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里“一块屏幕”和被改变的命运

在凉山州冕宁中学2019级高三直播班班主任王学语看来，从2002年凉山州探索直播教育开始，17年来，直播课已经成为一些县城学校的金字招牌，但它并不是解决贫困地区所有教育问题的“万能药”。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教育界，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是著名的教育落后地区。2013年高考，我所在的班级，是全州下辖17个县市里成绩最好的文科班，最终也只有十多个人上了一本线。

2018年12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我忽然想起了高中教室对面，那个总是拉着窗帘上课的网络直播班。

那是比我们低一年级的文科重点班。每堂课上，讲台中央的投影屏幕，同步直播着成都七中的课堂实况和教学PPT。为了投影效果更好，他们班总要关上灯，拉上窗帘。

当时常听网班的学妹说，成都七中的试题太难，熬更守夜都写不完。因为没空洗头，她的刘海总是油得一根一根的。

在凉山州冕宁中学2019级高三直播班班主任王学语看来，从2002年凉山州探索直播教育开始，17年来，直播课已经成为一些县城学校的金字招牌，但它并不是解决贫困地区所有教育问题的“万能药”。

“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直播屏幕是一座沟通优质教育资源的桥梁。”王学语说，“但直播只是一项技术，一块屏幕背后，最重要的是人。”

这个春节，我从州府西昌出发，分别乘车几小时去往冕宁县和盐源县，探寻那里的直播教育。冬日里的大凉山，艳阳高照，一路上弯道盘根错节，山风呼啸，路上时有暗冰，地里的苞谷秆子已是枯黄一片。

大凉山中的冕宁中学，是成都七中第一批5所网校中的一所，2002年，因为得到“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支持，开始尝试免费的直播教育。

从最初到成都开会讨论直播事宜起，要不要上直播课的争议，便一直存在。许多从前在讲台上激情洋溢的老师，忽然觉得自己成了配角，难免心生抵触。

“最终说服大家接受直播的理由是稳定生源。当时我们的学生老往西昌跑，好生源很难留住。”王学语说，他是最早一批带直播班的老师之一，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头几年的实验，确实看出了直播教学的好处。王学语记得，当时的冕宁中学从高一新生中选出两个尖子班，一个直播班，一个对比班，生源水平持平。一两届后，直播班的尖子生们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碾轧性的优势。

王学语说，2007级直播班，学生几乎占满了年级前十名，高考时还出了西昌市第七、八、十五名。而另外的对比班，没人进入西昌市的前二十。

那一年，冕宁中学有几个学生考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四川大学等名校，但他们入学时的中考成绩并不拔尖，西昌的中学，甚至没打电话来“挖”过。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学校对直播班有了很大的信心，质疑的声音消减下去。

2008年，同在大凉山深处的盐源中学也开始了直播教学。副校长林新明说，初衷同样是稳定生源。

如今已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苏青（化名），于2014年进入盐源中学直播班，那时她的中考成绩，在县里排到六七名。

进入直播班后，苏青和同学们不仅要上成都七中的课，还要用成都七中的习题和考卷。第一次考试，16岁的苏青就感受到了与直播屏幕另一端的差距——数学16分，“我考了和我年龄一样的分数”。此外，苏青的其他理科成绩也只有三四十分。

高一时，他们开始做高三的英语阅读题。每次做题，苏青要翻着词典把所有单词查一遍，一对答案，选择题还是全错。

屏幕两端的老师同样存在差距。冕宁中学2013级直播班毕业生王绡（化名），如今在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念研究生。中学时，她最喜欢成都七中的一名数学老师，那是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硕士。他在课上提到的一些前沿理论，王绡在冕宁中学的老师都没听说过。

王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位男神数学老师在画图时，“非常自然地”写下了很多数学概念的英文单词。“屏幕那头七中的学生‘哇’的一声，我们这边也非常惊喜，跟着‘哇’，觉得太厉害了！”

更大的差距来自对高考动向的把握。我读高中时，还是四川省高考自主命题的时代，有任课老师从成都回到凉山，说一些高考不再考的内容，他们都不知道，还在让学生一遍一遍地练习，可“外面的老师”都知道。

