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沙场的老兵为何剃度出家？他每天为战友念大悲咒

抗战八年不知有多少人丢了性命，大悲咒能超度，我便为他们每日念49遍。

凌晨4点刚过,天色墨青,通往湖南德山乾明寺的蜿蜒小路上,已经有前来拜祭的香客了。往常这个时候,释来空法师已起床,在寺庙偏殿的佛堂里念着大悲咒。6点做完早课后,他会细步踱到大殿里转悠几圈,然后再去寺庙后的几座山头走走。

这位青衣僧人,当年也是血战沙场的抗日老兵,俗名叫吴淞。记者联系释来空时,他刚被儿子吴晋接到长沙的家中休养。吴晋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逢抗战胜利70周年,老人接受了不少采访。但近来身体不是太好,精神头儿大不如前了。

湖南的冬季最是阴冷,每天都灰蒙蒙的,还有淅淅沥沥下不完的小雨。2015年12月3日,记者见到法师时,他正穿着宽松的棉袄,半躺在轮椅上,脚边还放着一盆炭火。释来空本来眯着眼睡着了,但听到有动静,便睁开了眼,起身要迎记者。家人连忙过去搀扶。他吃力地站起来,和记者握了握手。因为气息不足,他讲话声音很小,语速也很慢。每隔几分钟,他都会停下来问“听明白了没”,记者只要迟疑两秒钟,他便不由分说掏出纸笔,颤颤巍巍地写出来。

1938年,我16岁,在长沙念中学。这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年,日军已攻陷武汉三镇,直逼长沙。国难当头,长沙城里都是《号外》的叫卖声,四处还张贴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的标语。全城百姓同仇敌忾,都在为战事贡献着一己之力——穷苦的人力车夫将一天挣的几个铜板投进募捐箱,太太小姐们也摘下随身戴的首饰,捐了出去。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当兵,我也瞒着家里报了名。这年冬天,我如愿入伍,成了驻防河西岳麓山下税警总团的一名士兵。战事紧急,当兵的第五天,我便随部队赶往贵州。送我走的那天,母亲开始不做声,后来哭成了泪人。

税警总团隶属于财政部,当时团长是孙立人,但军事委员会可以直接指挥。因为在淞沪会战中立了战功,孙立人后来被升为中将,番号也改为财政部盐务总局7师总队。我当时在总队任通讯兵,因为表现不错,后来升了少尉。1942年冬,我被选进黄埔军校学习。第二年毕业的时候,部队已远征缅甸,我回不了原部队,就被调到第九战区,驻守在衡阳。

1943年秋天,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切断通往川黔的陆上交通,出动了9万人进攻常德。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奉命率兵保卫常德。这支有着“虎贲军”之称的队伍与敌人苦战16个昼夜,8000多人最后只剩下300人。当时,日军包围常德,形势危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命令衡山第4军下属3个师增援常德。11月30日,我随部抵达时,常德城里被呛鼻的毒气笼罩着,炮火肆虐。

随即,我所在的第三师便向德山进发。当时,我的任务是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和军粮消耗情况并随时上报,让后勤部队做好补给。但战至最激烈的时候,已不分后勤与前线,我也上了战场。可能因为没什么实战经验,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可听到战友们喊“杀啊,冲啊”,看到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时,我也顾不得多想,就往死里拼了。

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鬼子的战机飞得很低,我们都能看到飞行员的脸。我听到子弹“嗖嗖嗖”飞过耳边,四周都是枪炮声。炮弹袭来的时候,团长张惠民跳到战壕里督战,结果被低空飞行的敌机打得血肉模糊,我亲眼看到他从头到脚都是弹孔,面目全非。团长倒下后,机枪连连长封全善接过枪跳上壕沟,对着敌机一阵狂射,但也被打成了血人,光荣殉国。当时他才22岁,结婚不到一年。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打了整整12个小时。德山被攻克后,一片死寂。我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清理战场时,发现整个营1400人只剩下3人——指导员赵清福、唐振南,还有我。

