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打仗却把儿子送进部队 这个老八路说“打了胜仗才有今天的和平”

他起初参加的游击队不是主力部队，“就是土八路”，没有军装，穿的是家里带来的破衣裳，脚上是打补丁的帆布鞋。

2015年11月,刘士平接受环球人物采访

抗战老八路刘士平住在山东章丘。这里距济南中心市区约40公里。他的儿子刘在义带记者进屋时,刘士平已经端正地坐在竹椅上。初冬的章丘,刮起了寒风,老人却开着窗,脸吹得红扑扑的。他身穿绿军服,胸前戴着大红花、挂着勋章,看起来很精神。记者说要拍照,老人一听,高兴地站起来,庄严地敬了军礼。镜头前,老人的腰杆挺得笔直,但抬起右手敬礼时手指却伸不直。“在战场上扔手榴弹的时候给震坏了。”老人解释道。

老人原本住在老家村里,如今年岁大了,儿子担心照应不过来,就在附近租了一套房,把他接了过来。这个“新家”并不大,客厅里放着一套旧沙发,一台老式电视,还显得有些空荡。拍完照,老人执意要记者进里屋,看看那满满一桌子的红证书。老人笑着说:“给证书多拍几张吧。”

刘士平今年90岁,已到了鲐背之年,却眼不花、耳不聋,说话大声,走路有劲。他说自己是农民出身,不讲究什么养生,只有一个“秘方”——不憋事儿。“从小我就性格活泼,喜欢讲话,到了部队也受到这样的教育,无论多大的官,见了都不发憷。可能就是因为心里敞亮,才越活越年轻。”

这时,儿子跟刘士平说:“您要上党中央的杂志了。”刘士平没顾上杂志的事,转头问记者:“你是哪里人啊?”“湖南的。”记者答。“湖南好啊!湖南有毛主席!”老人笑着说,“当年鬼子能打跑,就是因为有毛主席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之前,刘士平心里有个遗憾。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安门举行阅兵时,他随部队在浙江,没看见毛主席和天安门的盛况。后来,他一直想去看看天安门。十几年前,刘士平找到北京的老战友。让老战友带着他到天安门广场,远远地看了一次升旗。本来以为再没机会了。没想到今年9月,刘士平作为老兵代表受邀去参加抗战胜利大阅兵。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是难掩兴奋:“当然高兴了!90岁了,去天安门看阅兵,这是一生最高的荣誉。”

2015年6月,刘士平接到参加阅兵的通知。自那天起,这就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儿女们买回好多营养品,老伴姜树芝则重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刘士平也“加强锻炼”,每天散步时都要多走几个来回。阅兵仪式前两天,儿子送他去北京,他愣是提前两个小时到了火车站,生怕误了车。刘在义告诉记者:“老爷子激动得睡不着觉,大晚上在宾馆房间里来回走。9月3日清晨,北京全城戒严,工作人员通知7点50分上车,他7点整就到了集合地点。”

阅兵时,刘士平坐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2号观礼台。夏末的北京,太阳还很刺眼,儿子就坐在刘士平边上。他说,当时父亲看着入迷,想给他擦汗,跟他说句话,老爷子还不让打扰。军队方阵走过的时候,他会拄拐杖站起来,认真行军礼,其余时间都挺直腰板坐着,手里晃着小红旗。刘士平说,看到长枪短炮、飞机坦克……这些对他触动很大。“我是从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看到祖国的强大,如今最感慨的是,以后谁还敢欺负咱!日子越过越好,心里踏实下来,我们正在跟内心的恐慌告别。”

这次北京之行,刘士平的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许多抗战老兵。老兵们都年龄不小了,有些腿脚不灵便,有些话也说不清,但凑在一起,也不用多聊什么,只是合个影,握着手,“这样的感情比兄弟还亲”。

刘士平的老家在章丘南部山区的水峪村。山东临海,隔着东海与日本相望,近代历史上曾多次被日军侵犯。1894年甲午海战,山东威海海军基地陷落。1928年“济南惨案”,日本进驻胶济铁路沿线,肆意焚掠屠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登陆山东半岛,占领济南,第二年青岛、徐州相继失守。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扩大,日本急于结束中日战争,对中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调集5.3万人,对山东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扫荡。1942年,日军开进水峪村,在一次扫荡中,刘士平的伯父一家不幸遇害,当时他藏在山洞里,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恶行。

