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汉字就能熟练说出电码 他是北京最后报务员

尽管年届60岁，但40年来对电码的反复记忆，让白何廷每听到一个汉字，就能条件反射般地顺畅说出对应的4个阿拉伯数字代码。

白何廷工作的40年间,每日电报数量从上百单降到十来单。(左起:王德元、白何廷)

北京长安街西侧,中南海之南,有一座山字形建筑,它的钟声自1958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响了近60年,早已成为北京人心中的十大建筑之一,这就是北京电报大楼。

“这里戒备森严,由中央军委派兵驻守。”在电报大楼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这座大楼最风光的时期,有近千名报务员在收发报室摩肩接踵地传报。而今天,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电报业务在日渐萎缩,电报大楼也无法幸免。昔日门庭若市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只有零星的工作人员坚守阵地。

推开收发报室的门,人们通常只看到3位老报务员仍守着发报机工作。他们是北京最后的3位报务员,其中资历最老的白何廷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即将离开这个他付出了40年时光的地方。接受采访时,他正准备办理退休手续。“以后就没有报务员这个岗咯。”说这话时,白何廷像是在叹息,又像带着看透世事变迁后的豁达爽朗。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很多人对报务员最早的记忆:在一间逼仄狭小的密闭房间里,一排身穿军装的人头戴耳机,表情严肃地坐在电传机前滴滴答答地敲打。他们面色冷峻,仿佛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冷血动物。记者在去电报大楼之前,想象中的白何廷也是这个样子,而他同事的一句话更坚定了记者的猜想——“他不爱说话,不爱抛头露面,是个沉默的工作者。”

走进白何廷的工作室,一位男士便热情地迎面走了过来,一把握住记者的手说:“您好您好,这边坐。”记者环顾四周,还在寻找白何廷的身影,却听到他说:“我是白何廷。”记者颇为意外:“您不是不爱说话吗?”他却笑道:“只要跟电报有关,我就是个话匣子。”带着一丝好奇,记者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鬓角略微斑白的老人,一身笔挺的黑色中山装,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口,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精神抖擞,完全不像传统行业里不修边幅的老工匠。

尽管年届60岁,但40年来对电码的反复记忆,让白何廷每听到一个汉字,就能条件反射般地顺畅说出对应的4个阿拉伯数字代码。“3883是环,3808是球,0086是人,3670是物。”面对记者的提问,白何廷对答如流。他的双手并排放在桌上,手指偶尔敲打桌面,就像搁在打字机上一样。“不敢说每个汉字的电码都记得,但基本上没差。”

虽然记电码是报务员的基本功,但光记住也没用,还得会“数”。“电报有多少字,你得一个不少地数出来。”跟很多人一样,刚进电报大楼那会儿,得知每天要数数,白何廷心里不大乐意,颇有杀鸡焉用宰牛刀的感觉。“这叫什么难事儿,小学生也会做。”但慢慢地,他发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从发报人把电报内容递给营业员,再到营业员转给报务员,最后把电报发出去,中间有20多道工序,人为看错或者打错字不说,机器指不定哪块儿因为电压不稳,出现变字。”白何廷说,“数字数就是为了纠正错误,这是小学生做不到的。”

随着技术迭代,有些地区的电报线路已经老化坏掉,还有些地区干脆抛弃了这种老旧的通讯手段,这些情况白何廷了如指掌。“北上广的电报大楼都还在运行,但长沙就不行了,深圳这种新兴城市,压根没有这业务。”他说,“北京电报大楼是全国电报中枢,我是这里的报务员,记住这些是我的本职。熟能生巧,没啥好炫耀的。”

在北京电报大楼后面的一片绿草坪上,有一块刻着“电报百年”的石碑,是2005年为了纪念电报诞生100周年修建的。“虽然现在电报行业式微,但它也有过辉煌。立这块石碑算是对历史的铭记。”白何廷对记者介绍。倒退几十年,这座如今庭院萧瑟的大楼曾由中央警卫部队镇守,分量可见一斑。作为这里的一分子,白何廷一直很骄傲。“这可是北京市的一张名片,咱旁边就是中南海,一到过年过节,领导都上这边来慰问。我听说周总理还来这儿跟报务员一块参加过联欢会呢!”

