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战争与和平》翻译了6年 他的俄文译作堪称典范

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

2015年10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往草婴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他,草婴情况不太好、正在医院抢救。徐振亚一听,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就去了医院,他在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在草婴的耳边大声说:“草婴先生,我回家了,过几天再来看您。”护工看出草婴细微的反应,告诉了徐振亚,这让他稍微放下心来。此时草婴已经长住医院六七年时间,最近两三年,他几乎完全失去意识,经历过几次病危抢救,最后都化险为夷。“我还以为他能像以前一样挺过这个关口,坚持下去。”徐振亚说。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听到草婴去世的消息,前一天的探望竟成了最后一面。

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出名是在1931年10月,当时他8岁,“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全国上下都在举行抗日募捐,身为爱国医生的父亲给了盛峻峰30银元,让他拿到学校捐献,当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不过20银元,一个小学生竟能捐出这么多钱,在家乡宁波引起轰动,当地报纸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父亲的爱国情怀也在盛峻峰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真正成为“进步青年”是在接触鲁迅的作品之后。1937年,盛峻峰随家人移居上海避难,第二年《鲁迅全集》出版,前10卷是鲁迅本人的创作,后10卷是他的翻译作品,盛峻峰翻来覆去地阅读,认为鲁迅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这让他深受触动。在大量的阅读中,他也感受到“苏联充满光明和希望”,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中国老百姓少一些苦难。”

翻译家草婴在上海家中工作

学习俄语在当时并不容易。盛峻峰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语学习班的小广告,喜出望外地找过去,迎接他的是一名俄国家庭妇女,盛峻峰决定跟随她学习。每小时一块钱的学费在当时非常高昂,然而这位老师对于教授语言却并不在行,除了一本《俄文津梁》的教科书,盛峻峰没有其他任何教材,他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又去买了本日俄词典做辅助,但很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直到1939年他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比盛峻峰年长11岁,曾经在塔斯社担任翻译,他精通俄语,听说盛峻峰在学习俄语,特意通过一名地下党员约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每两三周见面解答疑问。得到良师辅导,盛峻峰更加努力。那几年,他没出去看过一次电影,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学习语言,俄语水平突飞猛进。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塔斯社准备合办一份中文刊物,通过登载苏联的新闻报道来传达“二战”的真实情况。当时上海懂俄语的人不多,姜椿芳于是邀请盛峻峰加入进来。8月22日,中文版的《时代》周刊创刊,由于杂志刊登的都是进步文章,编译者被要求使用笔名,“草婴”这个名字从此诞生。盛峻峰后来曾专门解释说自己是受到了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影响。“草虽然很渺小,但从性格个性来说很坚强,火烧也不怕,风吹也不怕。婴就是小孩,比草还要小的草的婴儿,草的婴儿实际上是一种活法,首先感觉到我自己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从个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能够经受得起各种风浪。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笔名。”

于是,从18岁起,“草婴”便代替“盛峻峰”出现于报章之上,而他对苏联文学翻译的漫漫征程也由此开启。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曾经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主要编辑,在他看来,草婴的翻译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讲的是与法西斯抗争的故事;5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翻译的作品比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是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以后,他选择了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曹元勇说。

实际上,草婴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追求很早就开始了。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让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揭发披露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他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说。而肖洛霍夫的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着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顿河故事》以及《一个人的遭遇》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共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内对“苏俄修正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作为肖洛霍夫作品的中文译者,草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肖洛霍夫被彻底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他的作品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被当成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他和妻子盛天民同时被关押起来,一年后又被送进“五七干校”。在这动荡的10年间,草婴的翻译事业被迫中断,还两次因为意外命悬一线。

“文革”结束后,草婴已经50多岁,他对“文革”不断反思,认为必须呼吁人性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于是将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决定翻译他的全部小说。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以至于草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市领导到草婴家里请他出山担任总编辑。草婴当时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这对他来说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不为所动,全部心力都放在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上。”曹元武说。全部的翻译工作直到1998年才完成,草婴历经20年,翻译了12部小说、400多万字,成为世界上首个凭借一己之力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全部作品从俄语翻译成中文的人。

究竟是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为了名利将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害的垃圾贩卖给读者,这是每一位译者首先要面临的考验。而除了译什么,译者还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译”。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光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他透露过自己翻译时的“工序”:首先是反复阅读原作,使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再动笔翻译,逐字逐句地把原著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这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慎重而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这六道“工序”保证了草婴译著的高质量。他的译作在很多人看来堪称典范、备受推崇,徐振亚说自己把草婴的译文作为范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曹元勇第一次读到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叹为观止。“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半本其他译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没怎么看懂,读研期间又看草婴的译本,感觉完全进入了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故弄玄虚的华丽辞藻。草婴先生不是没有能力让语言典雅高贵,他的译本《当代英雄》就充满了诗意典雅的语言,他只是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将托尔斯泰朴素的现实主义描写准确地传达出来。”这也是草婴的可贵之处,蓝英年评价草婴的译作是“上好的译文”,他说:“翻译者不能有太多自己的特点,只能去真实地捕捉作者的作品风格,所以草婴翻译的《当代英雄》和《复活》的风格不一样,遵循原著作者的风格,这是翻译很重要的原则。”

对于第一次见到草婴时的情景,徐振亚始终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春天,他去苏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草婴当时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脚下是一双棕色皮鞋,打扮得既得体又随意,他的普通话带有宁波口音,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他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然后说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徐振亚对这次见面记忆深刻,他回忆,“在我原来的印象中,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听了他的发言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也是草婴一贯的作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俄文翻译家满涛写给胡风的信。满涛因此成为批斗对象,但草婴认为“满涛是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上海有关报刊要草婴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他一字未动。1957年“反右”时,草婴又被要求写文章批判傅雷,他也拒绝了,因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1976年,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写信给草婴,希望到上海养病。那时候,草婴一家虽然栖身在狭小的处所,但还是盛情邀请姜椿芳前来。他乘坐的轮船定于9月9日下午5点钟到达上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草婴要去码头迎接。但工宣队宣布当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新闻,所有人员必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律不得外出。草婴当时还属于监管对象,不能自由行动,只好设法偷偷溜出了监管地,在开往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了电台广播毛主席去世的噩耗。见到步履蹒跚、一脸病态的姜椿芳,草婴十分心酸,当天晚上特意准备了简单的饭菜为他洗尘,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对朋友有情有义,哪怕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徐振亚对此很感慨。

而这也是草婴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看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相识之后,徐振亚经常去拜访草婴,而草婴对于译界晚辈后学的关心爱护让他非常感怀。他在《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一文中写道:“每次见到先生,他总会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候会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还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那次他送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生怕我搬不动,还特意叫来一辆车,亲自送我回家;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也是他关心和器重的一位晚辈,几年前因患肝硬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款,草婴先生得知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联络上海的几位朋友,为余教授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他自己带头慷慨解囊,同行们也纷纷捐款,帮助这位教授渡过了难关。”

对于社会现实,草婴也非常关心,他在上海第一个倡导成立翻译家协会,呼吁提高翻译家稿酬,尊重翻译家的工作。“上海翻译家协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之前民政部门不批准,认为翻译不能成家,但草婴先生坚持认为文艺翻译应该有这样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争取了很久才通过审批。”徐振亚说。尽管有自己的坚持,但草婴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非常理性,对待问题不偏激,年轻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意见通常比较激烈,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对于过去遭受的苦难也是轻描淡写,从来不会控诉。”曹元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