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引领中国杂交水稻 如今他只愿当个种田人

为了那亩田,他其实愿意放弃很多东西。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

50年前,袁隆平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长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揭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2016年9月21日,他出席在邵阳举办的关于这篇论文50周年座谈会上说:“这是一篇救了我的论文。”“文革”期间,他因为这篇论文受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即后来的科学技术部)关注,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力保他进行杂交水稻研究。

之后,聂荣臻、华国锋对杂交水稻大力支持,袁隆平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

曾几何时,袁隆平是个只出现在教科书中的名字,但这两年,他却有了“网红”的潜质:逛车展只买国产车,网友们纷纷点赞“仇富不仇袁隆平”;采访时一句“号召愿为科学献身年轻人吃转基因水稻”引发轩然大波,所有人盯着这位大咖表明态度;隆平高科、超级稻、亿万身家,这些关键词让他数度成为舆论中心。

争议从何而来?他艰苦卓绝的研究为曾经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国家的鼎力支持为他带来了盛名,持久不退的盛名便也他带来了争议。

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他说:“我日日下田,而已。”

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

第一次见袁隆平是在今年6月,长沙的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环球人物》记者等在芙蓉区中国杂交水稻博物馆门口,一辆黑色小轿车缓缓驶来。86岁的袁隆平神采奕奕地走来,步伐稳健。他刚做过眼睛手术,特意戴了一副墨镜,见到记者就打趣说道:“像不像个黑老大?”

他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平时在附近县市开会,他从不在外面喝水吃东西,中午一定回长沙吃饭、休息。有客人拜访,秘书帮他安排,说占用多久就只能多久。他秘书的办公室就是个“VIP候车室”,要见他的人都得先在这里等候:有电视台的记者,有科研人员,有谈合作事项的人……在许多人眼里,袁隆平是位“神”。

近年来,袁隆平的听力下降越发明显,虽是老毛病,但也让他有所担忧。80岁后,他越来越注重养生,从前是一天抽一包中华,如今已完全戒掉。他对记者说:“保养身体,是为了每天下田。” 只要在水稻生长期,他必定每天亲自下田观察。

他是亲切的,朴实的一面无人不知。年轻时就不爱打扮,回回相亲都被拒,理由皆是“太不打扮自己了”,他说:“在一起,看的是人又不是衣服。”前几年单位给他配了奥迪车,但他偏喜欢骑电动车上班,说这样环保。他也是“霸道”的,在研究中心事必躬亲,具体到3万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由他签字。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人。

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他说自己如今满脑就是一件事:“90岁以前实现超级稻每公顷18吨产量。”今年是他主持的“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20周年,超级稻第四期已经实现每公顷16吨(每亩1067公斤)的产量,创造了世界水稻产量的纪录。

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

舆论纷乱,袁隆平出面反驳。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现实数据的角度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甚至遭遇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袁隆平了,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隆平高科旗下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经销商到肥料公司,都有赖于“袁隆平”三个字熠熠生辉,全中国数以亿斤计算的杂交稻种都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无法被播种。

他最早明白这个道理是在1992年。那一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袁隆平出生在战乱年代,1930年的北平。“隆”字辈,于是被起名“隆平”。父亲是国民政府铁路局官员,他从小便与父母、兄弟颠沛流离:北平、江西、湖南、重庆。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做老师。他没有政治身份,家庭历史又“成分”不佳,偏居乡下小城,多的是土地,少的是机遇。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袁隆平意识到这是让自己发挥长处的机会,他带领学生科研小组做试验,希望能研究出一种高产的作物。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流行,袁隆平就尝试无性嫁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无性杂交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

1960年全国大饥荒,填肚子只能用双蒸法(米饭蒸两次,看起来更多)。袁隆平曾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见5具饿死的尸体,走出校门就是狼藉一片。湖南农民对他说“施肥不如勤换种”,他就开始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研究育种,最后在茫茫稻田中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杂交水稻研究。

整个60年代,他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海南的烈日、云南的地震,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不断实验,寻找最佳的雄蕊败育野生稻。1970年,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沼泽里发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野稻,40岁的袁隆平惊喜发现这就是他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并为它起名“野败”。

野生败育的稻子成了成功的先锋。“野败”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从此杂交水稻登上了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到今天,那一株幸运之稻,已经演化为覆盖全国农田近60%的后代。

“野败”之后,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在1970年的湖南省农业科技大会上将袁隆平请上主席台,他说:“一些人囿于认识的局限和世俗的眼光,对袁隆平这样一个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及其杂交水稻研究,还抱有种种成见,袁隆平面临着仅仅靠他们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提出在南方13个省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第二年,多事之秋的中国在粮食上却迎来了丰收——这一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跨入80年代,杂交水稻迎来了最辉煌的10年,袁隆平在1981年菲律宾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议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96年,在成功突破“两系法”后,袁隆平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4年后,他的稻种已经能在每亩土地上收获700公斤的粮食,轰动世界。2006年,在袁隆平提出超级稻后的第十年,联合国停止对华的粮食援助,标志着中国26年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

“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科学家、富豪,袁隆平对这些称呼都不太满意,他喜欢说自己是“种田人”。为了那亩田,他其实愿意放弃很多东西。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

他说:“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