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华 用我们的成就让世界重新看中国

72岁的陈敏华说：“得到国内外同行和患者的认可，就是我们奋斗的价值。”

陈敏华说，患者最需要的，就是她攻克的目标。

在国际消融大会的晚宴上，陈敏华（中）身穿旗袍“推销”自己的论文，并与大会执行主席Solbiati夫妇合影。

陈敏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她以超声影像诊断和介入消融治疗为研究重点，以解除肿瘤患者病痛、延长非手术适应症肝癌患者生存期为努力目标，从中国国情出发，用廉价易推广的超声开拓数个新领域，创建了十余项新技术，突破多项前人视为“禁区”的领域，解决了临床诊断及肝癌超声引导射频消融治疗难题。

她先后获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北京市劳模、全国医德标兵等十多项奖励；主持国家科技部863课题及部市级科研基金8项，共获部市级科研奖励十四项；2016年被世界无国界肿瘤介入治疗大会授予肿瘤介入治疗“开创性贡献金奖”。

2011年 组建中华超声学会介入超声学组并任组长。致力于我国超声介入诊断治疗规范化；主持介入超声指南制定；主编《中华介入超声学》专著。

2002年 开展超声造影新技术对肝癌早期诊断、癌前病变诊断研究取得突破，完成国内国际超声造影指南。2008年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1999年 引进肝癌射频消融技术，开始超声引导治疗大肝癌、难治肝癌研究。主编首部《肝癌射频消融》专著，2007年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7年-1990年 公派到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完成近十项研究发表7篇论文。

学位论文在美国Radiology及英国皇家放射杂志BJR发表。

1992年-1987年 首先开展超声引导下对肝、肾脏、肺胸等脏器肿瘤穿刺活检及颅脑、脊髓肿瘤术中定位、腹腔神经丛阻滞等技术，并通过多种途径向全国推广。

我爱祖国爱患者，爱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我的信仰。名利不在乎，在乎病人的利益。

我就希望中国的肝癌早诊、治疗水平达到国际领先。为此，我不敢怠慢，不敢休息，不敢旅游，因为有无数的病人和工作在等着我，时间来不及。为了让更多患者受益，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技术，去带动影响更多的医生，并希望他们站在我的肩膀上前行。

按照我的日程安排，可能我会工作到最后。只要我还能思考，心脏还在正常跳动，其他事情阻止不了我继续工作，只要哪里需要，我都愿意去。

72岁的陈敏华至今仍然很忙，日历上的日程已排到了11月，几乎被填满，她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有人说，陈敏华是“拼命三郎”。为尽快写完首部《肝癌射频消融》专著，她曾把自己关在医院附近的宿舍一年，与年迈多病的丈夫“分居”。丈夫多次大手术或住院，她几乎全“缺席”；母亲病危前的最后一眼，也终未能见到。“对于家人，我很愧疚，于我而言，患者和工作永远排第一，家人就只能排第二。”回想起过往，陈敏华眼圈泛红。但她说：“人一旦养成习惯，就不会觉得苦和累，也不会委屈，作为一个被病人需要的医生，这些是最起码的，很多前辈都这样做，我不是特例”。

从1978年接触到超声仪器，陈敏华这一辈子便再也不愿意放手。

那一年，院长告诉陈敏华准备引进超声仪器，希望她能参与。这是当时最新的影像仪器，“心脏、血管如何搏动，都可以实时显示出来，这让我非常兴奋，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当时在中国，肝癌、胆系癌症等的早期诊断非常难，而陈敏华发现，凭借手中的探头，应用不同的操作手法和各种附加方法，可以在癌症的早期诊断上发挥重要作用。

陈敏华从医40年，前20年醉心于肝癌、胆囊胆管癌、肺外周癌、食管癌的早期诊断，也突破“禁区”，让超声应用于神经外科对颅脑、脊髓微小肿瘤的术中定位；后20年则沉浸于超声引导对难治性大肝癌的规范化介入治疗，打破了医学界的固有观念。当她和学生站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研究成果时，她实现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许下的誓言：“我要在国际会议上，用我的成就，让世界重新看中国。”

我国胆系肿瘤多发，严重危害患者生命。但由于下段胆管易受胃肠气体影响，国内外医学界公认超声显示率低，早期诊断困难。要在胆管癌早期就发现病变，前提是需要了解和判断胆管的正常与异常，由于没有符合中国患者的标准，1982年开始，陈敏华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

当时，她使用的静态探头扫查，每一例要划数十次以上，由于长时间用力握探头，手指骨发生了变形，直到现在，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初所留下的痕迹。在统计几百例获得正常值后，对轻度扩张的胆管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其中是否包含了早期癌症病变？谁也不知道。于是，陈敏华留下患者的家庭地址，在那个电话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她利用休息日蹬着自行车，一家家上门做家访随诊。在一张大大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每一个患者的探访情况。最终，陈敏华明确定义出了胆管轻度扩张的病理意义及诊断标准。但后续问题还有很多，如何提高末段胆管病变的显示率是大难题，陈敏华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即便是夜里躺在床上。睡意蒙眬中她有时会突然冒出一些想法，第二天醒来时却常会忘记。于是，她和丈夫约定，夜里，他就是她的“秘书”，床头柜里，常备着纸和笔。当陈敏华有想法时，他随时都可以帮着记下来。只是这样一来，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丈夫事后却很难再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

