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走出一条学者型编辑之路
傅璇琮
“为浙东学术嫡脉贯通唐宋迈越乾嘉吏部文章高北斗；是中华古籍功臣领袖群英提撕后进神州风雪暗奎光”，2016年1月27日清晨，中华书局全体员工赠献的一副素白挽联，垂悬在八宝山殡仪馆梅厅入口的楹柱上，刀削斧砍的字体，一如他们痛失慈父的心情。
再往里走，近百副挽联挤满了整个外厅。“同窗同事从来同道称畏友；斯人斯疾请以斯言问老天”，这是老友程毅中的悲恸；“高言高功高德高人秀于林；妙思妙文妙作妙手出仁心”，这是来自杭州的龚延明的哀思；“聚天下英才，汲引提携，先生卓识空冀北；导儒林正脉，笔削编纂，后学楷模瞻浙东”“筹划指麾，瞻大纛高牙，识雄师之所在；征文考献，味遗编音旨，悲仪范之遽遥”，这是莫砺锋、程章灿两位后学对前辈道德文章的高度赞扬。
傅璇琮大半生都在中华书局做编辑，作为曾经的中华书局总经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把傅璇琮视为自己出版事业的引路人。李岩说，他读研究生时就读过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等几部名著，“1987年毕业后，我到中华书局工作，傅先生那时是书局的总编辑，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傅先生精深的学识。在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等前辈的影响下，我们那一代的中华书局青年编辑，都立志于做学者型编辑。”
傅璇琮不大同意编辑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说法，他用自己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给青年编辑们指出了一条可以遵循的学者型编辑之路。李岩认为：“在新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像傅先生这样的学者型编辑。青年编辑要有一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沉潜下来，研究学问，与学者做朋友，编辑出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出版物。”
可以为编辑，则可以为学者；可以为学者，则可以为师。除了手把手带领年轻编辑成长，傅璇琮晚年还重返母校清华大学，直接与学生们教学相长。在告别仪式上，30多位清华大学的师生、校友一道“最后送一送先生”。中文系博士生孙羽津回忆起几年前傅璇琮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那门课时的盛况：除了文史哲三个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乃至从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孙羽津感叹道：“旧日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有着‘教授之教授’的美称。前几年，在傅先生的课堂上，仿佛再现了那一幕，想来着实感人啊！”
“傅先生是院系调整前清华的最后一批文科生，对清华学派有着亲切的体认。他全面继承了老清华的学术传统，同时发展了老清华的学术传统，成为20世纪后半期文史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孙羽津说，傅璇琮晚年任教母校，亲自指导博士生，亲自为研究生授课，将其数十年来的治学心得倾囊相授，这对于清华人文学术传统的赓扬，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做起学者来像学者，做起老师来像老师，但不论身份地位如何变化，傅璇琮对后辈学人的热诚与提携从没变过。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记得，1991年，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傅璇琮作为答辩委员，对他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的鼓励和肯定。此后，詹福瑞门下的几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傅璇琮都是当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傅先生不轻易批评学生，总是真心鼓励，但又严肃认真指出问题所在，决不敷衍，因此获得后辈学者的敬重。傅先生对古代文学的贡献，不仅仅在唐代文学研究，更在于对青年学者的培养”。
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徐梓的心中，傅璇琮同样是一位蔼然长者的形象，“我和傅先生结识在宁波召开的一个《三字经》研讨会上，傅先生对我‘大胆’的发言不以为忤，反而对我这位年轻学者予以鼓励。后来我请傅先生为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普及项目担任顾问，傅先生欣然接受，郑重其事并特别认真”。徐梓认为，傅璇琮是一位情系文化普及工作，并能眼光向下的真正大家。
还有一些通过学术著作而“私淑”傅璇琮的后辈学人，更关注到了傅璇琮在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之外的东西。与傅璇琮并没有直接接触过的青年学者谢琰更习惯于从文化传承和研究范式的角度去仰视傅先生，“傅先生用丰富而温厚的学术实践来探索文化传承的新可能，并且不断创造各种研究范式”。谢琰仰望着梅厅入口的那副挽联，沉思了许久说：“质朴而博大，这是傅先生的质地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