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面向广阔世界的经济学教学之路

薛兆丰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很早就明确了一点：这一辈子要在精神世界里，做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这是他热衷于传播经济学知识的源动力。一切能够推动经济学知识传播的方式，他都愿意去尝试

“薛教授！”

电梯门打开，迎面走来一位年轻人，他认出了正要进电梯的薛兆丰。

薛兆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因为正在热播的《奇葩说》，他在街头巷尾的辨识度大幅提升，成为年轻人喜欢谈论的明星教授。

观众逐渐接受了他不懂娱乐圈、不煽情、不讨好的形象。而在薛兆丰与蔡康永关于“是否赞成实现知识全部无偿共享”的辩论中，他们更是看到了薛兆丰身上的理性和思想。许多观众留言，说这场经济学教授与综艺天王的理性与感性的对决，将会成为《奇葩说》的一段经典。

但薛兆丰首先是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他致力于向更多人普及经济学常识与逻辑。这种常识和逻辑作为现代人的生活基石，将最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视角和行为。

我是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下称“北大国发院”）作为学生认识薛兆丰的。在课堂上，他教的不是教科书中的公式或文字，而是融会贯通、自成一体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他没有灌输，也不强加于人，而是从日常观察和逻辑推理出发，注重启发，鼓励思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透彻地懂了，所以也能向门外汉们说明白。

当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与全民综艺节目《奇葩说》产生交集，我们在惊讶之余也看到了更多经济学与平民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和火花。

这一切，在薛兆丰看来，“都是因为经济学”——他强烈的初心是想把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呈现给世人：“我这20年所做的事情，如实地记录下来，会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历。”

薛兆丰曾是北大国发院深受学生欢迎的知名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他常常就公共政策领域的议题发表犀利观点。

在做音频付费栏目之前，薛兆丰习惯“以文字示人”，那时的他对接受文字、语音和视频采访，都是抱有戒心的。他说，只有自己写的文字，才能得心应手地把控。“精心准备的文字，反复删减，（最后）很精简。”哪怕是其中的一个字，薛兆丰也会反复斟酌，确保没有歧义。他没想到的是，这样久经锤炼的文字，给读者的感觉是高冷和严峻。

罗振宇找到薛兆丰做音频付费栏目时，薛兆丰一开始是“百般不情愿”，后来“被慢慢推着去做”。音频取得了意外的效果：人们喜欢听他的声音，他给人的印象软化了，变生动了。薛兆丰逐渐适应了这种转变，他让人看到了基于严谨学术框架下的开放心态和创新行动，他那略带口音、娓娓道来的生活故事和经济学原理，让他的专栏迅速传播开来。

《人民日报》网络版“党报评论君”对此评说道：“在小鲜肉动辄几千万的片酬面前，终于有一位教授证明了知识的价值”，并预言“知识付费方兴未艾，大学问请放马过来”。而薛兆丰也发表了题为“大学没有围墙”的短文作为回应，声称“有教无类，必须拥抱崭新的教学形式和需求”。

2017年11月，薛兆丰在知识付费APP上的付费栏目订阅人数突破20万，总营业收入突破4000万，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上登出了庆贺和感谢的广告。

但从那一刻起，负面信息也接踵而来。有人声称北大教授分为校聘和院聘两种，薛兆丰只是北大国发院的院聘教授，没有事业编制，所以不能称为北大教授；也有人认为薛兆丰讲授的经济学只属于本科未毕业的水平，并作出了“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的断言。

对此，薛兆丰回应道：“知识的深浅轻重，是以理解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的。没有什么知识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当然，知识的价值与付费与否也没有关系。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学生都得付费方可求学，几乎所有教师都要收费才愿意讲课。他们的思想的价值，不会因为付费而打折；而有大量流传甚广的谬误与偏见，也不会因为免费而增值。”

2017年12月29日，当年度最后一个工作日。薛兆丰在一个平淡无奇的礼拜五上午想清楚了这一切，准备辞职；到2018年3月10日，薛兆丰确认他的辞职申请获得北大国发院的批准。

马东找到薛兆丰，原本只是想让他当《奇葩说》顾问。但决定约薛兆丰聊一聊时，马东做了一个在薛兆丰看来“很奇怪的决定”——让他以导师的身份出镜，参与《奇葩说》录制。

为此，薛兆丰做好了各种最坏的打算，他认为自己与《奇葩说》的场面肯定是格格不入的。薛兆丰说：“这看上去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事实上，马东非常善于制造冲突感和层次感。薛兆丰知识分子的形象与《奇葩说》的违和感成为了节目的一大亮点。很多时候，他一本正经讲话，但流露出的冷幽默能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越来越多的网友在网上留言说他可爱，甚至给他贴了各种好玩的标签。《奇葩说》之后，薛兆丰更加体会到，“当你用形象示人的时候，人们会感觉你比较丰满，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形象和距离感，在各种恶搞、戏虐中被消解，薛兆丰丰富的人物形象和走心的讲解拉近了经济学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经济学知识和常识的结合，就这样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网络的各个角落，进入普通大众的心里。

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学教学方式该如何重新定义，而后创新？带着这样的问题，薛兆丰在《奇葩说》的世界里实践自己的逻辑。“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对经济学的教学，以及科研的思考，”薛兆丰认为创新经济学教学方式很有意义，“我试验的是经济学是不是应该这样教、这样学。”

在付费栏目《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中，薛兆丰写过这样一段话：

“按照我的理解，你之所以要订阅这个专栏，并不是因为你要成为经济学家，而是你想要做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明白人，想要摆脱直觉和经验的控制，想要了解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想要颠覆自己多年积累的常识和定势，想要对这个由海量陌生人紧密连接的社会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这种从经济学视角切入观察日常生活的思维模式，在薛兆丰的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养成。