村子被占领后,有人成了汉奸,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八路军。刘士平说,他记得村里墙上的抗日标语,都是天黑写上去的,那时他就很崇拜八路军。1943年,刘士平18岁,靠给外村一户富裕人家放牛养家糊口。有一天,他在山上放牛,来了几个人,穿得有些破旧,看起来像八路军战士。刘士平想起墙上的标语“穷人的队伍专门打鬼子”,后来确定他们是八路军,就决心跟着去保家卫国。因为怕被汉奸告密连累家人,他就偷偷把牛给人家送回去,都没跟父母说一声就走了。

刘士平说他起初参加的游击队不是主力部队,“就是土八路”。没有军装,穿的是家里带来的破衣裳,脚上是打补丁的帆布鞋。大冬天在雪地里走上百十里路,经常冻坏脚、蹭破皮,鲜血直流。部队也没有军粮,吃的多是老百姓送来的小米和窝头。部队白天藏在山里,晚上就用柴火灰和上水、盐,进村写抗日标语,一边搞宣传一边打探敌情。

刘士平说,当时他的武器就是一把铁锹。部队里也有自制步枪,但不好使。“我们的枪打一发拉一次,打三次就拉不动了,得用脚踹,而鬼子的枪连打一百发也没事。”有一次部队打伏击战,他看到鬼子端着刺刀进了村,扛着铁锹瞅准就从背后抡了过去,“哐当”下去,抢了枪就跑。“缴获的枪都要上交,优先配给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只有手榴弹能留下。”刘士平说,铁锹一次抡倒一个敌人,手榴弹一次能炸一片,是他最喜欢用的。“我们埋伏在高高的山上,看见鬼子进来,先不打草惊蛇,等他们走到一半,再往中间扔手榴弹。鬼子吓得往两头跑,我们正好去收枪。等他们缓过神来,我们早就抢了武器撤退了。”

在打游击那两年里,刘士平扔的手榴弹数都数不清,右手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他中过弹,负过伤。有一次就被子弹打穿了屁股。“当时年龄小不懂事,在战场上疼得我哇哇直叫。抬下去后,几个人按住我,在热锅里烧开了盐水,给伤口消了毒,养了一段时间才好。”刘士平的一枚勋章就是这样得来的。

1945年1月,因作战英勇,刘士平被调到陈毅麾下,穿上了真正的军装,还配了枪。后来,全国开始抗日大反攻。刘士平参加了攻克淮安的战斗。日本投降时,他在安徽,还高兴地和战友扭起了秧歌。

解放战争时期,刘士平在陈毅任司令员的第三野战军当侦察兵。淮海战役前,他还装扮成卖香烟的小贩,到国民党的据点打探军情。1949年,刘士平跟着部队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他说,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时候,没有桥,他们就砍下竹子,用铁丝捆成数十米长的筏艇,再堆上装满沙子的麻袋作掩护。凌晨他们从芜湖下江不久,就有战友中弹落江,黎明冲到对岸的时候,一条筏艇上四五十人,也就剩下十来个了。“一旦打起来,谁也顾不得生死,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只知道往前冲,就忘记害怕了。”

解放后,刘士平被编入华东军区,当了海军,曾在“济南号”上服役,后来在浙江舟山群岛驻扎了6年。革命年代的老照片,他只留下了两张:一张照片上他穿着棉袄,胸前别着“人民解放军”的徽章;另一张,他穿着蓝白色的海军服,显得英姿飒爽。

1955年,刘士平退伍回家。到家他才知道,家里人以为当年他被日本鬼子抓了去,早没这个人了。邻里得知他是去当了兵,还参加了抗日战争,都来看望。后来刘士平在水峪村当过村长,做过治安队长,之后结了婚,在村里过着平淡的生活。

刘士平与老伴有5个孩子,当年日子很困难,他也没向组织张过一次口。刘士平说,他不喜欢打仗,却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部队,因为“打了胜仗才有今天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