“他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但是他的每一次生病住院，我几乎都没有时间去照顾。”对于丈夫，陈敏华有太多的歉疚。

陈敏华用了十年时间在胆系肿瘤的诊断研究上，创建的胆管诊断策略被日本、美国同行称为“陈氏法”，该系列研究于1992年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多次在国际会议及著名杂志发表。

1987年，受国家教委公派，年近四十的陈敏华赴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也就这次，她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为，所有日本及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没有中国人的影子。坐在下面，不服气的陈敏华暗暗发誓，将来我要坐到主席台上，要为中国人争气。“我从没有想过会这样实实在在地爱这个国家，要为这个国家去拼，此时下的决心已入了我的心髓！”

在日本，陈敏华几乎每天学习和工作十几个小时，白天在医院从事诊疗工作，晚上做实验、看书、记录研究数据等。由于医院规定尸体解剖必须在晚上12点以后进行，只要有这样的机会，陈敏华都不会放过。每天，她都是后半夜才离开学校。由于学校大门早已上锁，爬墙、跳窗子成为常事。

因1969年下放到甘肃平凉期间曾得克山病（地方性心肌病），高负荷的学习工作让陈敏华经常在夜间心区痛、胸闷、头晕，不得不靠吸氧坚持。直到科室氧气筒空了被护士长发现，大家才知道她的病情。当时的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总领事千昌奎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她：“我告诉你，你的健康不属于你个人，属于国家，我命令你必须夜里十二点前回去！”

在参加尸体解剖的过程中，陈敏华开辟了食管经皮超声扫查新领域，并发现食管在不同运动状态下的生理运动变化。她还曾带饺子，把当时在北海道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都请来。这可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陈敏华要对他们的食管进行超声探查。她把拍到的数百张比豆腐块还小的图像，放在放大镜下测量，几千个数毫米的数据要进行两次重复测量，由于用眼过度，造成眼肌痉挛，眼球疼痛，视力急剧下降，至今仍留有后遗症。

短短三年，陈敏华从留学生到北海道大学附属医院超声科负责人（组长），她成为日本同道的“模楷”、“中国的阿信”。获得了各级政府机构颁发的7个荣誉奖状和荣誉市民。当她回国前一天离开诊室时，日本医生、护士在走廊站成两排，手持鲜花和礼品静静等候在那里。大家还凑钱买了当时最贵的全自动相机和卡拉OK机作为礼物，以表达对她的敬意。

中国食管癌高发，按时回国后，陈敏华马上申请了资金去河南食管癌高发区，为农民体检，通过讲课向基层医生传授经验。她希望，能让超声这种无创、廉价的方法得以推广，发现更多早期病变，提高患者生存率。陈敏华被北京市政府评为“优秀留学生”。1993年，陈敏华因为该项研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超声对食管下段-贲门癌早期诊断”研究，1998年该系列研究又一次获得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对肝癌的早期诊断研究，陈敏华做了几十年。我国是乙肝及肝癌大国，因此，肝癌早诊也是重要的临床课题。

早在1985年，陈敏华就和同事完成了《肝癌穿刺活检及早期肝癌超声诊断研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肝癌穿刺活检被认为是医学‘禁区’。”陈敏华说，此前，通过超声可以发现肝脏上的小结节，但很难定良恶性。在超声引导下对肝脏肿瘤进行穿刺细胞学检查，就可以发现早期肝癌，而且临床应用证实安全有效。这项研究结果在1985年获得卫生部首届肿瘤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2年，超声造影新技术进入中国，她承担了III期临床实验，组织团队夜以继日地研究。“如果能把早期肝癌患者诊断出来，很多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半年多时间里，她带领6个博士生，把数百张照片、录像翻出来反复研究，每天读片到深夜，发现有问题或以前认为是良性肿瘤的患者叫回来重新检查、随访，甚至穿刺活检。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陈敏华就在超声造影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还自己研制了初级造影剂。她的双手由于在当时做动物实验时，长时间暴露在射线下，导致皮肤表层受损伤，至今一到冬天就会裂出血口子，生疼生疼的。

2004年，国际权威机构制定的“欧超联指南”正式进入中国指导临床应用，陈敏华通过对病例的分析和研究发现，这个指南并不适宜中国乙肝肝硬化背景的肝癌早诊。“诊断指标不完善，有可能漏掉早期肝癌。”陈敏华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适宜中国肝病背景的肝癌早诊标准，制定了中国超声造影指南。获得大会权威的好评，称为“中国年”，并委托她举办下一期的国际造影大会。当坐上主席台的那一刻，陈敏华内心澎湃，因为她用25年时间，实现了当初在日本的誓言。“我虽不会讲英文，但我能坐在主席台上，还能被美国、日本邀请去讲课，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认可。”2008年，欧超联指南参照她们的研究结果修改了指南，2010年陈敏华被邀请参加世界超声联合会组织的“国际超声造影指南制定”。“肝癌早诊”系列研究获得2008年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2015年获得“首都十大疾病科技攻关突破”奖励。