薛兆丰是广东客家人，出生在广州，他奶奶生活在香港。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广州两地的生活有巨大反差。薛兆丰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社会、对经济学有了懵懂的思考。奶奶每次从香港到广州，“带过来的东西非常漂亮，都有一股香港的味道”，薛兆丰记得那时候的方便面是出前一丁，“色彩很鲜艳”，但他又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明明上面印着鸡蛋、肉，打开后里面都没有，“鸡蛋和肉在哪里？”

2018年6月15日，“菜市场遇见经济学”主题展览暨《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新书首发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菜市场开幕

有一次，奶奶从香港给他带来一件毛衣，“两个扣子是金色的，只是漂亮一点”，但是穿出去后，就有人说这是奇装异服。薛兆丰也听香港电台，“靡靡之音，怎么有那么好听的女声？”

更让他感到好奇的是，奶奶每次从香港到广州，都要坐火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通关，“语言一样、文化一样，什么都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凸显的差异性，薛兆丰开始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和过程。

这些日积月累的生活日常和思考是影响薛兆丰人生走向的底层元素。

后来，薛兆丰回国到北大国发院教书，他的教学方式自然也与众不同。他也感受到了北大国发院对自由教学气息的保护，“我们教书不像别的地方有集体备课，集体规定什么教材。”在给北大经济学双学士上课时，薛兆丰每周会请学生喝早茶、吃饭、聊天，在日常交往中他身上有一种老派教师的风格。

薛兆丰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很早就明确了一点：这一辈子要在精神世界里，做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这是他热衷于传播经济学知识的源动力。一切能够推动经济学知识传播的方式，他都愿意去尝试。

薛兆丰深信不疑的是，“观念能够改变世界。很多悲剧来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能够为正确的思想做点贡献，不管是创造、传播或者甄别，都是有意义的。”薛兆丰希望把经济学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去，而主流教科书里的效用函数、影子价格、包络线和无差异曲线等数学公式和专业名词，只要跟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的，就能省则省。

有时，薛兆丰对于教学方式的创新有出人意料之举。今年6月，他把新书发布会放到了北京三源里“网红”菜市场，在萝卜、青菜中，售卖自己的新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对此，薛兆丰的解释是，知识不应该高高在上，经济学回归到蔬菜摊、水果店、馒头铺中间，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才回到了经济学的原点。

他在付费专栏里讲的也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知识，比如城市堵车、春运票难买等社会热门话题，这些话题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这样的薛兆丰很快乐。他无法退回去想，如果自己还在北大，如今在菜市场卖书会引来多少争议，在《奇葩说》论道又会惹来多少批评，毕竟他不会为了讨好那些喜欢指指点点的人，而放弃自己想做又能做的事情。

打开经济学通往平民社会的道路是薛兆丰的创新，也是对他的挑战。薛兆丰敬畏创新，也意识到前路并非一帆风顺，“理性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很微弱”，“我任何时候都在提醒自己。”

萨缪尔森曾说，不管谁写法律、谁写条约，只要我能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可以改变世界。薛兆丰说，他年轻时也曾有这样的乐观，但现在更有自知之明了，“世界没那么容易改变，所以我下调自己的欲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叔本华说，每个人都能够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但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只有明白这个道理，心态才能摆正”，薛兆丰说，他很认同同事周其仁的一句话，“若你不能提高你的厨艺，你就降低你的要求。”

薛兆丰并不认为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在你能力范围内，做你能够做的事情。”薛兆丰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同行者和支持者。

在薛兆丰看来，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一样重要，只是后者解释的是无人社会里的客观规律，而前者解释的是有人社会里的客观规律。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学经济学能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如果更多人明白经济规律，那世界会更美好。”实际上，薛兆丰对经济学普及的愿景，应该用“很有野心”来形容。

在人类创新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创新者不需要为创新付出代价，薛兆丰也不能例外。当他必须在北大国发院的教职和平民讲师之间二选一时，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我毫不犹豫选择校外，大学不缺我一个教授。”与通过互联网方式传播经济学知识相比，后者的“边际效益更大”。

离开北大国发院的讲台，薛兆丰站到更广阔的社会讲台上，但他还是不舍他的学生，他说他们是他在北大国发院8年工作最珍贵的回报，“你把那么好的学问，交给那么好的学生，就像你手上的种子，洒向最好的沃土。”

然而，面对教授头衔和师生情谊，薛兆丰仍然保持理性的本色：“我觉得普通大众缺一个改变认知的通道，我也缺一个进行经济学教学实验的平台和机会。” 当面临选择、不可兼得的时候，薛兆丰选择了更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做出更加大胆和有趣的尝试。

现在呈现在薛兆丰面前的世界，变得愈加宽阔。他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跟有意思的人交谈，“看看这世界发生了什么，听听人家怎么想，这很好玩。”

薛兆丰甚至认为，此刻应该谋划人生的第二职业。也许他的人生从此开始充满“意外”。在跟《奇葩说》年轻人的相处、交流中，他感到了快乐，“我们觉得父辈不理解我们，其实我们也不理解新的一代，但世界最终是属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至少是平等的，但如果不保持开放和坚持学习，那我们就肯定会落后于他们。”

面对新的世界和可能，他发现人生的道路其实可以更宽更远。薛兆丰曾经说过一个经济学原理，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让人更有个性，“你看这些‘奇葩’，他们的职业非常多元。正是因为物质生活、收入上的稳定和多样性，使得他们有经济实力来保有他们的个性。”

我们少了一个大学教授，多了一个平民教师，一个越来越好奇的薛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