12月25日,我军收复失守阵地,历时两个月的常德会战结束。战后惨状让人不堪回首,整个常德成了一座血腥恶臭、满目焦土的废城。战死的官兵太多了,我记得从德山孤峰岭到老码头,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满满都是尸体。棺材不够,连级以下的只能就地埋了,很多战友就埋在乾明寺的山下。连级以上的,都用棺材运到了长沙。棺材到码头的那天,我远远就听见一片哭声,战友们的家人、朋友、老百姓都等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常德会战我军牺牲了6万多人,伤亡殆尽。蒋介石听闻沉痛落泪,写下“天地正气”四个字。

常德会战后,我与幸存的战友又参加了衡阳会战和第四次长沙会战。1945年抗战胜利,我被提拔为少校军官。当我带着荣誉归家时,却得知我的孪生哥哥吴赞先被日本鬼子害死了。哥哥本在地方铁路上工作,后来加入抗日武装,在敌占区破坏日军铁路时被捕。他们给哥哥打了细菌针,然后放他回了家。母亲没想到哥哥能活着回来,可没多久他就暴病而亡了。那时,家里只剩下父母和我。国民党退败台湾前夕,有人问我是否愿意随军退守台湾,但按官职我只能带妻儿不能带父母。“我走了,父母怎么办?”后来,我就留在了长沙,解放后找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

我原本想和家人过平静的生活,但不断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也没能幸免。1959年11月,我被判“历史反革命罪”,进了监狱。那时我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却不得已向妻子提出离婚。她本不同意,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才办了离婚手续。

我曾血战沙场,结果却成了罪犯,我想不通。在监狱里,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振作,不能自暴自弃。有一年植树节,我在牢房的路旁种下两棵小树苗。冬去春来,叶子黄了、掉了,又发了新芽,就这样我看着它们长成大树,枝繁叶茂,期盼着出狱回家的那一天。

在服刑期间,因为监狱管理严格,家人来探监的机会并不多。1971年的秋天,我正挑着担子干活,抬头看见了母亲。她走过来,眼睛里噙着泪水。我们面对面坐了半小时,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离开的时候,母亲才说:“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盼着你有一天能回家和我们团圆。”没想到,这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1977年母亲病重,儿女们打电话给监狱,希望我能回家看母亲最后一眼,但监狱没告诉我。直到1982年我刑满出狱,才得知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我这一生有两个遗憾,一是哥哥临死前,我没回家去看他;二是母亲临终时,我在狱中,没能陪在她身边。

出狱后,我在长沙一家企业做临时工,维持生计。当时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和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相比,我幸运多了。抗战八年不知有多少人丢了性命,大悲咒能超度,我便为他们每日念49遍。1995年,我受了五戒。1999年1月14日,观世音菩萨生日这天,我在常德夹山寺正式剃度出家。从此青灯古佛为伴,以度余生。

后来,我得知在战争中受损的德山乾明寺修复好了,就转去那里修行。乾明寺的后山是德山战役的前线阵地,从我屋子的窗户望出去,有一片没有墓碑的无名烈士墓地。修行的日子里,我经常去墓地看看,会会我的老战友。

常德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些年看着这座城市一点一点在变,当年余程万师长带队突围的笔架城已修葺一新,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园里,将士遗骨被堆成一座长55米、宽45米、高0.8米的大方台,铺上青石板,城里还保留了8座当年为守城修建的碉堡。我也永远记得街巷哪个角落躺着尸体,哪寸土地洒着鲜血。湖南有这么一句话:常德德山山有德,德山之魂是埋在山脚下的烈士。

我今年93岁了,老了,没力气了。这几年念大悲咒减少到了每天7遍。去年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右腿骨折,休养了好一阵子才恢复。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着去看看几十年前的老战友。去年夏天,我拖着病恹恹的身子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去看望老战友赵清福。德山一役我们营仅剩下的3人,在美国的唐振南已于2012年去世,现在就只有我和迁居台湾的赵清福了。这么多年没见,再相聚的时候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激动,我们不太聊战争,只是闲话家常,互相问候。赵清福跟我说:“你都坐了23年的牢,还谈战争干什么?”

前几年有一部记录常德会战的电影,叫《喋血孤城》。我去看了,眼泪哗哗不自觉地掉。后来有个来采访的记者告诉我,看这部电影的人不太多,人们好像都不太喜欢这个题材。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记得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