陈敏华总说，临床不能解决的，患者最需要的，就是她攻克的目标。但这个过程却走得很艰难。

上世纪80年代，有位9岁的小患者运动中枢长了胶质瘤，但其表面血管、大脑硬膜都没有任何变化，如何切除这个隐藏的“炸弹”，实施精准定位是关键，因为一旦定位失误，患儿可能发生语言或行动障碍。

当神经外科医生找到陈敏华时，她接下了这个挑战。有同事说：“颅脑结构极其复杂，你也敢接？”陈敏华将自己的胆量归结为童年的影响。妈妈因肺结核被隔离时，她只有11岁，独自带着弟弟妹妹们就这么过来了。“我的思维和习惯就是，想办法就可能解决。”

因为此前并未接触过颅脑领域，国际上也没有颅脑超声报道，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她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去北大教研室学习颅脑解剖及各种不同切面的结构。当时的超声探头有一个小本子那么大，颅骨切口比探头小一半，探头无法接触到脑膜，怎么做超声探查？陈敏华用橡皮手套、避孕套灌满水做成水囊，把探头压在水囊上，让超声波穿过去对大脑组织进行扫查。

手术时，随着探头一块块区域地扫查，没有人知道，陈敏华的汗正顺着脊梁骨刷刷往下流。经过一番探查，她用两根细线在大脑硬膜上摆了个“十字”，交叉点就是她定位的肿瘤所在。依据她的定位，主刀医生在显微镜下小心地进入。“有了，有了，有了！”主刀医生在显微镜前特别激动地喊出了声。“当时我一下就软了，但心里特别高兴。”听到一片欢呼声响起时，陈敏华眼眶里含着激动的眼泪。

小患者10天后就出院了，没有任何后遗症。中央广播电台第二天早新闻就报道了这项新技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超声用于颅脑术中定位的人，陈敏华被邀请到日本讲课。在这之后，神经外科领域的超声应用很快开展起来，而日本随后也研发出了颅脑超声探头。

类似这样为了临床的需要去突破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为疼痛难忍的胰腺癌患者开创微创经皮注射酒精阻滞腹腔神经丛止痛法等。“医学生涯中的突破，要冒大风险，为病人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医生的价值和追求。”

当全世界都认为，射频消融只能治疗3厘米以内的小肝癌时，陈敏华又在肝癌超声引导介入穿刺的基础上，将攻克目标瞄准了难治性大肝癌的超声引导射频消融治疗。

临床上，有大量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及复发癌患者，由于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生存期短。1999年，引入射频消融新仪器后，陈敏华开始研究难治性大肝癌治疗策略。但是，超声凭什么治疗肝癌？医学界是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的。这其中的困难和障碍太多太多。

“虽然国内外认为射频消融治疗只能做3厘米以内的小肝癌，我就把你们都不愿做，而我国患者很多的大肝癌作为突破口。”陈敏华说，期间历经无数次试验，有一次从早八点做到夜里十点，把实验用的多个大牛肝都烧熟了，以至于此后看到炒肝尖都想跑。

耗时一年，陈敏华带领研究生获得数百个数据，创建了可整体覆盖灭活3.5-6cm大肿瘤的优化消融方案，提出了难治性肿瘤的分类及相应的治疗策略。她治疗的2000余例肝癌患者中，1200余例难治肿瘤灭活率达95%，五年生存率46%，显著延长较大肿瘤及中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

她要向世界发表这份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等赶到国际消融大会时，最初陈敏华只能带着翻译站在角落展示壁报，去大会晚宴“推销”，第二天，大会主席团成员纷纷来看她的论文，在大会最后一天，通知她作25分钟发言，而该论文也被评为了大会优秀论文。大会主席Livraghi教授称之为“一项对射频消融的伟大贡献，是欧美同行多年来想做而未能完成的研究”。

由于太过操劳，有时陈敏华夜里的心跳只有27次/分钟，早晨起来经常头晕。医生建议，植入心脏起搏器比较保险。但是，当躺在手术台上后，她改变主意“跑了”。因为她突然听到，做射频消融会影响到心脏起搏器，一旦安装，她就必须停止做射频消融。“我还有很多研究没有做完，这个手术我必须放弃。”此后，陈敏华只能靠药物和吸氧维持。

2006年，陈敏华应我国肝癌外科汤钊猷院士的邀请，主持我国“肝癌治疗新进展大会”，任大会执行主席。2016年，在无国界肿瘤介入治疗大会上，陈敏华获得了肿瘤介入治疗“开创性贡献金奖”，全世界只有3个人获此殊荣。“得到国内外同行和患者的认可，就是我们奋斗的价值。”陈敏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