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携手刻下1200枚印章 这对艺术家夫妇在生肖中“挖宝”

两人都属马，1978年7月26日，陈冠英过36岁生日，那年正逢马年，两人决定一起篆刻百枚生肖马。

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志同道合的美好日子

大凡有成就的艺术家,不外乎两种:有些是盛开的鲜花,天生就是焦点,开在热闹的枝头,无时无刻不引来赞叹;有些是低调的果实,长在偏僻的角落,管它风霜雨雪,默默等待有心人的采撷。艺术家伉俪陈冠英、张维萍就属于后者。

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年少就痴迷于艺术,求学、工作、生活,都不曾离开过家乡。在一方淳厚的土壤上,怀着一颗对艺术的赤诚之心,用长达16年的时间,携手刻下1200枚生肖印章。

就在丙申猴年即将过去,丁酉鸡年即将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张维萍女士。电话拨通,温婉的女声传来,音量不高不低,语气不缓不急,一如他们的作品,悠游自在。

“都说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却不知陇上也有好风光;渭河秋水秦岭春花,既有秀丽又见雄壮;大地湾里孕育文明,麦积石窟千年辉煌。”这首《天河热土》歌词里描绘的,正是陈冠英、张维萍的家乡甘肃。

天高地偏,却藏龙卧虎。伏羲创世、女娲补天的传说从这里发源,飞将军李广、诗人李益、画家李思训、文学家李梦阳等等,历史名人辈出。

陈冠英和张维萍都是1942年出生的,两人的父亲在同一家医院当大夫,因此从小学到高中,陈冠英和张维萍都是同学,更是青梅竹马的玩伴。

小时候,陈冠英家所住的院子里,有一位收藏家,家中有很多字画。只要有空,陈冠英就会跑到他家看那些高雅、悠远的艺术品。等上了初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张维萍,没想到,张维萍对书画的喜好比他还要痴迷。两人一起去看,一起切磋,书画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

中学快毕业时,两人都已在学校美术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创作。天分加上努力,他们一同考上了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

临去大学报到前,高中校领导突然找到了陈冠英,希望他能放弃深造,留校任教。因为当时师资力量实在是太紧张了,校长舍不得这位出色的年轻人。

张维萍对陈冠英说:“去留你自己决定。如果你不去,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你。”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不一样的求艺道路。

陈冠英边工作,边自学。先后在甘肃师大学了4年函授,又去陕西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并拜著名画家阎松父为师,学画虎画牛,尽得其“啸风楼”之妙;张维萍则接受了科班教育,就读期间就有“陇上才女”的称号,除了系统学习中国画的创作,她还师从著名篆刻家丁希农老先生,研究古文字学、金石学。

殊途而同归。陈冠英的书法,自成一家,字体以汉碑为宗,糅进篆法魏意,遒劲有力,又不乏清新;他的中国画,在传统意蕴之外又有所创新,富于现代精神。张维萍艺术涉猎广泛,早在1981年就被抽调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进行美术创作;她独辟蹊径,把目光对准家乡山中的花花草草,用心画出一本《大象山白描花卉》。启功先生曾为这本画册题字,书画名家胡絜青、田世光、刘力上、俞致贞等给予高度评价。两人还都擅于刻印,业内人士称他们“诗书画印,相得益彰”。

青梅竹马的经历,共同的艺术追求,两人走到一起,水到渠成。婚后,夫妇俩更加珍惜艺术,互相勉励。陈冠英陆续当过县文化局局长、市文联主席,张维萍有着柴米油盐、相夫教子的琐碎,却都没有放弃艺术,反而寻找到了一个彼此扬长避短的领域,那就是生肖篆刻。

艺术如登山,走别人铺就的路、走过的路,当然舒服;自己开拓寻找一片新天地,就不那么容易了。创制生肖篆刻,就是这样一个富于挑战的新天地。

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说:“十二生肖是中国人的专利,好多国家都没有,而且生肖使他们感到奇怪。”生肖创作在艺术家里就更少见了,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中,它似乎更多作为一种民间技艺存在,如同剪纸、年画。

生肖篆刻却令陈冠英和张维萍心醉。一方面,甘肃天水本就有着浓烈的生肖文化传统,当地人敬蛇、爱蛇,视蛇为灵物,对龙、蛇两种生肖情有独钟,对其他几种属相也很崇敬。老一辈的天水人,刚认识时不会相互问年龄,而是都以问属相来推年龄大小。生肖文化在这里,是源远流长的古道民风,早已随着这方土地浸染在陈冠英和张维萍的血液里。

另一方面,则是对篆刻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印其实是并列一体的,诗词、书法、绘画在当代仍然是“显学”,篆刻却似乎成了一门高深的功夫,不但要擅长书法,还要讲求刀法,有各种规矩、门道,雅到极致,非高人不能掌握。

