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心怀天下的战略科学家

记得牛文元先生曾对我讲，做科学研究就是要能够写出自己的专著，尤其是写出“大部头”的专著，形成更加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牛文元（1939年11月—2016年9月），河南焦作人，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建制化进程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从事研究工作50年，治学严谨，著述颇丰，2001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03年起被聘为国务院参事（聘期至2014年年底），曾任中国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名誉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发展》杂志编委会主任等职。

我于1989年年初与牛文元先生相识，至今已二十七年有余。近日惊闻牛文元先生病逝，倍感悲痛。在我看来，牛文元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的一生是不断求知、追求真理的一生，更是不断贡献知识、为民为国的一生。

牛文元先生从早年的农村孩童一步步成长为大学生、研究生，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和严格科学训练，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他先成为理论地理学家，为中国理论地理作出了贡献，又成为有中国情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创者，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战略、政策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生命的最后路段，他还成为有世界情怀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创新者，代表中国科学界为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贡献了“中国智慧”。

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他，钦佩他，特撰写此文悼念。

1989年年初，我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从事国情研究，牛文元先生正承担“中国生态环境预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年8月，他与我、王毅代表课题组，共同执笔完成《生态赤字：21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这是我与牛文元先生最早的合作成果。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对当时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给出了基本评价，即：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据此，我们在报告中向中国社会发出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警告，如果不立即采取重大的以至严厉的可操作性措施，逐步缓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那么不断增大的“生态赤字”将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背上日益沉重的包袱，成为影响中华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危机。

我们还在报告中提出了基于“自然—经济—社会”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建议选择“节约资源、适度消费、注重内涵开发、实施总体调控、大力保护环境、贯彻生态建设”的总方针。

这份报告作为我们第一次对中国生态环境作出总体评价和趋势性分析的重要成果，引起当时担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写下了令人感慨的批示。而后，新华社记者卓培荣、李希光又对该报告作了中英文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这次与牛文元先生的合作，既高效又愉快，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所谓高效，是指我们在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形成了一份高质量的国情国策咨询报告；所谓愉快，是指我们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不断交流、相互讨论，反复修改报告稿，十分享受这样一个学习知识、分享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过程。

由于这一课题的难度相当高，不仅需要许多综合性的知识，还需要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和眼光，而牛文元先生和我们一道，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跨学科、综合性、高难度的生态环境国情研究课题。我那时就认为，牛文元先生不只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心怀天下、拥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学家。

记得牛文元先生曾对我讲，做科学研究就是要能够写出自己的专著，尤其是写出“大部头”的专著，形成更加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正是这种持续创新的强烈自觉性，使得牛文元先生得以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在现代地理学、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中都著作颇丰，作出先导性和创造性的知识贡献。

1989年，牛文元先生出版了我国关于资源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即《自然资源开发原理》。

1992年，牛文元先生又出版了《理论地理学》一书，将数学应用到地理学中，力图完成理论地理学从追随型向创造型的过渡，有力推动了中国地理学从描述为主到解析为主的转变。

1994年，牛文元先生正式出版了《持续发展导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专著。在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理论方面，是有独创性的，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以综合、协同的观点，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可持续发展科学系统学的代表之作。此外，他全面阐述了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的《绿色战略》一书也于当年面世。

1998年，牛文元先生又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系统解析》一书，首次提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即对应于“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生态学方向”之外的“系统学方向”。

1999年，牛文元作为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首席专家，主编了《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这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第一部系列年度报告，而且在世界上独创了系统学研究方向，明确提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贯穿于整个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核心主线，首次获得了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定量总体评价和分类排序。

从1999年至2014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作为中国科学院面向决策层和社会公众的“科学与社会”三大系列年度报告之一，每年出版一卷并持续至今，已先后出版了十六部。这是真正的“大部头”著作，也是牛文元先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贡献的扛鼎之作，已经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牛文元先生持续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继《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之后，2000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一书，将系统学研究应用于世界现代化研究当中，构建了现代化研究的总体框架，揭示了现代化进程的三大本质要点，提出辨识现代化方向和速度的三大宏观判据，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二元特征，制订了衡量中国现代化状况的“八大水平指数”；从2003年到2005年短短三年间，又连续出版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2003—2004）及（2004—2005）年卷，勾勒中国城市化发展之路。

2007年，牛文元又一部极具分量的著作《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20卷本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科技界第一部可持续发展大型学术文献，堪称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战略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百科全书”，并荣获中国政府图书奖。

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学者的学术创新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学者写几本书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持续研究、持续创新，不断有新的著述问世，又被后来的实践所应验、所证明。牛文元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家、学者、思想者。他用数十部心血之作为世人留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白纸黑字，也为中国科学界、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持续创新、不断突破自己的榜样。

2015年8月11日，牛文元先生来信邀请我参加《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新闻发布会，并作为专家学者代表作即席发言。我欣然接受了邀请。8月26日，我在中国科学院科技管理政策研究所，出席了这一新闻发布会。《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是全球首部关于“后发展议程”的专业研究报告，它系统地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前沿及中国学派的观点，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可持续发展报告。会上，牛文元先生对报告作了介绍。他满怀自信地讲道：

“我们特意将研究视域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展示我们的学力与水平，彰显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论担当。我们在长期研究中强烈意识到：中国智库必须有学术自信，要走出去，要‘睁眼看世界’，要敢于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对世界作出独立的评价。”

接着，我对报告和研究工作做了评论。在发言中，我首先祝贺牛文元先生和他率领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率先在中国关于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正式出版非常专业的、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也代表了牛文元先生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升至“3.0版本”，而在此之前写成的《持续发展导论》（1994）和《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分别代表了“1.0版本”和“2.0版本”。

我还谈到，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不少，但是心怀天下、研究世界的并不多，牛文元先生的这部报告作为中国第一份针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科学与行动的专业性报告，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学者关于世界问题的观察和讨论，并且所关注的是世界发展中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这就是牛文元先生留给世人的最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我有幸出席了这份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学习分享他的知识、思想和智慧。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牛文元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之后竟是永别！

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如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两手空空。因人生的追求和创造而不同，能为世界留下些什么？是知识，是思想，是文字。

牛文元先生离开了我们，留下了数十部心血之作。当我们翻开这些著作，阅读其间的白纸黑字，总能立刻回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数十年来，人类的持续发展之路蜿蜒向前，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人类并不感到恐惧和孤独。因为陪伴我们的，有许许多多像牛文元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智者、思想者，他们为我们点亮知识之光、智慧之光、思想之光，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诚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引用司马迁之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对我们活着的人更是意味深长，传递了极其宝贵的人生观。

谨以此文纪念牛文元先生！