西昌市一名考上北大的学生说，高三时，她做过成都七中的模拟题。与凉山州的高考模拟试卷相比，那份试题“更接近高考风格”。

盐源中学的第一届直播班，就出了几个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名校的学生，23人上了一本。而之前的很多年，这个数字都只有10个左右。到了2014年，得益于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高考三大专项计划”，盐源中学的一本上线人数升到了38人；2018年升到了78人。

副校长林新明说，有一年春节，那个考上北师大的学生到西昌探亲，告诉亲友自己是盐源中学毕业的，别人听了直摇头，“说不可能，盐源中学怎么出得了北师大的学生？”

由于直播班的成绩好，越来越多的孩子想要挤进去，凉山各地的高中直播班也越来越多。比如在盐源中学，高一新生的前200名都有机会进入直播班，但林新明说，真正能够适应直播教学的大概只有前60名。

在王学语看来，成都七中教学容量大，特别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那些基础好、能力强的学生，在直播教学中受益匪浅；反之，则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高一刚开学时，许多学生觉得看直播屏幕上课很新奇，“像看电影一样”。但这些“电影”没有美丽精致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枯燥得让人昏昏欲睡。尤其到了夏天，教室里拉着窗帘，光线黯淡，空气闷热，没多久学生们便倒成一片。老师时常要拿着教鞭在教室里巡视，遇见打瞌睡的学生便提醒一下。

下课后，直播班的孩子也要付出更多努力。苏青说，上高中后，她每天都要把当天遇到的数学题研究透彻、把英文单词查清，再预习好明天的功课。高中三年，她每天都在凌晨后才睡。

重压之下，学生们的情绪很容易波动。王学语说，高一时的班会课常会变成诉苦大会，“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哭过”。还有一名学生压力太大要退班，王学语特意打通了成都七中老师的电话，请他帮忙鼓励学生。

冕宁中学的老师梁青成（化名）带过一个直播班，高三毕业时“蒸发”了20人。除了分科时转去文科的几人，剩下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网班教学，中途退出。

直播班的老师们也要适应新的教学方式。用王学语的话说，远程直播教学就像一条学习的高速路，学生是乘客，远端老师才是驾驶员。

比如，有的老师会让学生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下课后把笔记本收上去一一检查，英语连草稿纸都要收；有的老师会将直播改成录播，遇到重点或学生听不懂时就及时暂停，深入讲解。

近几年来，凉山州各中学的直播班中已有不少关闭了直播屏幕，只用成都七中的资料做题。

一位今年带高三直播班的老师说，一次模拟考试后，学生们的物理成绩一塌糊涂，全班62人中40人要求“下网”。学生说，“老师，你还不下网哈，再跟直播就跟‘死’了。”

设立直播班的初衷是稳定生源，但很多老师也受到了影响。林新明介绍，2008年开办直播班时，盐源中学刚引进一批本科毕业的年轻老师。有的老师每天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地研究七中的教学方式，现在他们已成为学校的中流砥柱。

不过，基层中学依旧很难阻挡超级中学的“虹吸作用”。在所有学校中，成都七中这样的超级中学无疑站在了金字塔尖。

前几年，一名县城中学直播班的老师负责应届生招生。听说附近乡镇的学校里有个学生“很有灵气”，校长都亲自开车去学生家里游说。这位老师说，那个学生瘦瘦小小的，“像个还在滚铁环的娃娃”。这个娃娃最终去了州府西昌的一所重点中学，并在高考时成了全校的理科状元。

身为一名父亲，梁青成认为可以理解生源流失的现象。“如果是我的娃娃，能读成都七中，那绝对不读西昌一中。能读西昌一中，那肯定不读普通高中。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播班通过那块屏幕、那些习题，让留下来的学生可以触摸到省会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除了直播课程，近年来，教育部针对全国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高考三大专项计划”，也让更多寒门学子有了就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据澎湃新闻报道，2018年该计划共录取学生10.38万人。盐源中学一位直播班毕业生告诉我，他能最终考上名校，便是得益于“国家专项计划”。

2月2日下午，因为我的采访，盐源中学2014级的4名毕业生回到了从前的教室。教室后面的一面“心愿墙”上，学生们用五颜六色的贴纸，书写着自己的朴素愿望。他们有的想当外科医生，有的想去北京，有的想要考上理想的大学。

一名毕业生看着这些贴纸喃喃自语：“从前我在这里写着，我想考600分，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