十二生肖属俗文化,金石篆刻属雅文化,他们就这样把民间兴味和文人雅趣相结合,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既发挥了二人的书法、绘画专长,又能凸显在刻印方面的优势,就像陈冠英后来所说的,“我和维萍选择生肖篆刻这一艺术形式,就是想把我们从艺多年来的经验和体会进行尝试性的总结,扬长避短”。

两人都属马。1978年7月26日,陈冠英过36岁生日,那年正逢马年,两人决定一起篆刻百枚生肖马。

一枚容易,十枚可能也不难,要刻100枚不一样的生肖马,谈何容易!当时,他们的家还在甘谷县城一条幽深的巷子里,五六十米深,尽头是一所破落的居民小院。他们住在院子左侧,土坯房,简陋无比。就在这样的“工作室”里,两人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遍阅关于马的画作,找各种机会去民间寻访马的形象,一点一点构思,不断修改,竟然真的把100枚生肖马刻出来了。

这次成功,让夫妇俩信心大增。他们就像是两个挖到宝藏的孩子,很快又投入到其他生肖的“挖宝”工作中,一枚接一枚,不做成,不罢休。从风华正茂的中年刻到两鬓染霜的半百岁月,1994年12月29日,张维萍的生日,又一个特殊的日子,十二生肖每种100枚,总共1200枚生肖印全都刻完,大功告成!

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每枚生肖篆刻都是“印外之印的功夫”。作家萧乾曾评价:“我所见过的生肖印,只是个别形象,你们却一而十、十而百……没有学者的积累和思维,光靠某一方面的艺术技巧和经验,要想完成这一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从印的形状就可见二人所费的心思。一般印章多呈方形,他们却不拘泥。方鼠、圆龙、三角羊、长方猴、菱形猪等,各式各样。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谢俊义曾得到过一幅陈冠英、张维萍的《百牛迎春》印章图,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牛的形象取材于各种岩画、青铜器、唐三彩、石窟雕塑,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秉性强悍、深藏山林的野牛,也有温文尔雅、生活在山涧的羚牛;有的与贺兰山岩画中的战国巨牛相似,有的与甘肃北部马鬃山秦汉岩画中的牧牛相似……

16年用心做一件事,用任何文字来描述这个过程都显单薄。也许只有亲眼看到那些印章,才能体会那是多么浩繁的一个工程。也正因此,这1200枚生肖印得到了季羡林、李政道、启功等众多知名人士的赞誉。一生谨慎赞言的汪曾祺先生也由衷感慨:“生肖文化与民族的心理感情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谁都感兴趣,但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冠英、维萍同志做了开创性的探讨,广搜博览,按图奏刀16年成生肖石章各百枚,成绩斐然。”

陈冠英曾说,篆刻生肖印,除了个人的艺术选择,“又想把它作为一种‘传统美德的载体,精神灵魂的象征’,来抒发感情,寄托情思,唤起更多的人共同为重建一种现代化的民族魂去呼吁,去努力。”他们夫妇俩在创作中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崇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这是发自内心的艺术情感,也有着对外在世界的关怀。

在启人方面,有一例文坛趣话。文怀沙先生早年对十二生肖并无好感,曾作过一首打油诗:“今年偷鸡说鸡好,明年摸狗说狗妙。想必后年走猪运,看它眉目多俊俏。十二生肖竞风流,哭不出来只好笑。”讽刺每当过年新旧生肖交替时,媒体便对生肖文化大肆夸赞的现象。

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结识不久,他很快改变了想法。在为《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一书所写的序文中,文怀沙写道:“事物总是具有两重性的,我的激愤使我观察问题难免浮泛。1997年8月,我有幸到天水,结识冠英、维萍,并得以一睹他们竟16年之功,精心制作的1200方十二生肖印,惊叹之余,态度便不能不因之改变了。”后来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说道:“余届耄耋始得识陈冠英、张维萍伉俪,然后知我国生肖文化内涵丰且厚。”

关于生肖本身,陈冠英并不赞成学院式的过分考证,因为要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认可的结论很难。同时,他更不赞成把生肖学过分神秘化。在他眼里,这如同家乡的伏羲文化一样,是中国人的“文化之魂”,“只有把地域文化置于中华文明史的大范围去审视,才不失其全面……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才不失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2004年,陈冠英去世。他生前一直想办生肖文化展,弥留之际,眼前晃动、所思所想的还是生肖。两年后,张维萍终于从苦痛中走出,偕子女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印·生肖魂——陈冠英、张维萍刻石书画展”,完成丈夫的遗愿。此后10多年,她一直埋首于十二生肖篆刻艺术研究和整理工作中,这既是对丈夫情感上的追怀,也是对二人艺术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