刚来电报大楼时,白何廷还是一个小青年,看着楼道里毛主席的题词,就备感自豪和光荣。“他老人家可是专门给咱们通讯战士题过词的,就在进门的墙壁上。”说话间,他兴高采烈地把记者领到题词处,指着墙上的字,铿锵有力地念道:“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当时,这句话的确是对电报工作者最恰当的形容。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是白何廷进电报大楼的第一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人。“一楼的营业大厅多大啊,全挤满了,水泄不通。”在他印象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灾难。“那时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但又希望听到报平安的消息。”当时,唐山的情况只能通过传到北京的电报来了解,电报和报务员的意义就在此刻突显出来。整栋电报大楼将近900名报务员分成了4拨倒班,一连好几天,整栋大楼灯火通明,从未中断。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安排到唐山抢修通讯设施。“说是下班也不算下班,只是回去给孩子、老人做顿饭,就又回单位工作了。”

再往后,单纯的文字电报已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于是电报行业推出了礼仪电报,根据顾客的要求送花篮、蛋糕等礼物。白何廷告诉记者,由于这个新业务,他的一位同事还成全了一桩好事:有个坚持不懈的小伙子,为追求心爱的姑娘,每天都为她订“鲜花电报”。这位同事为他送了半个月,姑娘终于答应了,两人喜结连理。白何廷笑着说,后来也有不少情侣通过礼仪电报走到一起,还特意向送电报的同事道谢。

当然,不论电报怎样别出心裁,因为技术的限制,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大潮,在新型通讯手段的崛起中,电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回忆起往昔的盛况,白何廷仍兴奋不已。

在电报业务最繁荣的年代,仅北京的电报月收发量就超过300万份,而电报大楼一天的收发量能达到10万份,到了白何廷这儿,一天几百份电报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座机少,一部要四五千,普通人用不起,就用电报,便宜。一个字只要7分钱,而电报往往就几个字,诸如‘母子平安’‘儿安好,勿念’经济又实惠。”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座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机和互联网也开始崭露头角,电报业务量骤减。如今,一个月的电报量用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今天还没收到电报,前天倒是有两份。”白何廷说,“虽然价格涨了一倍,每个字1毛4分钱了,但也不贵。只是相对于微信等即时消息来说,确实不太方便。”

现在,仅有边防、海事等特殊机构还在使用电报。一些非公约船舶也保留着电报设备,定时接收海事部门提供的安全信息。白何廷用过的55型电传机,早已进入电报大楼的博物馆。后来的打字机也从半自动变成了全自动。“以前收发一份电报的20来道工序,需要20多人参与,现在只要我一人就行了。”

曾经从白何廷双手下集散的电报形形色色,数以万计,有来自党政军机关的机密,也有来自新华社的社论,更多的则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现在,还会走进电报大楼发电报的人,只剩下几个熟面孔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发的是个情怀,一般人哪儿还用这个。”白何廷笑道。就像现在,即便有了数码相机,依然还有人会用胶卷相机;有了MP3,依然还有人听唱片;有了各种代步工具,依然还有人徒步旅行。坚守初衷,不因为变化而改变情怀,这正是白何廷的真实写照。

尽管电报如今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白何廷也退休在即,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没有失落和伤感。他坦然道:“时代变化是必然的,人要与时俱进。中国13亿多人,干报务员这行的屈指可数,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就足够了。”对于年轻人来说,电报虽然陌生,甚至从未用过,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不重要。它曾代表了一个通讯时代,也是在浩瀚的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发明,人们曾经切切实实地从中受益。也许有一天,电报终将被人们遗忘,可在那之前,它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