常转运。再后来,“洋务运动”开始,清廷有了现代轮船,北方运粮皆走海路,1901年,漕运完全停止,延续千年的大运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漕帮倒是延续下来,成为了青帮。帮众们弃水登陆,向上海和运河沿线城市发展。只是这些水手、舵工们,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逞勇斗狠,成为地方一霸。清末民初,上海滩那些煊赫无比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青帮中人。

历史上,大运河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而申遗成功,又让历经千年浮沉的大运河有了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