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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淼:乡村医生的真实生活很苦涩

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体制外和体制内,让这个而立之年的小伙子很是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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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唯一一名从农村来又回农村开诊所的大学生,母校特意奖给他5000元钱,还请他回校给学弟学妹们作报告。然而,乡村诊所开张3年后,他关闭了诊所,考进了镇防疫站;今年,他又辞去防疫站公职,重返母校读研究生。

6月4日晚上,他从抚顺同仁堂药房坐诊回来,在学校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期间,还有村民把电话打进他的手机:“大侄子,你啥时候回老家,别忘了按你给我开的方抓几服药。”

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体制外和体制内,让这个而立之年的小伙子很是纠结。或许,我们能从他的纠结中咂摸出一条乡村如何留住大学生的门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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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的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农村恰好用得上”编辑本段

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坐落于辽宁西部偏远山区,经年累月的水土流失造成境内沟壑纵横。比水土流失更严重的是人才流失,但凡考到城里的孩子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很少有主动回村的。

刘淼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老师推荐他到辽宁某医院病理科工作,或者报考福建一所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但他思来想去,都放弃了。

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知道农村需要什么。他给记者讲,曾经村中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奶奶,本来是脑出血,却被诊断为脑血栓,用上了活血化瘀的药,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学的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农村恰好用得上。”2009年他大学毕业后,先是考了乡村医师资格证,然后用在校做家教赚来的两万元钱,又从亲友处借来1万元,盖了个80平方米的房子,分隔出诊室、药局、处置室、治疗室等6个独立空间,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

父亲不同意他回村,因此一年时间不和他说话。父亲说:“啥叫村医呀?说白了不还是个农民嘛!”街坊邻居也替他惋惜:“这孩子5年大学白念了。”

刘淼是个有主见的人,认准了的事就想干到底。由于他业务扎实,人又踏实,药从正规厂家进,价格照国家规定来,很快就闯出了一片天地。

“乡村医生的真实生活与预想存在着较大差距”编辑本段

让人想不到的是,2012年4月,刘淼离开了乡村诊所,考进了义县瓦子峪镇卫生预防保健站。

“乡村医生的真实生活与预想存在着较大差距。”刘淼反复提及这句话。在记者的追问下,刘淼坦承:“主要是观念上的差距。”

“有个两三岁的孩子,感冒了,我建议家长用土办法:多喝水,用毛巾敷一下,不能打抗生素类点滴。家长当时就不高兴了,抄起电话,外村的村医骑着摩托车就来了,进屋就给孩子打点滴。”刘淼说,他拿着药品说明书给家长看,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左氧氟沙星、诺氟沙星,18岁以下禁用,“请注意,不是慎用,是禁用!”他反复强调,对方只有一句话:“孩子烧出肺炎,你负责啊?”

除了和村民观念上的隔阂,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刘淼还发现自己与社会隔着一层薄薄的东西。比如,上级主管部门的人送来的药,你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留下来一些;往上级医院转诊病人,你也要有所考虑。一般说来,村医往其他医院转诊病人,医院会给村医4%到5%的回扣。刘淼不忍心让村民多花钱,每次都叮嘱病人:“到医院你就说你是我家亲戚!”

2011年,刘淼结婚了,在妻子所在的村子买了房子,“离碾盘沟村20多公里,来回跑,确实不太方便,这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妻子家希望我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刘淼说。

“有三个手指头我就能活,但农村太缺少好医生了”编辑本段

进入了体制,过上了早八晚五、每个月2000多元工资的日子,刘淼忽然觉得很空虚,于是又辞去了公职,考取了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除了学习,每周东奔西走,到内蒙古通辽、吉林四平、辽宁各地药店坐堂问诊。陪同他一起出诊的刘海涛告诉记者,在抚顺出诊一天,刘淼接待了40多名患者。

“我现在已经取得了主治医师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就是在北京,我也是可以行医的。”刘淼告诉记者。谈到研究生毕业后的去向,刘淼沉思了一会儿,很郑重地说:“我还是要回农村开诊所。”

“有三个手指头(指诊脉)我就能活,但农村太缺少好医生了。”刘淼对记者说,义县瓦子峪镇下辖19个行政村,现有村医34人。如果把具有助理医师职称的医生称为职业医师,那么,这34名村医没有一个是职业医师,大多数只有卫校文凭。

据记者了解:辽宁现有注册乡村医生3.3万人,分布在全省1.2万余个行政村的2万个村卫生室。村医50至60周岁的占到21%,60周岁以上的占17%。比村医短缺、整体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问题更让人担心的,是村医这个岗位缺乏吸引力,既没有正式医生编制,又没有固定工资和养老退休保障,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

“每年全省有20多万大学毕业生,选择去农村就业的只有两三千人。”站在已经闲置的诊所前,刘淼说,“有时候我也挺悲观的,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认真地想一想,文化的普及、观念的转变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事。不管快与慢总要有人做,那我就先上手做一做这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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