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星空的浩瀚也拍显微镜下的世界 他用手中的相机做科普

他生活在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嘈杂都市，与其他人分享一样的天空、阳光、雨雪风霜，但他，却把它们变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好。

太阳升起、落下,天空飘着一朵白云,头顶上的一片星空……对有的人来说,这种长久陪伴在身边的东西,只是儿时的趣味,早已消逝在奔忙的生活中,被忽略、被无视、被遗忘;对有的人来说,却仍是一份触手可及的美好,他们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随时捕捉生命中的每一个精彩。张超就属于后者。

这个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80后”,本职以外有着多重身份:天文摄影师、显微摄影师,他所拍摄的对象,大到银河中以光年计量的星云,小到身边以微米计量的尘粒,云朵、雪花、小虫,乃至厨房里的酱油、盐,都在他的镜头下绽放出奇幻的美。

他生活在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嘈杂都市,与其他人分享一样的天空、阳光、雨雪风霜,但他,却把它们变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好。

采访张超,是在国家天文台的一个仓库里,墙边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望远镜。看到摄影记者开始架灯,张超不好意思地拢了拢头发:“今天有日偏食,我早上6点多就到单位了,都没来得及洗脸梳头。”

他的手机放在桌上,很显眼。因为是一个超级厚的“砖头”,和现在的薄屏手机格格不入,“它作为手机是没什么优势的,但自带可变焦镜头,拍太阳、月亮、云朵都没问题,就是太耗电了”。

随时拍天上的云朵是张超的一个习惯。两年前,他和妻子王燕平、好友王辰出了一本叫做《云与大气现象》的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云朵的原创科普读物。里面收录了300多张精美的云彩照片。“有人曾问我,天上有多少种云呀?我说有80多种,一般听到的人会觉得非常失望,天上的云千变万化才80多种啊?但确实是这样。”

对云彩的兴趣来自小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时,看到漂亮的云朵就会想:要是有个照相机能把它们拍下来就好了。”可在上世纪80年代,相机这样的“贵重物品”一般是不会让小孩子玩的,张超孩提时代的主要活动是收集昆虫标本、收集树叶,“北京有200多种蝴蝶,我小时候收集了100多种标本,找不到的就自己用笔画下来。”

拥有第一台相机,是在张超读大学时。从小对自然感兴趣的他,报了两个专业:生物和天文,最终被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录取。进校没多久,他就“斥巨资”组装了一台单反相机:机身是苏联产的基辅19,镜头自己单配,比机身还要贵两倍。后来觉得用着不过瘾,又买了一台日本产的。

天文系的学生,自然是要仰望天空的。整个研究生期间,张超都是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度过的。这个站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的燕山腹地,海拔将近1000米。张超白天休息,晚上则要操作望远镜追逐天体,对着目标天体观测,一张一张地拍照片,大半年都是这样。

“每当我用望远镜在繁星中间寻找一个新目标时,看到它的那一刹那,就会产生一种顿悟,好像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但很多时候,张超也会觉得,“那些天体离我是那么遥远,是我永远也触碰不到的。”他想去拍更近一些的,于是云朵进入了他的视线、他的镜头。

观察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在张超看来格外有乐趣,波浪般的卷层云,逗号般的卷积云……有一个傍晚他在楼下拍到麦穗一样的卷云,忍不住发微博:天上立着一个麦穗可太逗了!

张超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即便是随处可见的生活,也有很多美的存在,乏味可能是因为视角。”他是好奇心爆棚的人,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仰望天空,也低头于细小,用显微镜寻找不一样的世界。

他的这个世界里,有似乎不值一提的沙粒。张超会搜罗世界各地的沙子,朋友收集的、自己托人带回来的,每有新种类,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摆弄,一粒一粒地在显微镜下筛检、分类、挑选,屏气凝神,花几个小时摆出一个最美的“造型”。“有时候憋不住呼出一大口气,沙子都跑了,前功尽弃。”最后在他的镜头下,塞班岛的沙子是星星状的,有的5个角,有的7个角;古巴粉色沙滩的沙子都是圆的,粉粉嫩嫩,像汤圆一样……每一粒沙子都藏有不同的地质信息,拥有不同的美。

雪花也是张超显微镜头下的主角。雪很美,但拍起来很难,他反反复复地试验,才拍出了成功的照片。“最难的是控制温度。往往是雪一落到载玻片上,还没来得及拍摄,就融化了。至少得在零下15摄氏度的环境里才行。”为了追雪,他从西部的新疆到东边的吉林,哪里雪大,就去哪儿拍,在户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最多的时候,浑身上下贴了14个暖贴,冷到直接把暖贴贴脸上,这完全是违反使用说明的,也不管了。但还是不太管用。”

洁白无暇的雪花,在张超的镜头下也千变万化。有的长着细密的“花瓣”,有的就是个六边形盘子,有的瘦小细脆,有的丰硕结实,有的就是个简简单单的三角形、四边形,有的却能长到10多瓣。“每次下雪之前,能看到什么样的雪花都是不可预测的。雪花有千万种,每个人一定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朵。”张超说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三角形的,因为最少拍到,极其珍贵,“看起来萌萌的”。

显微镜和望远镜,低头于细小和仰望着天空,一个微小,一个浩瀚,在张超看来,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去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认识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那些“重口味”的东西也可能蕴涵不一样的美。玩具里的电池漏液了,他拍;桃子发霉了,他拍;打死一只蚊子,他拍;甚至连儿子的尿,他也拍出了一幅充满斑斓色彩的图片;喝水的杯子长了黑色的霉,恶心之余他也用显微镜看了看,拍了张照片后记录道:“还挺逗的。也许蚂蚁什么的也把它认作蘑菇吧。”

无论是拍天空还是拍身边,与张超的本职工作其实都有点关系。那些照片并不只是让他自我陶醉的“无用之美”,而是广受大众欢迎的科普媒介。他获得过多次专业摄影比赛奖项,办过科普展览、趣味活动,每次都吸引来不少“粉丝”。

张超先后在《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工作,也曾在国家天文台做科普管理工作。“很多人都觉得科研做不了才做科普,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觉得反而是科研满足不了我,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

科普这件事在张超脑子里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两头,一个就是博物学(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包括观察动物、植物、地理、生态等)视角,另一部分就是科技。科技是个好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动手性很强;博物也是个好东西,如果让大众单纯理解科学,其实有困难。相比而言,博物学的视角比较容易。如果广义科普的话,博物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张超也认识到科学与博物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从表述方式上就能看出差异,比如同样描述一棵蒲公英,科学是要讲究客观的:这棵蒲公英是菊科,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什么样、种子什么样,等等;博物学却是主观的,它一定要有人的视角进去,会这么说:我家楼下的向阳面,每年3月有一丛早开的蒲公英,它比阴面的蒲公英会早开一个星期。”

当张超在国家天文台组织面向公共的科普活动时,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带入博物视角。“人的触碰,对陨石是有损耗的。可我坚持要让孩子们摸一摸,感受不同陨石的质地、重量,甚至亲手做拓片。”

做这些事情,张超也会面对一些质疑,比如是否会对科学的解释太“浅”。“因为博物就是一种收集、分类、记录的学问,要入门其实很简单。”不过在他心中,“浅”也是一种重要的存在,“中国没业余科学家这一群体,前段时间引力波‘火’时,科学家们简直费死劲了,想要大众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大众也明白不了,最后传媒的关注点很神奇地转向了‘民间科学家’。”

“博物有意思,科技有力量”,这才是张超心中理想的科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