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舌尖》风靡全国 食物是他的生活轨迹
2015年12月底的北京,寒气逼人。听说有陈晓卿的讲座,北京师范大学一间可容纳几百人的阶梯教室,早已座无虚席。这是陈晓卿宣传新书《至味在人间》的沙龙活动,对谈嘉宾是他的“饭友”小宽。
讲台上,一身黑色衣服包裹下的陈晓卿,总是欲言又止,稍显拘谨。后来,他缓缓道出实情:“给大家传授条经验,千万不要教会爸妈用微信。今天他们看到我的朋友圈到了现场,所以我说话很小心。不过因为父母在,我的一堆坏朋友也没好意思砸场子。”他所言及的“坏朋友”,有主持人陈晓楠、科普作家土摩托、媒体人王小峰,正坐在第一排起哄坏笑。
活动现场,有“粉丝”上来送花,打开来看,是用紫甘蓝等各色蔬菜拼接而成。陈晓卿小心地接过来,“我回家就把它炒了。”自从拍完《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这个名字就跟这部纪录片一起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本低调的他,也被推到了台前,接受广大吃货们的朝拜。
吃大肠不比吃海参得到的快乐少编辑本段
第二次采访时,已过了元旦,地点改到了陈晓卿工作的央视大楼44层,而新书《至味在人间》也已出现在了各大畅销书的排行榜上。有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他影响力还挺大,他笑称,影响力大的不是他,而是吃。
《至味在人间》由陈晓卿10多年来撰写的美食文章集结而成。大多是在各地寻觅美食的扫街经历,他称其为:美食探险。
陈晓卿告诉记者,最开始想把书名定成《最好吃的是人》,原因是“吃什么、在哪吃,远不如和谁吃来得重要,人间至味往往酝酿于人和人之间”,但名字“太惊悚,怕不能过审”。
也是因为对同桌吃饭人的挑剔,陈晓卿在记者采访当天上午刚拒了一个饭局,“他们要求穿有领子的衣服,还不能穿休闲裤。”陈晓卿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圆领毛衣加牛仔裤,“我总不能再回家换去吧,这就不对路,我正好不去。”
在美食文章中,陈晓卿热切地表达对故乡的思恋,“我,一个安徽人,在北京已经居住了28年,但一直找不到味觉上的归属感,每每回想起我老家淮河岸边的菜肴。”《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沈宏非对于陈晓卿故乡情结深有感触,“不论他置身北京还是东京,南京还是望京,你问他美味在何方,他的手指最终总是会像扶乩般自动地指向老家的方向。” 陈晓卿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美食和方言一样,有时候你说话,不小心就会把方言带出来。而方言越难改的人,口味也越难改。”
陈晓卿被称为“地沟油美食家”,也有人曾“教育”他:“你作为美食家,最好表现出专业态度,比如吃海参的和吃大肠的都不是一个阶级的,你老在那讴歌大肠。”陈晓卿的回答也算是奇葩:“我不认为吃大肠得到的快乐比吃海参少。就像我从来不觉得莫言作品里的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比秦可卿在天香楼里的差到哪儿去,如果从性高潮的角度讲,可能高粱地里那个更有生命力。”在和记者聊天时,他又复述了一遍这番话,说完,他依旧是一脸严肃。
这样的例子,他也拿来讽刺那些吹嘘自己品尝过多少美味的人,“就像一个中年人,在酒后跟人吹自己年轻时的性经历一样,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虽然陈晓卿是大众眼中的美食家,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在味觉体验上有天赋,反而认为是跟性格有关。“味觉天赋是特别飘忽的东西。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热爱吃。不信你看看身边爱吃的人,他们一般来说比较温顺,比较和善。”
他会借由饮食习惯“观人”。“我一直隐隐地觉得,素食党一般比较严肃,适合思考人生,探讨人类终极问题。而吃肉党,每天像我一样,傻乐傻乐的。”还会用美食激励人生。“连日加班,身心俱疲,按常理,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床。无数个凌晨,脑力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工作,但一旦想到吃的,体内最后一丝力气却能被唤起。”
手机里存着几千家餐厅的信息编辑本段
陈晓卿经常参与一个“老男人饭局”,一到饭点,他的手机经常会收到一个问号,他回复一个感叹号,那边就回一个地点。每周至少两次,他和朋友们吃着特别低端美味的食物,有事没事凑一块瞎聊,一聊就是好几年。这里面就包括他的新书发布会上坐在第一排的那几位,还有出版人老六、现在已成了资深IT人士的罗永浩等人。
“我们有几个相像的地方,一个是性格都比较温和,就算比较剽悍的人,入了局都变得不浑了。第二个是我们大多是小县城里长大的,都有一个记忆轮廓清晰的故乡,都有一点小小的乡愁。”
说起好吃,陈晓卿毫不讳言,“小时候家里穷,食物匮乏,这是最原始的动力。”1965年出生的他称自己是“饥饿的一代”,“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在吃上我有很强的好奇心”。
正式跟美食结缘是在2002年,当时央视制作了一档节目《味道中国》,导演陈晓卿开始对美食着迷。吃过之后,他还会忍不住要写下来跟朋友分享。2004年起,陈晓卿开始写美食博客“人老猪黄”,“没想到博客一写就是10多年,写东西其实是件又安静又过瘾的事,跟拍片一样”。
很多人都在博客里写吃,陈晓卿是通过吃,写人和记忆。“到现在我去某个饭馆或者吃到某道菜都会想起相关的人。像昨天晚上吃小炒猪肝,就想起了最爱吃这个的陈晓楠,给她发了照片,弄得她很抓狂。”
因为不管是大饭店还是街边小店,陈晓卿都能找到,所以得名“扫街嘴”。朋友吃饭找不到去处,都会问他。陈晓卿的手机里最多时存着北京几千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很多还被他编写成了短信,朋友需要时可以一键发送。
春节会不会成了日历上的一个符号编辑本段
2012年,陈晓卿策划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纪录片收视之最。如今,第三季虽然还在拍摄中,但很多观众早都翘首以待。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私下里和朋友们打趣说,自从拍了《舌尖上的中国》,陈晓卿就变了一个人,每到一个场合,都十分紧张,唯恐别人认出他,更怕没人认出他来;每次大家聚会,他都十分忐忑,唯恐别人提“舌尖”,更担心大伙儿根本不提“舌尖”!陈晓卿闻之,笑言:“胡云,我看得淡。”
早在《舌尖上的中国》之前,这位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导演已经拍了20多年纪录片。他曾是央视最年轻的高级编辑,也是中国纪录片界屈指可数的拿过多项国际大奖的导演之一。他之前拍摄的反映在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生活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反映希望工程的《龙脊》、中国第一部自然类商业纪录片《森林之歌》都大受欢迎;他导演的《见证?影像志》一直是央视的品牌栏目。
1989年,陈晓卿刚到中央电视台时,拍纪录片在电视台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工作,陈晓卿回忆说:“大家就觉得,哦,我们是做家常菜的,您是做海参鲍鱼的。”
2000年以后,纪录片状况开始下滑,播出时间也被调整到零点以后。陈晓卿的儿子陈乐那时甚至没有在电视上看过爸爸的节目,陈晓卿的同事跟他开玩笑:“你爸爸是电视台看大门的。”陈乐对此深信不疑,以至幼儿园的老师满腹狐疑地问陈晓卿:“你这么年轻,不像看大门的啊?”陈晓卿听后只能苦笑。他安慰自己:“我愿意就这么一直寂寞下去。纪录片嘛,本身就是寂寞的。”
《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国内纪录片的辉煌纪录,但依然难掩纪录片整体的落寞。这落寞,也反映在了在院线上映的《舌尖上的新年》的惨淡票房上。陈晓卿其实对此早有心理预期,“片子拍之前我就跟投资商说过,如果想挣钱你肯定想多了,我实际上是做好准备要当先烈的。”其实,他更关注的是片子背后的社会文化演变,“从农业社会到当代社会的变化非常剧烈,我们有必要把它做一个记录。我甚至担心,再过几年,春节会不会成了日历上的一个符号。”
“舞狮子的习俗正在逐步简化;陕北的烧旺火,往年非常壮观,2014年拍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了;香港的团菜,往年都是一个宗族一起吃,很热闹,去年也只剩下一桌了。可能再过两年,很多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轨迹,如果记录下来是非常好的东西。”陈晓卿说,传统春节的意义在于敬天地、礼神明、庆团圆,分别对应的是大自然、鬼神和自己,这都离不开食物,而且好多东西都是先敬鬼神,然后就自己吃了。
“生活之外,是应该有高层次的思考和心灵交流。”他伸手指指央视大楼外,行色匆匆的人们,“你看看附近上班的人,重压之下,就像打游戏剩最后一滴血了一样,形同丧尸,这样的生活状态哪有心思去体会食物背后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